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之由来

真理似乎是一个极圣洁的名词，非凡夫俗子所可随便道来。谈到真理，你很可能不禁惊呼：这不进入了哲学的殿堂！而尽人皆知，哲学的事情是最难说清楚的。

且不去谈什么哲学，还是先看看实际生活中的真理吧。

上年岁的人大概都会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例如于光远那本风行了几十年的书——中学到：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

自那时以来，你想必会将这当作一条真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著作逐渐进入中国大学课堂，人们开始接触到另一种观点：在一个竞争市场上，商品的价值等于均衡状态下的社会需求。

这与传统的观点无疑相去甚远。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是真理呢？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前者不是真理，那么以之为基础的整个传统经济学大厦，就必呈危殆之势；如果后者不是真理，倒无碍于什么意识形态教条，但现代经济学中涉及商品价值的整个计量体系将毫无意义。那么，我们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理呢？

对于上述问题作出合理判断的逻辑前提似乎是，对于真理这一概念预先要有清晰的定义。不幸，我们竟举不出这样的定义来。

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难道如此基本的概念都未曾严格定义过？实在匪夷所思。实际上，正因为它太“基本”了，所以才难以严格定义：所有最基本的概念都是无法严格定义的！如果一定要给真理下一个定义，不妨说“真理是已证明为正确的命题”。那么，什么是正确呢？什么是证明呢？什么是命题呢？这就越说越复杂了。

这就不能不承认，依据通常的逻辑要求清晰地定义真理，是几乎不可能的。然而，这太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了。因此问题只能是：要么是真理概念本身就混乱不清——此为囿于常识的人们所不愿承认；要么是传统的逻辑范畴不适用于概念大厦的最底层——真理正在这一最底层——因而不适用于真理这样的对象。

现代科学经验似乎表明，后一判断更有道理，这就促使人们放弃严格定义“真理”的打算。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继续使用已判定为不严格的“真理是已证明其为正确的命题”这类表述，只是不将它当作真理的严格定义——我们已认定真理是不可严格定义的了。

这样的不严格表述也可以有好多个，不妨让它们彼此互相竞争。只是不免让人心存疑虑：放松了对真理概念的严格逻辑要求，对真理的认识岂不后退了吗？幸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有关真理的学问从来就没有走多远，只是以往人们过于自负，误以为就认识真理而言已无所不通罢了。

依据真理性的不严格表述，仍然可以进行真理的判定。只是判定的理由可能更不充分，在辩论中更容易发现对手的论据缺陷，因而引发更多的争论。

这一局面给你的第一印象大概是：现代思想界实在是混乱不堪，哲学真不幸啊！你说的大体不错，要补充的只是：这是人类思想史的劫数，你没办法绕过这一段的，人类文明毕竟处于幼年期啊。再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比由教义统治的僵化年代好多了。

对现状的悲观源于对以往的误判。现在，就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在如何看待真理这一点上，人类所经历的那些历史阶段。

教义时代

或称神圣时代，自远古直至启蒙时代前夕。此时人类处于婴儿期，整个知识武库中所臧无几，其中被视为根本真理——例如涉及宇宙与生命的总看法——的东西，主要源自原始神话及基督教等宗教，很少受到怀疑论的挑战。而对于具体或特殊真理的判定，则不难依据通常的逻辑规则从根本真理演绎出来。

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可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思想界倒没什么太大的纷争。况且，即使有纷争，也可由上帝的代理人——教会（在东方则是天子）——来裁决。多好的和谐时代！

启蒙时代

这是近代史的黎明期。新时代的躁动终结了教义时代的和谐，教义的权威被推翻了，新思想层出不穷，喧闹的、无休止的争论也随之而来。既然没有了公认教义的权威裁定，就不再有“终极真理”，人类知识的世界就变得混乱无序了。

每个思想家都在无所顾忌地宣布与批发真理，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洛克、霍布斯、康德、卢梭、伏尔泰、黑格尔、密尔等大师，更是风光无限。这是大量涌现的真理争雄的时代，也是思想界的繁荣时代。

导师时代

这是教义时代的复归，或者新的教义时代。人类真幸运！在思想界混乱不堪之际，适时地有导师出来，创立学说，扫荡群雄，终结混乱，一统思想界之天下。

后起的导师进而彻底实现了思想国有化，所有真理全部由导师及其少数学生发明，然后由国家批发。真理的产出固然大大减少了，但条条合符计划且更能满足需要。思想界的芸芸众生免除了探索真理、判定真理的艰巨任务，变得无比轻松，实际上也不必思考了。

与老的教义时代不同，导师时代的根本真理不再源于神的启示，而源于“宇宙真理”，宇宙真理则由实践来检验。因为实践总归无言，故最终还是导师说了算。至于具体的真理，则总不难由宇宙真理演绎出来。演绎是否正确，也是由导师或代表导师的政府官员裁定，不会有人反驳这类裁定的。

在宇宙真理的管控下，全部人类知识被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门，其下属学科各得其所，井然有序。任何专门领域的研究都要通过立项列入计划。例如，历史学家可以申请“上古史断代工程”这样的“工程项目”。至于本文所提出的问题“真理之由来”，至今尚未列入某个“工程项目”，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幸。

任何未列入计划的研究一概不予承认，因而也不可能产出真理。这样严密地组织起来的真理生产体系，其秩序与效率都是举世公认的。唯一的缺陷是，因为不存在竞争，也没有什么监管体系，其产品的质量颇成问题；且除了内销之外，竟不再有任何市场。

导师们本来设想，人类历史应该终结于他们所建造的天国。只是因为错误思想的捣乱，才破坏了辉煌至极的大好局面，致使历史不幸地沦落到一个不再有明星的后继时代，这正是下面就要说的时代。

平庸时代

这是一个既无导师也无大师的时代，一个没有大思想家的时代，一个不再有激动人心的大理论降世的时代。人们已经彻底厌烦了宏大理论、至圣先师，最终发现只有基于常识的平凡真理，才是沁人心扉的拂面春风。

人类经历了一次新的解放，思想界似乎又回归到了启蒙时代，只是没有了大师争雄，仅有群芳争艳罢了。没有了大人物，也就没有了激动人心的欢呼场面。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似乎有点无趣；但惟其如此，才恢复了启蒙时代的种种好处。

群芳争艳不更有趣吗？另一方面，平庸时代也有启蒙时代的种种缺点：喧闹、纷乱、无序……，这使酷爱秩序的怀旧者不堪忍受。但是这种代价换来了创新机会，换来了心情舒畅，换来了生机勃发，换来了思想界的新的繁荣。你更想要哪一个？

平庸时代之所以平庸，不仅是其没有大师，更在其对待真理的平常心态。真理不再被认为是自天而降的天使了，而被认为不过是人类在探索世界的长途中暂获眷顾的结论。

真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暂时的而非最终的；是供使用的而非受膜拜的；是功利的而非超凡脱俗的。真理的功利性意味着：真理性在于其有用，而并非在于其正确！正确性不仅难以判定，而且常常引发巨大争议；而有用与否则容易判定得多。

有用就是真理！多么平庸，简直就是实用主义！一点不错，就是实用主义，平庸且名声欠佳的实用主义，它大体上近于功利主义。你若不喜欢这个，试想出一个更好的替代办法来！那么多才智之士探索过多时之后，最终选择了平庸，不得已啊。

现代经济学可能是用来解释功利主义真理观的最佳例子。

经济学远谈不上是演绎科学，其中数理方法的系统使用还只是很近的事；另一方面，经济学也不是纯粹的经验科学，其中的逻辑论证已颇可观了。

现代经济学——至少是其中最理论化的那部分——的典型的理论模式是：确定某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经验材料提出适当的假设，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接着使用演绎方法推导出各种结论，然后依据实证资料检验这些结论。

如果能通过检验，那么，所得结论就能够用于相关的经济体，这些结论就成为某种真理。如果所得结论仅能部分地通过检验，那么它们就只有部分的真理性。此时此地能通过检验的结论，易时易地之后未必能通过检验，因此真理可能因时而移、因地而异，很少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严格地依据逻辑论证而推出的结论，不会是一个理论错误，却可能是一个通不过实证检验的无用结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通常应归咎于不当的假设或不合理的理论模型。如果是假设不当，则适当修改假设之后，可望得到能通过检验的结论。这种理论模式的最大优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比较容易发现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而容易修正与改造，完全不必一出现问题就前功尽弃、推倒重来。这就形成了一种构建理论的全新方法，传统方法根本无法与之相匹。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例子已显示出功利主义真理观的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也能表现于其他领域吗？或者更一般地，产生于平庸时代的真理观，能否成为最终的结论？对此，我宁可不置一词。因为，如果那是事实，那么我们就终于有了一条绝对真理！而这正是本文竭力想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