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俱宜

从常识看来，玉与石的贵贱判然有别。志存高远之人，所追求的自然是高洁无暇的玉；然而却不会料到，他们毕生珍视的成果，很可能会被无情岁月的风雨洗刷为一堆顽石。致力于伟业者，至死也未必悟到：人类文明终究是由普通石料建造的！那么，他们当初的选择，究竟是玉还是石呢？或许是玉石俱宜吧。

玉的光彩

含着“通灵宝玉”降世的贾宝玉，岂止是贾府的宠儿，也是曹雪芹的宠儿，更是无数痴迷男女的偶像。玉的光彩，让其通体透亮，熠熠生辉。然而，贾宝玉不过是一个文学人物而已。现实世界中，也有一些人似乎被赋予了美玉般的天生秀质。他们真的光彩照人吗？

现在就来欣赏一些似乎堪比美玉的古今人物。

宋玉 不要以为此人名字带玉，就天生洁净如玉了。不过，宋玉（前298—前222）确非等闲之人。他祖上乃宋国贵族，本人生于楚国，关于他的“美男子”传说难以考证，就不去说它。

于史有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他是继屈原之后的著名辞赋家，其成就如何，就只能由其作品《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等来说话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李白的如下说辞可见一斑：“屈宋长逝，无堪与言”。至少，宋玉为后世贡献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曲高和寡”等普遍使用的成语，这不仅挪近了他与今人的距离，而且也使他自己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卧龙雏凤 读过《三国》的都知道此即诸葛亮与庞统。只是史志与演义混杂，二人的真实事迹已难裁定。不过此处意在故事的启迪，并不深究细节。无论才智、德行、气质与形象，卧龙都几乎是白璧无瑕。如果要举一个古代人物比拟美玉，似乎非卧龙莫属。至于雏凤，就有点难下断语了。首先，雏凤一生功业远不及卧龙；加之其不幸早殁，没有来得及充分焕发其光彩。其次，他的某些事迹使其才德均有所失色；至少，他在征蜀途中取败身亡，肯定不能证明其才能盖世。不过，雏凤既然早年就与卧龙齐名，在荊襄之地广有影响，岂是一块顽石？这样一来，雏凤是否堪比美玉，就只好存疑了。

王安石苏轼 王安石（1021—1086）与苏轼（1037—1101）有缘同代，却无缘投合，于此两人、于历史都是一种遗憾。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才情文采名传古今，就不多说了。在抱负、眼光、气魄、建树上，苏轼自然不及王安石。但若就文名与形象而言，则苏轼似乎更胜一筹。不仅从北宋时代的众多士人看来，就是从其后近一千年间的读书人看来，苏轼都是更令人喜爱的光彩夺目的人物。如果你不以为然，不妨去重读一下脍炙人口的《赤壁赋》、《赤壁怀古》、《留侯论》等等诗文，看看自己能否无动于衷。况且苏家父子一门三杰，同朝为官，这种门第与家传，也被人仰慕不已。苏轼的精彩人生，即使最平常的故事，都成了后世的传奇。但偏偏这样一个人物，却因卷入与变法派的党争而诉讼不断，几经沉浮。偏爱政治的人更可能将“保守派”的帽子安置在苏轼头上，那么还能将他拟于美玉吗？

至于王安石，尽管有“古代最伟大改革家”的头衔，但在大多数读书人眼中，其形象似乎唯欠亮色。且不说党争中的是是非非，就凭他那骇人听闻的不修边幅、位居宰相而不能与同僚和衷共济、追随者中多有宵小之徒、告老还乡之际背负天下骂名，就不能说他有世事洞明的智慧了。如果要在王、苏二人中择定一人拟之于玉，那么你宁可取王还是苏？这恐怕是一件古今难决的事情。

彭德怀粟裕 这一对武人显然与前述的人物大异其趣，但同样有“玉石之喻”的难题。彭德怀（1898—1974）更被人熟知；自从庐山会议之后，他那铁面海瑞甚至民族英雄的形象，就已定格于人们心中，再不可能动摇。但这并非就是美玉的形象。彭受教育不多，基本上是一个粗人，凭其自觉与真诚行事，固然留下浓墨重彩之笔，也留下不少败笔。幸而老彭良知不灭，临终之际特别交代彭家后人：代他向粟裕（1907—1984）等人致歉。原来，1958年毛立意整治军中殊勋刘伯承、粟裕等人，命邓小平、彭德怀具体主其事。这就使彭这个被整最惨者留下了一次整人的记录。与彭不同，粟裕并无明显的整人记录；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是非，那么粟裕的一生形象更显完美，尽管他没有彭老总那种为民请命的英雄壮举。这样一来，就留下一个难题：彭粟二人之中，谁更具有玉的光彩呢？

石的平淡

我不知道，古代中国是否也有“自然哲学”这种洋味十足的玩意儿。如果有，肯定是大而化之，不求甚解。因为据说，唯有如此才足以体现“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从而能傲视西哲那种似乎碎片化的分析思维。据此，仅仅用“金木水火土”就足以囊括宇宙，根本用不着西方人发现的那百余种元素。只是这样一来，美玉与顽石就只能归于一类，而且唯一可选择的归宿，看来就只有“土”了。可是，再浅陋之人也明白，玉石都与任人践踏的土相去甚远。

但为了不违背古圣遗教，我们还是认定玉石皆如尘土好了。只是这样一来，比拟于石的人物，就如尘土般黯淡无光了。但低贱至此的人，也能留名于史籍吗？好歹搜罗几人出来看个究竟。

吕蒙 这个砍下“三国”头号英雄关羽脑袋的人，会是一块平凡的石头吗？至少，他在早年并不被看作一块美玉。吕蒙（179—220）出身贫贱，少时随姐夫从军，逐渐成长为孙权营中一员猛将。然而，此时的吕蒙亦不过是凭力使气之辈，谈不上多少才识与谋略，未必比一块顽石强多少，岂能担大将之任？孙权力劝他“折节读书”，以增广才识。读书果然有“雕琢之功”，致使见到吕蒙的鲁肃惊呼他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三国志》认为吕蒙“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直说出了顽石变美玉的奇迹。

赵匡胤 就是那个依“黄袍加身”之计夺得帝位，又用“杯酒释兵权”独揽军权的武夫。素来认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也能谈及玉石之喻吗？今天所能确切知道的是，赵匡胤早年生计艰难，无财无业，投身军旅，起初不过是粗鲁武夫一个。但赵匡胤并不甘为顽石一块，远在其尚未发迹、身为流浪汉之时，就一心向学，终日手不释卷，这还不是一个准备当皇帝的架势？只是这样一来，对于赵匡胤是玉还是石，反而难作定论了。

左宗棠 晚清几乎是湖南人的舞台，通常认为这源于“中兴第一功臣”曾国藩。其实，还有另一个人亦不可小看，他就是左宗棠（1812—1885）。仅比曾国藩小一岁的左宗棠自视甚高，抱负非凡，满腹经纶，尤精地理，仿佛早就准备好行兵布阵，报效国家。但他一起步就比曾国藩差了一大截：曾国藩早就是进士、兵部侍郎，而左宗棠仅仅是一个举人，老大无成。无论他后来如何功勋卓著、地位显赫，在咸丰年间，人们没法不依寻常的标准来看待左宗棠，他不可能被视为一块美玉，不过是一块普通石头而已，而且是一块顽石：脾性乖张、难以与人相处。当时谁会想到，正是这块顽石竟然立下不世之功，几乎可与曾国藩比肩而立呢？

袁世凯 无论对袁世凯（1859—1916）是褒是贬，似乎没有人会低估他，最坏的评价无非就是一个“大枭雄”罢了。“枭雄”而且“大”，等闲之辈岂能当得？就说他不过是一块石头，那肯定也是一块硕大无比的石头。人们未加注意的是，袁世凯这块石头真还有点粗劣。他出生于河南一大家族，6岁开始随塾师学习经书，准备猎取功名。但就是成不了气候，屡试屡败，竟连一个举人也未到手。读书不成，就潜心学武，闯荡四方；纨绔之气，终身不除。20岁时最后一次参加乡试，名落孙山之后，忿然将诗文付诸一炬，以“大丈夫当效命疆场，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慰。幸而有这一连串失败，促成了他决心向军界发展，成就了这个乱世正好需要的大枭雄。就算他不过是一块石头，也实在不平凡啊。

玉石俱宜

为了多少显示玉的光彩与石的平淡，我们刻意选择了两列颇异其趣的人物。但这一做法看来并不成功。主要的是，从这些人的发展、归宿与历史地位来看，我们无从判定，哪一系列的人物更加卓越、更富光彩。或者毋宁说，总体来看，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当世俊杰，完全谈不上平淡，甚至不妨说是美玉之材；另一方面，似乎又都欠缺光彩、近于俗人、缺陷累累。这样一来，岂不终究是顽石一堆？

这就陷入了一个两难之局：美玉乎？顽石乎？

实际上，这不过是作梗自缚而已。我们的先人发明了一套系统的两分法，使世事黑白两造善恶分明。两分法用于人事，尤其给人世彻底确立了秩序。于是，势同水火的两个阵营判若曹刘：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佞；英雄与俗物；美材与蠢驴……。然而，这种纯粹的划分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并不能行之于现实世界。

不妨从古今人物中任取一人，看看如何决定其归属。例如，似乎最无争议的杰出人物孙中山，他肯定是君子了，但其剪除竞争对手的手法则颇类小人；他当然是革命忠良，但其耽于内斗时的翻云覆雨则不输奸佞；他无疑是大英雄，但其直言“平生最爱美女与……”则无异俗物；他是现代中国难得的英才，但辛亥之后的一段时间，竟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又显得有几分愚孥……。你如何去确定这位绝世伟人的身份呢？至于其他次等的人物就更不必说了。

就算“两分”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且在用人之际严格挑选君子、忠良、英雄、美材……，你怎么能保证时间——它肯定是宇宙间最大的破坏者——不会改变既定的一切？

领衔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当然是君子，但那个醉心花柳、唯务虚荣的晚年康有为则更像小人；“慷慨歌燕市”的汪精卫岂不算忠良，但南京伪政府中的那个汪精卫是铁定的奸佞；那个在山西组织新军的薄一波好歹还算条好汉，但后来那个专务拨弄是非、陷害忠良的薄一波，已成了俗物；郭沫若曾経被公认为世之美材，但文革派大厦将倾的1975年仍然写诗吹捧江青的郭沫若，就只能算蠢驴了。有些事情也不妨倒过来。例如，1957年的周扬，不过是一个专打棍子的小人，而1980年代的周扬就颇有君子之风。美玉变为顽石、顽石变成美玉这种事情，古往今来多不胜数，岂能一个死心眼看人？

或许更重要的是，世无全才，个人的擅长通常不过是某一方面而已，“玉”与“石”集于一身乃是常态。例如，几乎被誉为圣人的鲁迅，其实就是一个很分裂的人：公务活动中他不失为君子，而在私生活上则似乎未脱小人气；在主持正义、鞭挞黑暗方面，他不失英雄气概，而在与书商讨价还价方面，也未免为俗物……。如果坚持求全，你到哪里去寻找无懈可击之人？

如此不惜笔墨，反复申论，其实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关键在于，这一套话语不过是传统观念范围内的一种黑白之辩，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来，其价值十分有限。文明时代肯定人才辈出，但社会进步并不依赖于刻意的人才选择。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杰出人物也只能凭自身奋斗脱颖而出，无论制度与权力，都不过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而已。

现代文明社会需要的是制度保障，需要的是平等机会，并不需要什么伯乐与千里马。社会的普遍平等将使玉石之分失去意义。如果一定要说人群依然有玉石之分，那么新的格言将是：

玉石俱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