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科举与坏科举

如果要从中华文明中挑出一项影响深远的独特创造，大概只能是科举制度。科举制曾经备受中外赞誉，但在清末民初也饱受诟病。即使在今天，对于科举制的利弊得失也仍然是众说纷纭。那么，科举制的利弊何在？对今天有何启迪？

好科举

今天，五四业已远去，那种动辄指人为遗老的社会气氛已不复存在，赞美科举大概不致使人气冲霄汉了。一个自隋至清1500年间均被重视且有效运行的制度，能说它一点也不好吗？如黑格尔所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但以这个理由来肯定科举制并无教益。科举制是一种系统的官吏选拔制度。如同任何制度一样，对它的评价只能依据其施行的效果。相对于其他选官制度而言，科举制至少拥有如下三方面的优势：

稳定性 科举制为官吏的选拔提供了一套系统而稳定的方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它的选拔标准与运作程序一致地适用于所有的年份与地区。除了在王朝更迭之际不可避免的某些局部调整之外，科举制所形成的那套特有办法，几乎不变地前后运行了1500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我们经历过盛行朝令夕改的动荡年代，对于节省社会成本的稳定的制度继承，有着特殊的期待。在对比之下，存续千年的科举制无疑更形珍贵。

公平性 在那个本来充满不平等的年代，科举制为所有士人提供了一条近乎平等的上升通道。仅仅这一点，天下士子——尤其是贫寒士子——就要为科举制的设立而山呼万岁了。

在实行科举制之前，官吏的来源主要依靠世袭制与举荐制。世袭制仅惠及一个狭小的固定人群，毫无公平性可言，自秦汉以后就不通行了；举荐制涉及的范围或许稍大，但具有高度随意性的推荐办法势必举一漏万，亦无公平性可言。唯有科举制才使上升通道从茅舍直达朝廷。古代士人的“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纯为幻想。历史上，起于穷乡僻壤的进士、翰林大有人在。如若不信，你不妨到浙东乡野或婺源山区去看看那些至今犹存的进士、状元府第的匾额，它们也算光照千古了。据统计，在宋史中有传的1953人中，由中下层出身入仕者占55%。出身寒微者就有寇准、吕蒙正、范仲淹等知名高官。

而另一方面，科举并不特别优待宗亲贵胄；你听说过满清旗人中有多少进士？正是由于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使得古代中国社会已具有一定的平等性。在近代自由平等之风横扫欧洲之前一千年，素称专制的东方社会居然已有这种平等性，你不认为这十分难得吗？

择优性 科举制的真正价值，自然最终决定于它是否确实向官场输送了优秀人才。不幸！有无数事例用来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十载寒窗饱读诗书的人，那些在乡试、会试、殿试的严酷竞争中胜出的人，那些在学富五车的主考官员面前应答如流的人，总不至于以智力而论在中材以下。有这样一些人源源流入的官场，就不会不维持较高的智力水准了。更不必说，那些除了以老大粗自傲之外别无所能的人——在我们的时代曾经盛极一时——在科举时代的官场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出身科场的人饱读圣贤之书，仅仅据此就认为他们德近圣贤，当然不足为信；但以为在儒家训诫的温汤中浸泡十年八载，对于灵魂塑造毫无作用，那也并非事实。总的来说，这些科班出身的官员，比那些混迹江湖的草莽之徒更有操守。

古代官场固然腐败不堪，但那主要是专制的政治制度使然，未必是科举制的后果。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北方野蛮民族入主中原、科举制废弛的时期——历时近一百年的元朝便是如此——官场黑暗何以加重十倍！综上所述不妨说，就智力与德行两方面而言，科举取才都提供了一种择优机制，尽管还不是一种完美的择优机制。

如果认定科举制是稳定的、公平的与择优的，将其称之为“好科举”，也就理所当然了。可惜，对于科举的这种赞美并不能走得太远，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科举制的另一方面也是触目惊心的。

坏科举

科举制至少被人数落一百年了，人们在痛诋科举制时所能想到的坏处，可谓车载斗量，难以尽述。最突出的大概是如下几点：

科场无可用之才 科举制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凭文章取士的选才标准，与官员应具备的经世致用的才干毫不相干。科场士子的最大本事，无非是背诵与诠释古代经典。古代圣贤们的言论，美则美矣，但何关乎生计民瘼、闾巷幽怨、刑名钱谷、听讼断案、量地计税、救急赈灾、筑堤设坝、修路架桥、行军布阵？

总之，举凡为官一方所应熟悉的一切，绝不可能从五经四书中学到。因此，那些科场获胜的大才子，面对头绪万端的官场事务，就只有望洋兴叹了。当然，这些人并不笨，戴上乌纱帽之后，迟早会学得一些经世致用的本事。但那时多半已在磕磕碰碰中熬过了大半生，且已留下愚行无数了。庸官误民、误国的事例，史料中不计其数。这些庸官未必不是科场上的佼佼者。

清史中就有这样的材料：朝廷委派某翰林任“治河大臣”，该大臣位至翰林，当然至少进士出身，博览群书，可惜恰好没读过任何治河的书，竟茫然无措不知从何下手，终日在其驻所借酒浇愁，还要赋诗抒怀，抱怨自己“怀才不遇”！

当然，要在进士中找到治河专家，那也太难。但真能发奋而为，读书人未必不能学会治河。林则徐亦不过一介书生，全靠自己的坚忍不拔，不懈探索，还不在治河上大有作为！问题在于，林则徐毕竟世所罕见。像刚提到的那位翰林以及许多类似于他的人，已经习惯于困守在由五经限定的那一小片天地中，压根儿就无意去啃一点致用的学问。靠这种庸官治理国家，国家焉得不衰败！

误导天下学子 科举时代的人们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既然金钱美女都由官僚阶级垄断，而唯有通过科举才能进入官场，且唯有拼命读书才能科场致胜，自然金钱美女都在书中了。

要人们不相信这个，岂合情理？以此作为驱使人们读书的动力，似乎并不坏。问题在于，科举时代所提倡读的书，不过是四书五经而已；而人类知识领域之广，四书五经只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还越来越成为不太有用的一部分。不错，唐代也曾一度设置所谓算学博士，但不久废弃，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都微不足道。因此，科举制所决定的导向，与其说是鼓励人们读书，还不如说是鼓励不读书！

如果你生活在科举时代，但醉心于读《红楼梦》、《镜花缘》、《周髀算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读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一定会被斥为不务正业、没有出息，没有哪个“负责任”的家长会容忍自己的子弟如此自甘沦落。这样一来，普天之下，读书人就只有读圣贤书这一条路可走了。

明白了这一点，那还不能理解，堂堂五千年文明古国，何以没有自己的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逻辑学，也没有像样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我们没有走上科学之路，甚至在思考模式上也远离科学思维，这固然有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但不能不说，科举制对于文化教育的误导，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培植政教合一体制 李斯向秦始皇提的主要建议之一是：斥儒废书，以吏为师。问题是，能够为人之师的吏，何所由出？社会的权力传承与文化传承，毕竟是性质有别的两件事，如何纳入同一轨道，在李斯时代及其后很久，都没有一种制度化的保证，直到科举时代才提供了一个自然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科举制下，官员既是科举的产物，同时也是科举的主持者，而主考官则被所有考生视为师长；“以吏为师”终于成为现实，不再是一种设想了。科举时代的“恩师”可不是做做样子而已，那是真正要以师为父，敬事终身的。抛开这种个人之间的师承关系不谈，就整个社会而言，官僚阶级既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学问。

今天，在说到“官越大学问越大”时，不过是当作一种调侃；而在科举时代，却是完全正面的评断，没有任何撩人发笑之意。你能不承认你的上级更有学问吗？不然，为什么你只是一名举人，而你的上级却是进士？

官阶与学衔的契合，今天已不完全管用了，但“官大学问大”的思维习惯，却仍然顽强地存留下来，多年来一直支配着许多人的头脑，进而凝结成一种敬畏官长、崇拜君上的文化，远远超出了李斯当年的“以吏为师”理想。于是乎，政治与教化便融于一体。只是人们未必明确意识到，其中大有科举制的作用在。

以上所举出的坏处，都影响深远，贻害至今。既然如此，科举制被称为“坏科举”，就很难为之辩护了。

创建新制？

无论还会有多少探讨与争论，科举制已于1905年寿终正寝，且今后多半永无出头之日了。今天，纵然我们依然生活在科举制的余晖之下，依然承受着科举制的消极后果的种种影响；但是，似乎更惊叹于科举制的构思精巧与运行长久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习惯于安于现状的民族来说，科举制确不失为一项别出心裁的创造。

今天，对于科举制本身，人们不致有太大的兴趣了。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出现科举制这件事，对于提升我们的民族智慧有何启示？由此又引出几个更特殊的问题：科举制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类似制度？能否创建某个取代科举制的新制度？不必怀疑这些问题的价值，但看来并不容易回答，下面只是略作评析而已。

通常认为科举制创设于隋朝。不过，科举制的某种雏形早就出现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不妨说，在绝对的意义上，在科举制与其之前的举荐制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科举制的每一具体元素的引人，当然不免人为设计的痕迹；但诸多特殊元素拼接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则更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制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代人创建的，而是历史在其无意识演进中的自然创造物。无论是隋文帝、唐太宗还是宋太祖，都对科举制的产生与完善作出过特殊贡献，但都不能说是科举制的设计师；科举制没有设计师，如果有，那只能是非人格化的历史过程！

科举制有其后继者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科举制肩负着双重的职能：它既是一项选官制度，也几乎是一种教育制度——科举时代的教育不总是围绕科举考试而旋转吗？独立于科举之外的教育即使没有绝迹，也是无足轻重的。要创建一种新制来同时继承科举制的两种职能，既不容易，也不合时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制没有后继者。

那么，在选官与教育这两方面分别的后继者呢？

就选官制度而言，在科举制拆除之后的废墟上，有着人们发挥想象力的无尽空间。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似乎都认为找到了某种方案，只是这些方案今天仍然躺在《大同书》、《建国方略》与《中国之命运》一类的高阁中，供后人揣摩观赏，没有真正付诸实行的机会，今后多半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至于后来那个被认为集人类智慧之大成、“终于被发现的”救世良方，则因其抱负太大，在酿成一番天翻地覆之后，终于安然入墓，修炼正果去了。无论是“选择革命接班人”学说，还是“五七道路”狂想曲，今天都不大被人提起了。

不无吊诡的是，在用某种新的选拔制取代科举制这一点上，现代中国与其说是创新太少，不如说是想当然的创新太多，新花样层出不穷，无一中用，徒事折腾。这样一来，在已遭否定的科举制面前，新制度的创建者并无自豪感可言。

在局外人看来十分费解的是，在人类文明已高度发达的今天，何以如此坚决地固守僻陋，硬是不肯费神看看世界，不肯参照、借鉴与继承那些业已成熟的现成经验？理由其实很简单：不能用……那一套！否则，何谈制度自信？

在现代世界已经通行的标准用语，如文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等，绝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官方文献中，更不必说移植欧美的文官制度了。除了逐渐成形的公务员考试之外，偶尔也有诸如“竞聘”、“招考厅官”之类的报道，这或许是半遮半掩地借鉴外界的一线亮光。从长远来看，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科举制将会有一个无愧于时代的后继者。

至于教育方面，至少从课程设置与学校组织的外观来看，大体上已经现代化了，与专读四书五经的科举时代少有共同之处；科举时代的教育似乎已实现真正的更新。尽管如此，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仍然在大声强调与西方教育的巨大差距。这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已不宜在此深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