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辕北辙

古人早就注意到这样的奇异事例：在荒野夜行的人，常常于无意中偏离方向，绕行一圈之后竟又回到原地，甚至到达与目的地恰恰相反的方位，陷入南辕北辙的境地。类比而言之，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南辕北辙的事情也不少见，它们具有什么警示意义呢？

无意迷失

我在英格兰中部的一次信步闲游中，曾因迷路而陷入困境。我素来以为自己的方向感颇佳，且平生行事谨慎，绝不莽撞。那一次我深信自己已准确地判定方位，绕一个不算太大的圈子即可回到住地。但实际上是越走越远，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由于英语蹩脚，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归路。即便如此，我仍然不相信自己对方位的判断有什么错，对于迷路甚感困惑，竟决心要找出原委。第二天我又踏上原路，沿途细心观察。在一条我原以为南北走向的“直路”上终于发现了问题：它其实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在几乎难以觉察的逐渐转向中，完全折向了朝西方向，岂不将我带到遥远的地方？

此后我少了一些盲目自信，对于无意间的偏离目标有所警惕。

缺少这种警惕，在闲游中迷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在更重要的事务中，就可能铸成大错。

被誉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就是一个自信到难以承认会犯错的人。他的诸多改革举措中，“青苗法”是其最得意的一项，引发的争议也最大。王安石的自信不无道理，因他曾在地方官任上实施此法，大获成功。他没有觉察到的是，该法在推行全国的过程中，竟然逐渐走样：政府为赞助农事而给农民的低息贷款，成了地方官员们的敛财工具，远远背离便民利民的目标，成为一项坑民害民的恶法。直至铸成大错，贻害全国，王安石仍然不肯回头，终至谤议沸腾，遗恨千古。

人们都知道，“八股文”是一个祸害，似乎就是它毁了科举。即使今天人们对科举已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对八股文的恶感却并未因之改变。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八股文的创设原出于一种完全合理的考虑。科考凭文章取士，而文章千变万化，岂有一定程式？无论考官如何富有经验，秉公评卷，哪能避免宽严失度，高下歧异？于是就有了设计一种“标准化”试题的强烈驱动，借以便于评卷，也让天下士子得到公平。而八股文似乎正好适于这一目的。实际上，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今日通行全世界的“判断题”、“填空题”一类的标准化考试，其最大优点就是有标准答案，便于评卷，客观公平，甚至可用机器评卷。然而，八股文的设计者与提倡者哪里料到，这套东西推行的结果，在无意中逐年悄悄演变，变得愈来愈刻板，以致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成了禁锢天下士人的一个利器。

1980年前后，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那时的一项主要德政之一就是：让文革中所有蒙冤负屈的官员平反复出，既伸张了正义，又人尽其才，当时受到普遍欢迎，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为了安置所有复出官员，又不能让当时在职者腾出位子，不能不大量增置交椅，一个衙门挤着多位主官成为常事，本来就没有成规的编制观念日益淡漠。“扩编”的闸门一开，哪里还有止境？当官能上不能下，本来就是一个强势传统，有机会挤入官场，谁肯相让？又没有任何法规条例阻挡衙门膨胀的汹涌势头，其结果就只能是官员队伍火速增殖，一个省10个正副省长、一个学校10个正副校长、一个单位10个正副处长、政协几十个正副主席这种奇葩局面，终于成了常态，在全世界成为笑柄。到了这种地步，谁还记得当年抚慰受难官员的初衷？该追究哪个始作俑者的责任呢？

这只不过是随意挑选的几个例子，未必是最典型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于公于私，迷失无数；常常始于一个堂皇的开端，最后落得一个暗淡的结尾，令人啼笑皆非，至于迷失于何时，往往线索难寻。这种“无意迷失”，岂不防不胜防？

如果不强调迷失的过程，而属意于“初衷”与“结果”的适得其反，那么不妨说“结果”是“初衷”的异化。

异化是一个极具表达力的词，尽管经左王胡乔木的非难之后，差不多成了一个禁词。其实，任何人都无权禁用一个有正常功能的词。

从结果来看，异化当然是南辕北撤。要强调的是，异化恰恰是悄无声息地、一点一滴地、毫不经意地发生的；唯因如此，它才是一种特别值得警惕的自毁过程。

王朝怪圈

某个本来很正面的东西因异化而败落，当然令人不胜悲哀。如果异化仅限于某件特殊的事情，或某个孤立的领域，其失败或许还不至于过于惨烈。如果异化涉及国家的盛衰兴亡，那么其后果就成了历史性的悲剧。

中国历史如此悠久，历代兴亡交迭引发了多少志士仁人的浩叹！在不可胜数的历史教训之中，是否包含着异化的教训呢？对于历代王朝兴亡的一瞥，不难大体看出，王朝崛起至败亡的过程几乎相似：一样地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一样的弱主权臣相继；一样的外戚宦官专权耗尽国力；一样的盛世变为衰世……。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圈又一圈的循环。这一事实被人恰当地称为“王朝怪圈”。

那么，王朝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否正是此处强调的异化因素呢？

不必去翻阅24史，仅仅考察一个王朝也足以说明问题。不妨就以明朝为例，它在历史上颇具典型性：近280年的历史不算很短；有一个极其强势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的“雄韬伟略”大有超越历代开国之君的宏远志向，而他实际上创建了一个最失败的王朝。除了永乐帝的短暂继位风波之外，明朝并无内乱之苦；除了明末崛起的满清之外，明朝也无持续不断的外患之害。

这一切表明，明朝属于“自然衰亡”，而不是亡于突发事件。

那么，促使明朝“自然衰亡”的是哪些因素呢？有趣的是，恰恰是朱元璋志在“皇图永固”的那些雄韬伟略，在给王朝播下死亡的种子。朱元璋空前严酷的肃贪，几乎消灭了官场精英，代之以才能素质都更差一等的宵小之徒，完全恶化了官场生态；为了肃贪以及加强控制而创设的锦衣卫、东厂等等，开了特务统治的先河，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为廓清吏治而实行的“廷杖”等野蛮做法，堵塞了言路，让其极权专制达到王朝时代的巅峰；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废掉丞相职务，让皇帝独揽大权，这促使皇帝更加依赖于身边仆从，尤其缺少不了宦官的协助，最终酿成史上最严重、最黑暗的宦官专权；为了既避免唐代的藩镇割据、又避免宋代的养兵重负，实行屯兵制，起初似乎收到了某些积极效果，但最终培育了一支既不能战、又不能自养的军队，使明朝成为史上军备最弱的王朝之一，等等。

凡此种种，岂不都是可悲的异化吗？

一些古代王朝的灭亡，尚不失某种悲壮，例如倾覆于崖山的南宋就是。然而，明朝的灭亡一点都不悲壮，留下来的唯有耻辱。我们的教科书只让人读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却不会告诉人们：何以一亿汉人抵挡不住几十万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满清人。一个社会倘若不衰朽到极点，断断不致如此不堪一击。那么，是谁铸成了这种极端的衰朽呢？当然是朱明朝廷，而始作俑者恰恰是朱元璋！当朱元璋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为其子孙筹划一切、部署一切时，他能想到，他之所为只是在准备末帝崇祯“煤山自裁”的那一天吗？

天国迷途

王朝兴亡固然给人以“河山依旧，物是人非”之感，但对于现代人已不再有震撼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年代久远，人们对于陈年旧事不可能有太大的兴趣；另一方面是王朝的兴废历时数百年，其间的变化极其缓慢，其中大部分时间并无跳崖式的灾难事件，几乎如同太平盛世一般；即使异化在不经意间发生，当时人尚且感觉不到，现代人就更不在意了。

但如果一个“现代天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嬗变，致使其中的人几乎经历天上人间，那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代史上的一个现成例子就是苏维埃俄国。它的故事既离我们较近，又不乏某种程度的熟悉，是最容易发人深省的。

大约20年前的一段时间，我躲在图书馆里，读一些俄国人写的回忆录。作者都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经历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在斯大林时代深感幻灭，就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作者，在其最后的岁月对其亲人所说的：我们今天所建成的社会，完全不是我们当初所理想的。这些人不愧为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一旦发现现实生活完全有背初衷，就决心洁身自好，不与世同流合污，成了新时代的隐居者或流浪者。

那么，理想主义者们认为新时代背叛了什么呢？苏维埃俄国经历了1920年代初的空前苦难，到1930年代时，物质生活已有可观的改善。中途退出体制的那些人肯定不会在意物质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最具吸引力的目标，无疑是要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早期基督徒梦寐以求的天堂。唯有如此，才有那样多的人，以早期基督徒般的狂热与牺牲精神，奋不顾身地投身于苏维埃运动。早期的苏维埃国家清苦异常，对于指望飞黄腾达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大体上保持了平等的境遇与氛围。但这一切甚至没有维持到1930年。克里姆林宫的新人愈来愈离群索居，愈来愈傲然挺立，与旧日战友的距离愈来愈遥远，而其形象则愈来愈接近于往日的“老爷”……。那些不能容忍这种异化的理想主义者，就只好离开了。

圣教迷误

我们已经看到，人类事物中小至一计一策，大至一国一朝，都可能发生异化。现在更要指明，精神事物也可能异化，其景象或许更不被人注意，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不可小视。

我们老祖宗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四大发明吗？非也，儒家学说而已。对儒学的评价，或许西方比我们自己的评价要高得多，但在西方学者笔下的儒学，我们很可能会备感陌生。对于儒学是什么，从来就没有统一清晰的表述。依孔夫子本人的说法，他的思想的核心无疑是仁。在现代的理解下，这就是宽厚仁爱，颇类似于西方思想家所主张的博爱。当然，孔夫子一生还说过其他很多话，它们与仁或相似或相左，未必整齐划一，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西方思想家眼中的孔子与儒学，就是一个仁字，无论他们如何围绕仁去想象发挥，那么，都只能给孔子增光，当然同时势必为中华文明增光。

其实，我们自己远没有这样乐观。近世所理解的儒学，其主要面貌是儒家后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所塑造的。在理学家看来，“三纲五常”肯定更高于那个软绵绵的仁，也更有发挥想象的空间，更具有统制世道人心的力量。况且，从字面上看来，这也不违背孔夫子的遗教，只不过是对概念的诠释与对重点的强调有所不同罢了。问题是，无论在儒者的笔下还是在儒学的实际运行中，三纲五常所具有的面孔都日益狰狞，即使不致如五四时期的激进人物所说的那样血淋淋，至少也不似今天某些人所鼓吹的那样可爱。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承认，儒学实际上已经异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它不仅远离其原初教旨，实际上已到了其反面！如果西方思想家忽略儒学的这一面，则至少表面上成了中华文化之幸！

在现代中国的精神生活中，与马克思主义比起来，儒学已不值一提了。对普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块招牌，或者一根标杆，其要旨如何，是很少有人清楚的。就是学者，也不容易说出个子丑寅卯。与儒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学说，有其固有的丰富性，不可能用几个字或者一个短语概括无遗。像“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类粗俗妄语，就是今天的官方学者，恐怕也不能认同，甚至羞于提及，只是佯作未闻罢了。

但就其哲学根基而言，最核心的思想恐怕非“存在决定意识”莫属。如果认定这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它恰恰是最被忽略的。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那些话语：“精神变物质”、“政治统率一切”、“政治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精神原子弹”、“精神胜过物质”等等，较之于老祖宗的教义，岂止是完全对不上号，真正是南辕北辙了。可见，素被视为国家之本的学说都已被异化。至于这种异化是祸是福，凡有心之人都已充分体验过了。

过去一百年之内，中国思想界先后遵奉过两件圣物：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无论其今天的取向如何，这两样东西都不能轻易绕过。既然曾被视为至圣的东西都可能被异化，还有什么不可异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