阿图医生的三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位医生，更是一位作家。

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病患安全挑战项目负责人，克林顿、奥巴马两届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医改顾问；《纽约客》杂志医学专栏作家、美国麦克阿瑟奖获得者、2003年美国最佳短篇奖得主、2002及2009年美国最佳科学短篇奖得主，《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这个人是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葛文德以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深入的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衰老与死亡这一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下面是我阅读过程中很受启发的三个内容。

1、一个癌症病人末期的故事

60多岁的约瑟夫·拉扎罗夫患上了前列腺癌，并且是晚期，已经无法治愈。

神经外科医生给了他两个选项：一是安宁缓和医疗；二是实施手术，切除脊椎处生长的肿瘤包块。但是手术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更谈不上使他恢复过去的生活。无论做什么，他都最多只能有几个月的存活机会，而且，手术本身也有危险，术后发生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相当高。

病人自己主动选择了手术治疗：

“别放弃我，”他说，“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尝试。”他签完字后，我出了病房。他儿子跟出来，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的母亲死在监护室里，死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当时，他父亲曾经说过，他绝不想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时至今日，他却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可见一个理智的人在死亡降临的时候还是无法舍弃求生的欲望。

作为一名医生，葛文德觉得病人的选择很糟糕，直到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他的选择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手术有那么多风险，而是因为，手术根本不可能给予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排便节制能力、体力，以及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冒着经受漫长而可怕的死亡的风险（这正是他最后的结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幻想。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他的手术很成功。经过八个半小时的努力，手术团队切除了侵蚀他脊椎的肿块，用丙烯酸黏合剂重建了椎体。手术解除了脊椎的压力，但是他一直没能从手术中恢复过来。

他住在监护室，并发了呼吸衰竭、系统性感染，卧床不动又导致了血栓，然后，又因治疗血栓的血液稀释剂而引起了内出血。病情每天都在恶化，最后终于不得不承认他在向死亡的深渊坠落。第十四天，他的儿子告诉医疗组，我们应该停止“治疗” 了。

事实上，作为医生，与病人一样也在追求一种幻想：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手术治疗来让患者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医生们深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却没有人去诚实的讨论病人的选择，而让其接受更大的折磨。

2、两种生命的轨迹

在以前，死亡还是稀松平常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不管你是5岁还是50岁，每一天都是在碰运气。如果你勾画一个当时典型的个人健康发展过程，那么其曲线图看起来是这样的：

而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轨迹。对于很多的慢性病的治疗不仅仅是延迟下滑的时刻，而且延长下滑的过程，使生命衰竭的曲线看起来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下山的缓坡：

下山的路上会出现令人眩晕的陡坡深谷，但是也有延展的坦途：我们没法避开伤害，但是我们可以阻止死亡。

然而，医学的进步使许多人经历的轨迹并不遵循这两种模式。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会活足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直至老年。生命衰亡的过程变成一条长长的、缓缓的曲线：

我们经历了生命过程的生物学转换，也经历了如何认识这一过程的文化转换。

3、三种医患关系

“家长型”：医生是医学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医生认为对他最好的治疗，医生有知识和经验，负责作出关键的抉择，病人是医生决定的被动接受者；

“资讯型”：医生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来裁决。医生是技术专家，病人是消费者。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作出决定；但病人常常很茫然，很难作出正确的决定；

“解释型”：医生和病人共同做治疗决定，为此，医生要充分了解病人的治疗目标、生命愿望，然后努力帮助病人实现。

三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对时常出现医患纠纷的中国来说应该有所启发与改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