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子孙

戴高乐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二战英雄”；而较少人知道、却同样重要的是：他是“高卢人的子孙”。没错，戴高乐多次表示对祖上高卢的无限敬意。但这一说法也许有一个毛病：作为一个古国的高卢能有子孙吗？更一般地，我们能说到“祖国的子孙”吗？或许，这不过是一种大众语言，无须咬文嚼字。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只是：该如何看待祖国的子孙呢？这件事对于“炎黄子孙”尤其重要，他们今天似乎已将其全部福祉都寄托于祖国了。

香火不绝

中国人之看重家族的延续，再没有比“香火不绝”四个字表达得更传神的了。在某种意义上，不妨将民族、国家看作家族的扩大。但是，能够将对家族延续的热烈情感移用于民族与国家吗？能够说到国家的“香火不绝”吗？我不知道，在谈到民族与国家时，是否有人用过这种“祭坛语言”般的表达。至于是否值得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完全复制家族生活中的一切，确实是一个不无意义的问题。在每天都要强调炎黄子孙的现代中国，这一点尤为重要。

每年的适当时候，你会听到陕西黄帝陵祭祖盛况的报道。那时，海峡两岸的峨冠儒巾之士，一齐拜倒在黄帝陵前，将一腔热泪洒在先人们足印尚在的黄土地上。此际，即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恐怕也不能不在眼中浮现出先祖们栩栩如生的形象吧！

只要你认可“炎黄子孙”这个词语，就势必认同“华夏民族自古一家”的信仰。但这一家人后来如何了？你所看到的，难道不是纷争不断、战火不息、生灵涂炭、血雨腥风吗？如果这都源于不屑子孙们忘记了炎黄先祖，今天最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正是重新唤起炎黄子孙的历史记忆吗？

这就是华夏民族！面对我们这个囯族的奇异禀赋，我常常不胜惊异，也感慨万分。我们经常需要拜倒在先祖之前，将家国大事、文治武功远推至烟远飘渺的远古；而最终却又理所当然地将一切都重归当下政治，而且是全世界最浓烈的政治！如果你有机会注视黄帝陵前的官员，我敢说，他哪有心思去浮想什么先祖之灵？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政治。而政治却每天都联系着他眼前的功名利禄！

想到这一层，或许就可以解开一个秘密：

一个最敬祖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最现实的民族！

丰盛遗产

最看重传统的人，常常不忘警告世人：不要忘记历代先祖！忘记先祖，有时唤做“忘本”或者“忘根”，被认为是最不可饶恕的缺德败行！我不反对，可能存在“忘本”的危险。

不过，我现在就要推荐给你一个新的视角，这会让你意识到，所谓“忘本”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祖上的遗产——其中包括基因这一最重要的遗产——都已传给你了；你肩负着祖上的遗产，怀璧自珍，怎么可能一日忘之呢？能不认可：

记得来自祖上的遗产，是不忘先祖的最好方式！

然而，并不能简单地说：享受遗产是我们的福分；因为，遗产仍然有正面与负面之分。享受正面遗产固然是一种福分，而承受负面遗产就是一种负担！不妨说，无论正面遗产还是负面遗产，我们都唯有感谢先祖的馈赠，而无抱怨先人的权利。即使是负面遗产，也将成为我们永远的镜鉴！

在不可胜数的遗产之中，我只想提到两项：基因与文化。

基因是祖上馈赠的最重要的无形遗产。没有任何人看到祖上如何将此遗产直接交于我们之手；但没有人不收到它、领受它、默默地承受因此而来的全部祸福，并不表达任何喜怒哀乐。大体上，基因可分为“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两类。文化基因比较复杂，此处不论。生物基因是众所周知的，但也未必得到正确理解。

我们的生物基因仅仅得之于父母、祖父母、祖祖父母等少数先人吗？非也！现代基因理论不庸置疑地证明了，我们的基因源于我们身处其中的整棵进化树！其源头不会是某个人，而是某一整个原始部落，这个部落就是“集体的亚当夏娃”。基因分析指明了，“集体的亚当夏娃”大约生活在五万年前的非洲，尽管一些爱国者很反感此说法。如何去对这样的先祖表达感恩之意，你知道并想过吗？

文化遗产无疑是让我们两眼放光、心潮澎湃的东西。它并非某个伟大先人的馈赠，而是整个先祖群体的惠赐。在20世纪，我们有幸见证了一批狂人，竟妄称可以割断历史，置所有文化遗产于垃圾堆，让我们的无数先人痛哭于九泉之下！毁灭文化遗产的粗暴行为，莫过于毁书烧书。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毁书高潮，其首恶分别是秦始皇与乾隆。相对于关东六国而言，来自西戎的秦国本来就是异类；而满清在华夏面前，更是膻臭的野蛮人。以上两次毁书，可以说并不奇怪。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20世纪的文革中，竟然出现了第三次毁书高潮，那些毁书者还能被认作“祖国的子孙”吗？

命中注定

深刻的历史观察者，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至今都生活在祖上的遗产中！如果认可遗产的巨大作用，承认历史对于现实的不可抗拒的干预力，那么，也许我们就得接受因此而来的逻辑后果：今天的命运已几乎由昨天注定了！当然，此处关注的并非张三李四的个人命运，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或者说是“国运”。

你大概已经嗅到某种“历史必然性”说教的意味；而如今天许多人所知道的，“历史必然性”几乎就是“宿命论”！我从不是“宿命论”的信徒，无论它看来如何有道理。

真的，我们能够面对先祖之灵，慨然承认今天的一切早已命中注定吗？

其实，在当今之世，不只是中国人，就是俄罗斯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等等，都会面对同一问题：今天的国运早已命中注定了吗？倘果真如此，该是多么可怕的宿命论！

面对上述问题，或许所有的国家都无法回答！即使能够回答，被支配于不同命运的人，回答也会十分不同。

在国运的上升时期——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希特勒崛起时的德国人、沉浸于东亚梦的日本人、将第一颗卫星送上天的俄罗斯人等等就是如此——岂不乐得承认：自己的好运就是命中注定！岂不慨然感谢祖上的丰厚馈赠！这种承认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对于所有已得利益之占有，一概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当日本人将太阳旗插上南京城时，日本人能不想：他们恰好干了命中注定要干的事，而不会去想这有多么伤天害理！

在国运的陨落期——1840年之后的中国、二战后期的德国与日本、1990年代的俄罗斯等等就是如此——就有点微妙，人们能够或者乐意承认，自己的国运就该如此吗？日本人愿意承认，他们只能面对二战的宿命般的失败吗？今天的俄罗斯人能够承认，俄罗斯的宿命般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承认，他们抛向祖上的是怨恨、遗憾、还是愧疚呢？

就不必去为俄罗斯人操心了。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是：在祖宗面前从来都舒坦自如的是中国人。我们继承了祖上发明的一种哲学：天下大势从来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稍稍修改的变种就是：国家衰久必盛、盛久必衰。有了如此极端的透彻，哪里还有什么应对不了的局面？而有了如此透彻的子孙，九泉之下的先祖能不永远安之若素？还是中华文明高人一着啊。

一旦有了这种透彻，就不再有不可接受的命运了。一些人喜欢强调：中国从来都不缺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实际上很少人能够意识到：关心国运，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传统。当我们接受元朝的蒙古人；接受清朝的满清人；当我们接受横行无忌的红卫兵；当经历了“三年大饥荒”与“十年浩劫”还无怨无悔；当举国都奉“莫谈国事”为圭臬，我们还在“关心国运”吗？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能与自己的命运——无论什么命运——永远友好相处了！

接受任何国运，或许十分透彻，但也能令人敬重吗？

继承仇恨

接受命中注定的一切——这等于说接受祖上布局好的一切——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乖乖子孙了！有了这样的子孙，我们的祖上能不含笑九泉吗？这样一来，就更有理由继承祖上的一切遗产了。但这一推理有一个令人不快的悖论：继承祖上的一切，自然就包括继承祖上坚守的某些消极遗产，其中就包括仇恨。

仇恨却是一种最强烈的毒剂，它能够毁灭一切，尤其是毁灭命中注定接受的那些东西，而这就有悖于继承祖上的初衷了。

问题是，我们的祖上主张仇恨、满怀仇恨吗？

一个民族在命运的搏杀中历经数千年，岂能没有仇恨？我们仇恨乱臣贼子、仇恨离经叛道、仇恨非我族类、仇恨域外异端、仇恨奇技淫巧、仇恨西洋东洋……。这些仇恨并非全无道理，其中不少甚合孔夫子之教。尽管老先生温良敦厚，不会用“仇恨”这种粗暴字眼；但他不能不坚定地拒绝很多东西；就说他仇恨其最坚定地拒绝的东西，也不为过。

问题是，孔夫子之教似乎更重宽容啊。孔夫子的传人，理所当然地应具有“郁郁乎文哉”的风度，应是宽容、理性的楷模，这些都与仇恨恰相对立。孔夫子所秉持的宽容精神——典型的表达就是“和为贵”——是毫无疑问的。在孔夫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儒者或士大夫们，在继承孔夫子的宽容精神这一点上表现如何，几千年历史都历历在目，任何理性客观的观察人士都能得出近于事实的结论。

那么，作为“祖国的子孙”的我们宽容吗？

与宽容相反的做法，当然就是仇恨、斗争。我们的祖先是否热衷于斗争的问题且置而不论；至少现代史上的圭臬正是“斗争”二字。无论今人如何健忘，还不至于忘记如下教诲：“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此等等。在近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大人物不厌其烦，一口气说了几十个“斗”字，斗之狂热与执着已经无以复加。

如此说来，祖国的子孙继承仇恨远甚于消除仇恨。在今天，“消除仇恨”不啻是痴人说梦。

但至少应当知道，在处理仇恨时，不可不讲究“理、利”二字。首先，不能太无道理。例如，对于在历史上曾对中国有过巨大帮助、且并未占领中国一寸土地的美国，那种永不消解的仇恨，不知有何道理？其次，不能罔顾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明明知道“仇美政策”百害而无一利，却执意行之，宁可让国家深受其害，那么就不止是蠢，而是真正的恶了。

今天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无数爱国者忧心如焚。当然，仅仅处理好仇恨，尚不能足以无愧于祖上。但如果总是昧于事理与情势，意气用事，滥施仇恨，不能慎处邦交，不惜沦为孤家寡人，那么，就无颜面对祖上，还谈什么无愧于祖国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