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圣人

中国人在圣人的光环下，已生活两千多年了，岂能说没有圣人？清末那个显赫一时的维新人物康有为，还自称为康圣人呢！圣人应该多得很吧。那么，史实能支持这一结论吗？

史不掩瑕

人们爱读史，我猜度主要是为那些流芳百世的历史人物所吸引。

萧何出身文吏，虽无夺关斩将之功，但自始作为刘邦的内务总管，值天下草创，居丞相之位，充百官之长，功莫大焉。

萧何思虑细密，行事谨慎，德修淳厚，上下照应，百无一漏，迹近圣人。但至晚年，渐形倦怠，广置产业，深居府邸，颐享天年。虽不致动摇一生功业之根基，毕竟上下皆有微词，形象已不复完美。

虽然太史公将萧何晚年的表现，归因于听信谋士的自污之举，用以消除刘邦的猜忌，但两千年之前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呢？

诸葛亮一生文武兼备，德追古圣，堪称百世楷模，至今被供在庙中。他在后世人中的口碑与知名度，甚至不逊孔孟。如果史有圣人，似非诸葛亮莫属。即便如此，史书对于诸葛亮也并不稍事包涵，薄弱处施以曲笔。

诸葛亮自认负托孤之重，一揽朝政，事无巨细，悉从己意，岂能一无疏漏？诸葛亮才智过人，刚直自负，任人处事，率依法度，不假辞色，峻刻少恩。满朝文武，毕竟克己奉公者少，求功务名者多，岂能没有怨望？诸葛用人，素称野无遗才，但亦难免失察，马谡、魏延之事，就难说没有亲疏之别；诸葛亮身后可托大事者，不过姜维、费祎、董允等区区数人，未必可全怪蜀中无才。这些疵瑕，纵然难掩其一生功业，但一旦论及圣人头衔，就未可全然忽略不计了。

有唐一代，素称盛世，人才之众，史无前例。魏征一介谏官，若论文韬武略，未必能居上乘。但其不计得失，秉公论事，犯颜直谏，则史上无匹。如果要评一个良臣，自古至今，魏征都应是第一人选。

像魏征这样竭诚用事、了无私虑的人，无论哪朝哪代，王朝民国，都是百难获一之才，如今更已绝迹。然而，魏征身后竟被指控虚荣揽名，弄巧欺主，以致被掘墓抛尸，毁誉败名。种种谤议，虚虚实实，莫辨真假。不管怎么说，后世人要认魏征为圣人，已没那么理直气壮了。

孔圣人生前并不显赫，死后尊荣逐代攀升：由师而侯而公而王，最后一个头衔是文宣王，只差没有称帝了。

孔圣人之步步荣升，当然主要有赖于历代帝王的造神，但宋代大儒朱熹亦功不可没。固然自汉武独尊儒术之后，孔圣人一直居文人之首，但六朝及隋唐时代，儒释道三家并行，孔圣人的独尊地位并不稳固。只是到了宋代，儒家才获得其绝对统治地位，而其所以至此，论首功当推朱熹。

朱氏与其同道所创“理学”，虽自称乃得孔子真传，实际上另成体系，与传统儒学已有很大不同。朱熹既有拥戴孔圣人之德，又有创新学之功，至少该在孔庙中占一席之地，而且其位置就该紧挨孔圣人之后。

可惜，史官不饶人，直揭他晚年劣迹，而且其情状颇不雅：史称朱氏仗其官势强占他人财产婢女，以致对簿公堂，自毁令誉。朱熹还能进入圣人之列吗？至于朱熹所力挺的孔圣人本身，古今文献都有所论列，毁誉互见，并不避讳，就且不去说他了吧。

好歹有一个较完整的孔圣人形象留于心中，毕竟是国人之幸。

本文开头已提到的康圣人，也未必全是浪得虚名。康有为终身以革新孔教为志，著书立说，巡学海内，天下影从，弟子遍宇内，俨然一代宗师。论其道德文章，应不在朱熹之下。

可惜，他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有拥立新圣的气氛。其时西学东渐，风气渐开，眼看华夏之外，另有天地。最有眼光的士人，转向新学，革新孔教之呼吁，再难得有人响应。一度名满天下的康圣人，也就风光不再了。

而且，戊戌之变后，康梁流亡海外，活动舞台大受限制。再者，康有为以匡济天下为己任，并不在意区区小节，为人处事，颇多瑕疵。康有为本来就有恋名之癖，晚年尤重虚名。辛亥之后，康氏已是失意之人，仍然不忘在名片上注明“名播五大洲，游览三十余国”，其务拔天下头筹之心，全无收敛。

他本已妻妾成群，以耄耋之年，竟一时兴起，在西湖泛舟时纳妙龄船女为妾，如此荒诞，为人所不齿。康自毁形象，一至于此，就更与圣人无缘了。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光复中华，实现共和，几乎达到目标，至今被尊为国父。孙中山志存高远，光明磊落，奔波一生，海内归心。对于中国现代政界人物，人们的评价分歧严重；如果终究还有一人能为各方所接受，那么这个人就只能是孙中山！

对于民国的建立，孙中山无疑拥有首功。但在1912年，他为践行南北和议，达成统一，毅然辞去总统之职。功成而不居，孙中山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人，堪与华盛顿比肩。这一切，使孙中山在近代中国人心中，具有近于圣人的形象。对于灾难深重、现状不堪的中国人来说，毕竟有这么一个能与凯末尔、甘地、曼德拉等近现代世界伟人并立的人，无疑是一种幸运。

然而，随着现代条件下不断扩大的资讯开放，围绕孙中山的神话也在逐渐褪色。今天我们知道，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孙中山不仅举措失当，而且意气用事，以致酿成恶果，遗祸后世；我们也知道，广州军政府与陈炯明之间的内战，孙中山并非全无责任；此外也看到孙对于女色的高度随意，遍播龙种，他自己就坦承平生有两大爱好：革命与女人！

凡此种种，都不是人们所愿期待于一个圣人的。但这已是不依人们意愿改变的历史，即使是国父，岂能防人之口？

岂必看透？

萧何、诸葛亮、魏征、朱熹、康有为、孙中山，不都是史家用浓墨重彩褒奖过的杰出人物吗？他们都几乎成了圣人啊。然而，他们终究都未完全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瑕疵，或生前即被非议，或死后背了骂名，其所物议，纵然虚虚实实，毕竟不易洗脱，以致英名有亏。

那么，在上述诸君之外，是否更有贤者，竟全无短处，究是完人？不必幻想了吧，举出的这些人已算是人中俊杰了，尚且如此，岂望他哉！如果坚信有圣人在，不妨举出来让人们看看！

如此看来，只得承认史无圣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凡人总不免有疵瑕。究竟是上帝造物的艺术未达极致，还是人类自己不争气，那就不必去深究了。

那么史家的责任呢？史家给我们绘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难道他就不能略示宽容，清除掉某个耀眼光环上的小小黑点吗？

孙中山的形象已经光彩照人了，他在流亡海外期间的那点风流事儿，能算个啥，就一定得载入丹青？朱熹不是得了孔圣人的真传吗？岂能不洁身自好，爱惜清名。即使不幸惹上了官司，所加之罪，就不能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吗，何必让一件晦暗难明的讼事玷污了一代鸿儒的美名？太史公之写萧何，不足以为后世史家垂范吗？

如此等等，尽往好处想，不能不对史家提出更多的期待。但那又如何呢？不就是要史家施以曲笔吗？但史家的职责就是秉笔直书啊。最主要的是，每个人的历史其实是由他自己写成的。孙中山离世之后，他的一生历史就已经在那里了，并不会因哪个史家的喜恶褒贬而改变。如果其中有一个黑点，即使史家乐意隠恶，也是抹不掉的。

历史人物用其身心书写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历史的时空中，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上，它不可能不或迟或早地进入文字的历史中。

只要是史上留迹的人和事，唐人不写宋人写，哪能一厢情愿地让其永远湮没！

那么，读史者又将如何呢？回望历史，映入我们眼帘的光辉确实不多，有些时段几乎近于一片黑暗。我们的祖先毕竟刚刚走出洪荒年代，人类的历史还很短浅。偶尔进入我们视界的来自杰出历史人物的光辉，该会令人何等兴奋，能不特别珍视吗？

在读到萧何、诸葛亮、魏征等时，我常常不免掩卷长叹：他们不正是我所欣赏的完人吗？当然，我并非不知道他们不是完人，只是我内心深处不愿正视这一点罢了。他们每个人都带有一个稍稍逊色的尾巴，那个尾巴根本就不该进入我的视线！我所读到的诸葛亮的历史，就只应该写到诸葛亮出祁山大胜司马懿为止，其后的一段就当被忽略了。纵然史家不可忽略历史片段，历史小说家却有相当的取舍自由，更不必说读史者了。

我当然知道，无论我如何取舍，终究什么也不会改变。对于要在历史上看到完人的固执坚持，除了体现出不敢透视历史的怯懦，还表达了对于某种理想境界的向往。

没错，确实史无圣人。但是，我们心中不是还有圣人在吗？权且就将诸葛亮等当作我们心中的圣人吧。我们毕竟是肉体凡胎，而不是一具透视仪器，何必看透每个人的五脏六腑？何必洞悉历史名人的任何细微末节？

史无圣人，或许，就是人类自身的尖刻所招致的可悲后果。何必过于透彻呢？

宁无圣人？

或许，史无圣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可悲的是，我们怎么就离不开圣人呢？难道你没意识到，圣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人类早就进入了平凡时代？身处平凡时代，而刻意要到古籍中去寻找圣人，且戚戚然为圣人难觅而苦恼，岂不荒唐！

确实，我们的时代平凡至极，了无诗意。今天，社会财富丰富到任何点石成金的上界神圣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但人们依然不能满足，不惜耗尽终生之力，孜孜以求。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不能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但社会同时又是高度原子化的，任何人都只关心自己，并不真正关心他人。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人有难慷慨解囊”这种事情，已经是早不与闻的古代传说。

如果有人告诉你，谁是英雄，谁是圣贤，那只能聊博一笑。姑且不相信极端悲观论者的说辞，似乎这个世界已经道德沦丧、不可救药；但确实已不那么激动人心、遍地英豪了。

就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圣人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没有善人的时代。不幸吗？那倒也未必，似乎大多数人都过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一个没有善人的时代，任何遇到困难而束手无策的人岂不求告无门？事实上并非如此，有难者完全不必求助于任何个人，他可求助于社会；当今社会已经如此进化，特定的社会机制能够为有难者提供种种帮助。唯因如此，现代社会才不致遍地苦难。

应当承认，我们的时代远非完善。就在我们身边，随时都会看到贫困潦倒者、饱受病痛折磨者、职场受挫者、情场失意者、蒙冤受屈者……，凡佛教所渲染的种种人间苦难，并未绝迹。且不说一个欠发达社会，即使是一个发达社会，也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至多在程度上有些差别。

那么，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不幸者，倘无力自救而又孤苦无依，能指望什么呢？原则上，至少可指望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类帮助。

其一是寄希望于社会贤哲与善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有很深的“救世主情结”，盼望大慈大悲的圣贤出来救苦救难。不幸的是，这种希望多半会要落空。

首先，真正的贤哲善人从来都是寥若晨星，今天更近绝迹，哪里能救得了那许多人间苦难！其次，那些被人们看作救世主并寄以厚望的人，那些竭力要让你相信是大善人的人，真的是圣人降世吗？

你最好不要轻信，人们已被假冒救世主害得够惨了。即使你三生有幸，躬逢圣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善人；他能有多大力量，救得了这许多人？况且，世间没有永远不变之事，也没有永远不变之人。你怎么能确信这个大善人就不会堕落成世俗鬼甚至大灾星呢？尤其不应迷信握有权力的大善人，他真的表里如一吗？他可能善始善终吗？

其二是寄希望于完善的社会机制。亲朋故旧尚且不可靠，指望社会还有谱吗？在以往年代，事情确实如此。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这样的地步，足以确立某些有效运行的社会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在需要时得到社会的应有帮助，就像我们今天在每个发达社会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这样的社会中，全社会或者其中的某些组织（如红十字会，或其他慈善基金会），就扮演着大善人的角色，它不仅远比传统的善人更强有力，而且办事更加公道持平。如果这样一种社会机制尚未形成，那么，我们不能期待这种机制迟早会要形成吗？与虚无缥缈的大救星降世比起来，这样一种前景岂不更现实吗？

因此结论只能是：圣人降世不足信，社会进步尚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