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草录 ——胡辛斧 2017年6月

in #memo3 years ago (edited)

目 录
1、我的出生
2、小时候在安庆
3、抗战爆发回徽州
4、生活困难到瓯山
5、辍学去当小职员
6、参加青年军 到杭州念书
7、碰壁焦虑的八个月
8、劳动谋生 艰苦奋斗的两年
9、抗美援朝 军营四年
10、终于留芜湖 过渡的一年
11、喜事一件 力亚降生
12、十年工作创业 十年生活艰苦
13、文革十年罪 头三年磨难
14、八中下迁 八年南陵
15、二十一中两年丰
16、一中奋斗十年
17、退休20年 退而不休20年
(1)退休二十年 继续教学

1、我的出生地 2017.6.1
我出生在湖北省的黄石港市。徽商一个重要行业是典当业,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徽州人,他们同时给一个徽州老板打工,一起到黄石港他的当铺里做伙计、掌柜的。时间长了,很投缘,于是联姻,成了儿女亲家。我妈妈在生了我姐姐之后,又在一九二七年的农历七月十一日即阳历八月十七日生下了我,我属兔。
好像我出生以后就没见过祖母,后来听说祖母是一个很聪明能干的人,只生下我父亲一个儿,就早逝了,不知什么病症。
祖父、外祖父虽是为人打工,但能独当一面,所以颇受器重。那时他们这一行还有一个很雅的称呼叫“朝奉”。后来还有一个笑话哩。
曾经听说请和弟向他儿子介绍祖父时说,他是干裁缝的。大概清和从徽州读音“朝奉”弄误会了。以后有机会应该向胡波他们说明。
2、小时候在安庆 2017.6.2
不知道是哪一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安庆去了。印象中,父亲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后来听说他只念过几年私塾,可是他这一生都在机关单位货企业公司里干文秘或负责人一类的工作。在安庆大概也是在机关工作,天天上班,一家人生活倒也能过。
母亲送我上小学,去报名的时候,老师问,叫什么名字呀,母亲说叫胡信孚。我原是黟县西递村胡家信字辈。老师“啊”了一声,叫胡幸福,就写上了这个名字。后来上小学上中学我都用这个名字。直到解放了,我觉得这个名字好俗,我才自己改名为胡辛斧。
在安庆上学生活多年,别的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唯独放学后喜欢在自家大门口一个三角形的空场上,和邻居孩子们在这里打弹子,感到是最开心的事。一粒粒玻璃弹子,里面嵌着红花绿叶,鲜艳无比,我们趴着跪着,手指捏着弹子,精准瞄准,用力弹出,击中目标,尽情欢呼。
我们往往忘情地沉浸在这游戏的欢乐中,根本就不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连我父亲多次下班走到门口了,我都没有发觉。父亲见我一身泥土,像个泥猴子似的,一点不斯文,一点不爱学习,十分生气,总是严厉地斥责一番,责罚一顿。就这样,我还是常常照玩不误。而常常和我们一起玩的弟弟却是两番境遇。快到父亲下班时间了,弟弟就警觉起来,一旦发现身影,就赶紧躲回家中,但从不通知我告诉我拉我走,而是让我一人受责罚。就这样,次数多了,家里母亲姐姐都发现了,都说“福仂”(“孚仂”)是忠厚老实。
3、抗战爆发回徽州 2017.6.3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安庆是长江重埠,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战火纷飞,不可久留。父亲带我们全家,包括祖父,仓皇之间,逃难到徽州。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坐汽车到了屯溪,这一夜住在旅馆里,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天是福仂的生日哩。我不记得这个日期是否准确,但是我十周岁却是毫无疑问,可是生日蛋糕呢?没有!生日宴,也没有!仓皇逃难,刻骨铭心啊!
第二天到了万安镇,我们租的房子。为什么到万安住下?我想,大概原先祖父家就在万安,那时祖母也在万安。后来听说祖父在万安是一位铇烟叶的铇工。那时没有纸烟香烟,一般抽旱烟袋,这需要将烟叶铇成细丝,而有钱人家吸水烟袋,需要铇成更细的烟丝。那时祖父也是有名的铇工。
到万安还有一层,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林懋思,大概是上海大达轮船公司的老板,可能这是父亲已到上海他的公司工作,我们家的生活费以后就到他家取(他老家也在万安),这样我家在万安住下较方便。
住下后这年下半年三个孩子要上学,大姐15岁,没有钱,只能上徽女中的职业班,免学费还有补助;我和弟弟上万安的徽中附小,我上五年级,弟弟上二年级。
妹妹锦雪还小,两岁,不知怎么的得了脱肛的毛病。土法子要用新鲜的桑叶来托进去,天天托,要用很多桑叶,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正好万安有个大桑园,每天放学后我就去打采。
家中生活仍很拮据,第二年春天我班组织到齐云山春游,很近,钱不多,可是家里拿不出来,还是老师同情我,说借给我。我去了,后来勉力还上。
我39年秋小学毕业,成绩不错,升学没问题,可是家境困难,拿不出学费,只好辍学。只到40年春,徽中又办春季班,我才上了初一。
这时不知是邮路不通,还是林家有什么困难,不在支付我家的生活费了。39年底母亲只好带我们去投靠外祖父母了。

4、生活困难到瓯山 2017.6.4
大概是40年,母亲带着我们到瓯山去投靠外祖父母了。
外祖父姓金,瓯山金家是一个大姓,望族,那里有一个金家大祠堂,供奉着很多名人,有殉节的英雄,有文豪的状元。那里有一个村子叫“状元府”。状元府附近有一个村子叫木桥头,外祖父母就住在木桥头,有几亩薄田(后来土改划为小土地出租),外祖父还兼任祠堂的管账(有田租收入 后来划为“二地主”),原来有个过继来的舅舅,已去世多年,就只有外祖父母两个人,生活还可以,我们过去多少有些依靠。
木桥头这个村子的布局和房屋结构和一般的农村大有不同,整个村子依山而筑,山脚是后部房子较老,过来是中部,房子新潮,再往前是前部,房子是楼阁厅堂,富丽堂皇。整个木桥头都姓金,没有杂姓,没有农民。
后部和中部是叔伯兄弟的共七家,大公我没见过,二公,见过,住后边,有两个儿子,义襄义廉,三公没见过,四公,金慰农在省里做大官,他自己留过洋,他儿子留美回国。在村子中部前后都造了新式房子,四婆还在,还有三个女儿,都出嫁了。村子后面还有他家的私人花园,面积不小,有人管理,难得的休息观赏之地。不知是他还是他祖上造的,还有一处 生 墓群,五座,那时乡里都是有不少的。五公即外祖父,六公,没没见过,七公见过,大概和外公较近,把儿子过继给外公,可惜早逝了,有个孙子叫问岱,也夭折了。两对老夫妻带着一个寡媳,住在一幢叫“学堂”的楼里。大概这里曾经是个私塾,教过他们金家子弟的。学堂的后面还有个小院子,有点花草假山,还养着两只仙鸠,确实很稀罕。我们家就租住在后面老旧楼里。
中部还有一家独门独户的大门前有一个石板广场,叫“前坦”这家也姓金,我忘了姓名,但有一个绰号叫“拖鼻涕的”,大概鼻子有毛病,老是吸鼻涕,靠租子生活,天天都要到“翰林第”集市上称猪肉,他有个女儿叫金月华,和我大姐同学。他叫天赐公。
从“前坦”进过两个院墙,就到了“厅屋前”。这里住了两家大户,也是金家,大概男人都在外经商,家里只有妇孺孩子。家里条件极好,但和我同辈大的孩子都还玩得来。住在后面的两个叫金献照(阿顺)金献熙(阿裕),住在前面的两个“余仂”,“程仂”。
他们房子前面,就是一条溪流,有一个石砌埠头,村民们经常挑饮用水,洗衣淘米都在这里,因而鲹鱼很多,节假日我就来这里钓鱼,鲹鱼一般也就公分左右,鱼饵就用一个小面团,鱼钩甩下,鱼就抢吃,随甩随钓,不一会就钓一小盆。回家用面粉拖,用油炸,就是美味,一家人都喜欢吃。附近还有许多小水塘,我也常常钓不少鲫鱼。这是我这一段四年中的一大爱好。
在瓯山这一段,我总共待了四年,从1940-1943年。我在徽中从初一到念完高一。那时我住校,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回校,带一缸子腌咸菜去吃。
我学习还可以,班上的墙报也常有我的稿子。学生中都由家境来分群,我的好同学是 田的一班乡下孩子,如方万钧,万安镇及柏枝厅的富家子弟是不跟我们来往的。
在这四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徽州山区,日本鬼子不敢进入,但经常派飞机来徽州轰炸骚扰。1940年10月日寇就来轰炸我校徽中,我躲在山顶上图书馆科学馆附近的防空壕里,结果图书馆成废墟科学馆也炸毁一半。我的身上落满了砖石泥土。不幸的是炸死一个初二同学。这件事我在2012年写的《国恨家仇怎能忘记》中,有详细记叙。
1942年我祖父去世,我得到信后,立即请假赶回瓯山,五里路程,我是一直哭回去的。祖父一辈子忠厚老实是个好人。
1941年母亲和六公搭伴,从瓯山起身徒步长期跋涉走到上海,找到父亲。有一说是父亲带信来要母亲去的。可是我觉得是母亲难以维持一家生活,外祖父母的帮衬也很有限,母亲经常帮人打短工,做农田、菜地里的活,做针线活,自己家里还种一些菜地,从未闲过。家有三个孩子还有大姐,还有祖父,六口人生活念书,确实不易。她常常要帮“厅屋前”的菊娘干活,还常常拿值点钱的衣物找她借钱抵押。似乎父亲对家里情况不管不问了,妈实在过不下去了,才把我们托付给外公外婆了。妈妈到上海后,43年省里小弟辛陵。
大概42年姐姐和姐夫结婚了,婚后对我们家也是很照顾的,43年也生了德安。

5、辍学到徽农当职员 2017.6.5

到1943年,我念满高一,外公外婆大姐姐夫都感到家庭负担过重,无力负担学费,我只好辍学,44年跟着姐夫到绩溪县的孔灵镇上“安徽省立徽州农业职业学校”去当职员,姐夫当教导主任。在这一年里我参与了一件壮举,五月洪水暴涨,学校断粮,我们搏击洪水抢险运粮。见我2917年写的《搏击洪水险运粮》
44年底我报名参加了青年军。

6、参加青年军 到杭州念书 2017.6.6

这一段45—48年共4年,变化较大,事情较多。
抗日进入胶着状态,蒋介石发起招募青年知识分子(即大学及高中学生)参军保卫国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先后招募了8个师,8万人,从201师~208师,现在招募209师。保卫祖国热血男儿义不容辞,何况当小职员,非我所愿,我44年底就报名了。
45年春,我18岁,正式应征入伍。经江西到福建,一路驻扎一路训练,以后又第一次坐海轮到了浙江,驻在金华附近的永康。一直都想正规军一样的训练,夜里负重行军,摸黑山区“作战”,实弹射击更是常事。这一切我都挺过来了,表现不错。
天大喜事,1945、8、15,日本投降了。渐渐地社会舆论责问蒋介石,战争结束了,为什么还不解散青年军?压力太大,只得解散,但还千方百计留住这些人才。办法之一,就是办一些青年中学,留住中学生继续念书,免费,享受士兵待遇,于是我也报了名。从1946年下半年我来到杭州青年中学,接着念高二。学校先是借用栖霞寺,后来在西湖边租用了校舍。
这和普通中学完全一样,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没有一点不同,不同的是我们都还穿着军衣。各科老师教得都很好,很很负责,大家学习很努力,我那时也养成了早晨读英语的习惯。
从那时起(46年起)我还养成一个好习惯,天天写日记,就像这样的本子,我一天写一页,雷打不动,正好一年一本。这样我记了好几年,除了文笔有提高,还有一个好处,我后来参加解放军,政审这一关,我没什么麻烦,也没吃什么苦头,把几本日记交上去就行了。
在西湖边我玩遍了西湖美景,先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然后骑车玩。
我请假去了上海,拜见父母,他们自是高兴,我有9年没见到父亲了,他很忙,似乎在市政府外事室搞文秘工作,大概还在大达轮船公司兼职,生活条件不错,但他经常在家抽鸦片,花费很大。他身体瘦弱,有一回他坐电车,人挤,他胸前放了一盒火柴,居然把他胸部压得好疼。住房也很宽敞,是公家分配的。小弟大概4岁,聪明伶俐,很可爱。
大概是47年春节,姐姐姐夫可能带着两个孩子到上海去拜见父母。父亲很看重这次会见。父亲除了在酒店里订了宴席,还特地订了上海最好的大剧院的票,听名角的京戏,而且特地叫了两辆出租车送我们来回。出租车那时在上海也是很稀罕,很昂贵的。
47年下半年,父亲病重在家,我陪侍在侧,有一天他想抽大烟,但已无力动手。这时母亲就摆弄好,点着烟灯,放好大烟,然后自己吸上一大口,接着就凑过去,对着嘴,吐进父亲的嘴里,这样一口一口地让父亲过了瘾,他显出满足的神色。
父亲终于不治,还是去世了。可惜只活了40多岁。
父亲一走,我的大学梦也破灭了,这一大家人的生活,我这长子怎能不管。48年7月我高中毕业,再也没有报名考大学了。只是一门心思在上海找父亲的那些老朋友介绍工作,可是时局危急,我到处碰壁。

7、碰壁焦虑隐约希望的八个月 2017.6.7

1948年8月~1949年3月,一共八个月就这样度过。
毕业后回上海先找了父亲的同乡,老朋友林忌思等几个人,都以时局紧张,解放大军即将渡江,而无法安排介绍工作。到处碰壁,心情郁闷。
这时母亲已腾出两间房,租出去,以贴补生活。
这时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市场混乱,物价紧张,我和一个同学同去报名做了志愿者,在市场商店维持秩序。目的,我们是想找到一份工作,结果也失望。
听说国民党又在嘉兴办起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专门收拢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找到工作,无路可去的青年中学的学生。也是士兵待遇,我也去报名参加。好在很近,我可经常回上海去谋求机会。
这个培训班是各个青年中学的学生都有,我认识了一位甘肃青中的学生,谈得来,很投缘。过了年以后,他显得很忙,行动很神秘,但他从不吐露什么。
一次我去虹口游泳池游泳看见十米高的跳台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即紧张害怕,又心向往之。三米跳板的跳水我已尝试过,10米高台,听说很危险呀,掌握不好,水击胸肺能当场吐血。但是没有勇气又怎能品尝到高台跳水的美妙呢?于是我鼓起勇气决定一试,我爬上高台,默念几遍我应该做好的动作。我走上台端,哇,好高啊,我给自己打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冷静下来,想好动作,一二三,向前一跳,一会入水了,手先入水,头顶入水,再身躯笔直插入水中,基本上中规中矩,不但没受伤,还可以算是很完美,想想向前一跳双手展开,像大鹏展翅一样,在天空翱翔,真是美妙极了。可是从此我没有跳过第二次,太危险了,我毕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啊!
母亲还是有主心骨的,上海再也没有亲人,我阅历太浅,上海情况又不了解,指望不了,看到局势这么严重,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无法生活。母亲当机立断,卖掉住房决定回徽州瓯山。于49年4月初回去。
我又回嘉兴,和这好朋友告别,他很吃惊很遗憾。说“我们不久要到一个新环境里去,非常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行动。你能说当地方言,对我们行动很有帮助。你的家庭情况我也了解,我知道你会同意参加的。”尽管他不再进一步说明,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地下党组织,马上有一次什么行动。但是我家一切都铁定了,不能更改,我就跟他说:“好,我送母亲回徽州,到了家,我立马回来和你一起行动。”
就这样我送母亲小弟还有父亲的灵柩于4月初动身,到达老家,我只停留了一天就赶回嘉兴。走到翰林第集市看到报纸报道,他们已举行行动,向四明山区进发,已被剿灭等等。我仰天长叹,失去了这次机会了。
从此,我就安心留下来,挑起这一大家人的重担。外公外婆都还健在,母亲,还有清和锦雪、辛陵小弟,七口人,弟、妹还要念书,我又能干些什么呢?

8、劳动谋生,艰苦奋斗的两年 2017、6、8

1949、4、20、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全国欢庆,我通过报纸的学习,思想也获得提升,劳动人民最高尚,劳动最可贵。于是我将胡幸福的名字改为胡辛斧,至今不悔。
这时家中有外祖父母、母亲、我、二弟、妹妹、小弟七口人,解放了,外祖父也收不到租子了,姐姐姐夫已带全家在青阳贵池一带工作,也很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能选择农业劳动。
木桥头没有农业也就没有农活。而村子右边小山顶上有个村子叫“山上”,大概是外婆娘家所在地,有点亲戚渊源。还有“对面溪”一个村子,熟人较多,于是我积极主动揽活。
这一春一夏,我干了各种农活,翻地、割麦、打麦(打连枷)、薅园子、车水、割稻子、打稻、挑稻,除了插秧,几乎所有农活我都干过,我抱着学习练手的态度,从不计较报酬,由东家给。慢慢地喊我帮忙的人多了,人家也当一个整劳力给报酬了。
学会劳动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第一天割稻子学习了要领,左手握紧一把稻子,右手握镰刀,从左手下面往怀里割,割着割着,自己嫌慢,要加快速度,谁知几刀过去,出事了,一刀竟然把左手无名指内侧齐指骨的一长条肉割掀开了,献血直流,疼痛难忍。赶紧回去上药捆扎,至今留有刀痕,手指还伸不直。不过我只休息了两天,仍然带伤割稻,不久终于熟练了。
外边没有农活干的时候,我就在家附近开荒种园,母亲也和我一起干,这样,家里吃菜是没问题的了。
49年下半年,我又到廉舅爷的石灰窑里打工了。这更是一个苦力活,推矸石,即用矿山上的小独轮车,到矸石的原料采集地,把矸石抱上车子的两边,约有300多斤,然后在山里沿着山脚小路,绕几座山,推运到石灰窑上送到窑里烧制成石灰。这一车很重,独轮,掌握平衡很难,要用力用巧劲苦练才行,我下了苦工,学会了,这么重一天要运好多趟,真够累了,所以我俩小腿落下了静脉曲张,至今不消,这种生活即苦累,还又十分乏味,没有调剂和乐趣,很单调枯燥。
那时家里附近有的人家要石灰,要我替他运来。我就用大号独轮车,两边有篾篓,就装上三四百斤,从窑上推到家,七八十里路,一天到达。长途跋涉又苦又累,但一路不算枯燥,而且报酬也高,所以我也乐意地干了好几趟。
石灰窑打工,我几乎干了大半年,直到50年9月姐姐叫我到贵池师范办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去学习,以后可以分配当小学教师。于是我就到池州去了。
我之所以能抽身去学习,因为这时已土改过了,我家被划为贫农,好像不怎么合适,但也没有更适合的档次了。何况我家清和弟已经参军进军大西南,政策上应该照顾,再说,那时政策上允许代耕,我家都不需要付报酬的。所以我能去。
下面还有说说清和和锦雪的情况。
1949、4、20、大军过江很快就进入徽州。这时清和在歙县徽州师范念书,母亲不放心,怕万一兵荒马乱,有什么闪失,叫我去接他回家避一避。我一早去了,县城学校都热闹得很,到处张贴解放军干部学校招生的广告。我找到清和,他说他已报名参加刘邓大军的干部学校,不久就要随军开拔,我觉得他这想法不错,青年人是应该出去闯一闯。我也觉得我的机会来了,于是我也立即报了名,打算第二天回去跟妈妈说明。
谁知这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象着我们两个都走了,妈妈年纪渐大,妹、弟尚小,这一家生活怎么办?妈妈会是多么失望痛苦,我是长子,怎能不负起责任来呢?快到天亮了我才下定决心,让清和走,我回家。第二天下大雨,我躺着没膝大水回家跟妈妈说明,妈自是高兴。我呢?既有失落也有自慰。
49年锦妹在休宁县上简易师范。要住校,必须自己带行李用具去上学。当然由我送去,被服衣物用具书籍等等一大挑子,一百多斤吧,大概十五里。挑这么重担,走这么远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然用不着犹豫,我必须经受住这次锻炼和考验。我和锦妹同行,一路谈学习,谈生活,都很愉快,我挑得也很轻松,可是过了万安镇走了五六里路了,不知怎的,觉得肩膀疼,腿发胀。锦妹发现了,叫我休息。可休息后仍然艰难,这时我发狠劲了,明明到前面就可歇担休息,可我偏偏不休息,说我们到前面那棵树再歇,就这样我多次经受艰难磨练,有意识地来锻炼我的坚韧性格。

9、抗美援朝 军营四年 2017、6、10

1950年12月~1954年底。50年下半年到池州小教培训班学习,才学了两个月,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于是我也报名了。家乡已土改划为贫农,分了房子分了地,清和已参军,是军属,有许多照顾。如我再参军,是为双军属,根据政策,有更多照顾,所以我能放心地报名了。
50、12,从贵池集中,到芜湖飞机场,是为空军部队,我编在一个地勤连队里,先是一般的出操训练学习开会的军营生活,大概我能唱两句,就选我做文娱委员,基本任务就是每次集合,都要唱歌,于是我也学会了简单的指挥,还要经常教大家唱新歌。
这样的训练生活大概一年还不到,那时全军开展了学文化运动,所以国内部队都以学文化为主,先学注音符号,再逐步识字学课文,我们也不到朝鲜去了,我们这批知识分子都有用武之地了,先是负责教注音,后来水平高表现好的旧做专职文化教员了。
大概在52年,成立了浙江军区干部文化学校,让军队干部轮流脱产学习文化,抽调一批知识分子去做文化教员,我也在其中,这几年教书生活我感到很愉快,自觉是如鱼得水,我肯学习,钻研教学方法。我先是教小学,接着不久,就叫我教初中(那时还没有高中),我也不辱使命,三四年里我立了三次三等功,在教员中是不多的。同时我还积极参加文娱活动。有一次晚会,要出节目,大家推选我和一女同事,我们作了准备,上台演唱了一曲对唱,歌颂西藏人民新生活的歌,获得了满堂彩。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球队,我是排球队长,经常组织带领大家训练和比赛,我还是篮球队员。那时生活很活跃,精神很愉快。
这9年中我还在谈恋爱,最后步入婚姻殿堂。初见昭芬大概在43年,她16岁经过瓯山回休宁,我见她一身学生装,齐耳短发,清新文静留下了好感。50年参军首先到芜湖驻扎,自然要去拜访姐姐的公婆。昭芬在教书还是单身,于是我们谈起了恋爱。后来书来信往,瓜熟蒂落,我在54年的5.1前请假到芜湖来结婚,还去了合肥,一周后就回部队了。
就在54年底部队让我复员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就是已婚了。我感到很失落,因为我认为我是可以提拔当干部的,水平表现立功都是够条件的。难道是历史问题?我可完全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几本日记本都交给组织了,而且组织上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从来没有怀疑过。那就是说,虽然你的历史问题算是搞清楚了,没有罪恶,没有隐瞒,但你总是有污点,不能玷污了我们,你还是走吧。
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去的那个连队里,有一次组织开个交心会,要求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讲。有一个四川小青年他说,我真想不通,我恨死了,我父亲怎么会是地主呢?受这个罪,我曾经想过,哪天见到毛主席我一枪打死他。当然他是认识到这时错误的,他现在讲,是真诚坦白,认错。可是结果呢?把他押送回乡,由乡里管制劳动。由此,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10、终于留在芜湖 过渡一年半 2017.6.11
1955年初——1956年夏,共一年半,一生职业中,是为过渡。
从部队复员,我刚结婚,部队当然把我送到芜湖。可是芜湖有关部门就不接受,说必须回原籍。我回原籍麻烦可就大了,分居两地,调动困难,真是急死人了。幸亏昭芬到处奔波,四处申请,好在她在芜湖教育界有一点名气,是文艺活跃分子,又是学区大队辅导员,一向受领导器重,终于教育局小教科同意接受。
随即在55年初安排我到后家巷小学,教毕业班六年级下学期,教语文带班主任。我当然竭尽全力,努力表现一番。教课尽量生动活泼,开展多样化班级活动。比如从来小学生没有出墙报的,我带领学生出了好几期班级墙报,获得校内外一致好评。学生毕业班成绩也不错。
55年夏,全国开展肃反运动,芜湖教育局在电校办肃反学习班,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在那学习,交代问题,不准回家。另外抽调一些青年,成立警卫连专门看管“老虎”,同样不能回家。我和昭芬都被抽去了。我被抽去说明我的历史问题,部队已经查清,完全信任我了。这一年我们主要任务是陪同看管,劝解做思想工作,我除此之外,还积极为学习班的墙报写稿,解释真政策,分析心理,指出道路,起了一定性作用,获得领导的好评。
一年将满,学习班要结束,我趁还未分配的时机,带了我在部队学校教初中课的教案,带了我写的文章,带了我写的学习资料,到教育局找翟慕颐局长,说明我的经历教学情况。结果瞿局长把我分配到四初中(后来的八中),当时还是省重点任教。

11、喜事一件:力亚降生 母弟来芜 2017.6.12
1956年春节正月初二力亚降生,这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我们那时还在学习班,昭芬自然是产假,我只好请母亲带小弟赶在产前56年1月份,到芜来和我们同住,带孙女儿,以后就在芜湖,不必再回徽州了。那时锦雪已在徽州师范毕业,留校当团委书记了。
我赶紧租房子,因为我和昭芬还是住在藕园小学里,仅一间房,经朋友介绍,我在二街米捐局巷租了一件房子,很小仅够母亲带个孩子住,但地点很适中,离藕小、八中都不远。
那时家乡亲人大多都在外地,外婆在合肥,岳母在北京,清和已转业到本溪,锦雪在合肥,瓯山仅母亲小弟二人,小弟刚上初一,他们生活都还可过,我50年底参军后,每月仅6元津贴,我给母亲寄5元,自己仅留一元零用,到芜湖更是寄得多了,现在来芜和我们一起生活,既可互相照顾,方便得多,生活也好多了。
我有四处奔跑,联系让小弟上中学,找到熟人,介绍上了安师大附中,这可是重点,好学校。大概这时锦雪来芜看妈。
母亲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母亲除了带孩子还要烧一家人饭菜,要忙些。当然我和昭芬都尽量会见帮忙。昭芬脾气很好,对婆婆很恭顺,所以母亲对这个媳妇还是满意的。我没有课时也抽空回家抱抱女儿。女儿很乖巧,我抱她时,特别高兴,手舞足蹈。有一次她一兴奋,不知怎么的,整个人往地下坠,吓得我右手赶紧拦腰一抱,才没有坠地,好险啦,我一身冷汗,原来,我不会抱孩子,我用左手抱着她的小腿,她一挣动,膝盖一弯,人就往下坠了。

12、十年工作创业 十年生活艰辛 2017.6.13-14.
1956年秋我到四初中(八中)任教,到1965年是整整十年。
初到芜湖中学任教,自是欣喜,暗下决心,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来。在语文教学上,不久就传出“八中有三胡一鲍”,不简单,前两胡是老教师胡宗让、胡寿泉、一鲍是鲍钧,我是青年教师,竟然和他们并列了。另外有一年芜湖市教育局引进了录音器材,第一次在中学里进行现场教学录音,就选择了我。我正好教《天安门赞歌》这篇优美散文,我除了用标准的普通话范读以外,对课文分析,和学生互动都很恰当合适,气氛生动活泼,听课的领导老师都一致肯定。那时一中的语文老师也常常来听我课。
头两年开局不错,我有点忘乎所以了,写申请要求入党,可是领导迟迟不予批准,也不找我谈话,我心里着急呀有点埋怨。不久就是整风开展大鸣大放,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入党问题提出意见,中有一句“反正我的心是红的”。当然这句话有点怨气,不过这也是真心表白。接着就是反右派,很快就揪出两个,一个老教师教地理,有历史问题,一个是年轻教师富家子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后来都很惨,老教师捡破烂了,年轻人回乡种地。至于我呢,搭着他们的批判会,也批了我一两次。我想大概是右派数字已够,再者我的问题部队已经调查清楚,我还不够右派吧。不过这书记校长王若农心胸狭窄,从此不待见我,尽管各方面都表现不错,我都评不上市一级的先进,连校一级的先进工作者,也只二三次。
56年开始我每年还写点小稿总有一两篇发表在芜湖日报上,大跃进我还借孙悟空赞美了八中的办工厂。好了,自这次以后,我再也不写稿投稿,以免惹祸上身。自58年7月以后直到8259年我把点的房子退了年,有20多年都没写东西了。
我还是积极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做出贡献。那时有个运动是“不忘记记仇,牢记民族恨”,我参加排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演卖艺老汉,应天常演青年工人,胡梦茜(胡宗让女儿)演卖艺姑娘,我们在操场上搭了舞台,为全校师生和周围群众演了三四场,我们演得很投入,观众的感情也被调动起来,全场唏嘘不已。我们还借市文化馆( 塘边)演出了雷锋的话剧,我演雷锋的班长。我还和黄潮声老师一起在校文艺晚会上自编自演了一个相声。我们还是校教工篮球队的骨干队员。做这些我倒是很高兴的。
那时的生活都是十分艰难了。
1957年夏,米捐局房子太小,经朋友介绍,我用复员费在十九道门典租了几间房子,楼梯窄小,也不适宜。而且58年小妹又出生了。
1958年合肥姐夫出了事,姐姐没法带这么多人,我必须帮忙,于是我去合肥接外婆和小芦小定来芜湖过。那时火车只到江北的站头,还需坐轮渡到芜湖,可火车站到渡码头,要走几里地,没有车子。外婆小脚又有病,我只好背着,一手还要提着行李包,还要带着两个小孩子,那一趟真够我累的。
外婆是个好人,在徽州时就很喜欢我,常塞好吃的给我吃。现在老了,有时做事想不到那么多。一次她抱着力亚在徽州火桶里烤火,两人身上还盖着毯子。好了,不一会儿发现力亚嘴唇乌紫不省人事。原来孩子二氧化碳中毒,幸亏保健院就在附近,经抢救,总算活过来了。外婆一辈子为了后代到处奔波,吃了不少苦,在那个时代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她过上好日子。外婆在第二年老死了,我心里很难过。
59年我把典的房子退了,拿这笔典金换取了教育局分配给我三中的两间房子,住了不久,我和昭芬清大早尤其是冬天要带孩子去上幼儿园,四个孩子太小吃不消,我们就在藕园小学后面找了两间破旧的房子住下。母亲和小弟还住在三中,只好两边开火,我和昭芬实在无力自吹,就只有在我学校搭火,每顿由我打回来吃。那时是大跃进,每人限定口粮(大人每月大概24斤)孩子量更少,吃大锅饭,不见油水,掺和野菜的荞麦馒头一人一个,吃饭也只是一小碗,一点素菜,哪能吃的饱,让孩子吃饱我只能买点味精冲上开水,多喝水填肚子,于是我不仅全身浮肿,还得了肺结核。大家都是面容憔悴,一身病态。那时我们带4个孩子住在藕园小学,真够辛苦的,小孩子也苦,也吃不饱有时饿的哭,有时还瞎跑。有一次小妹跑出去不认识回家,我们到处找不到天黑了,急坏了就报警,在派出所找到。小芦不错,蛮听话的。有一次我带小毛去南京一大学找我老同学欧阳能不能找点吃的,他也好不到哪里。吃了饭请我看电影,谁知放映厅不准带孩子进去,我只能把小毛放在休息室请服务员代照看,散场后小毛还坐在那里,一点没乱跑,真是难得叫人喜欢。有一次小定跑上马路拦汽车,叫着汽车汽车我不怕好危险被人领家来了。他们都上幼儿园,后来大的上小学,直到62年送小芦小定回合肥,我们带了整整五年。
小弟辛陵61年髙中毕业考上南京大学,全国重点不简单。从此离家住校,寒暑假才回芜,妈妈一人独住三中,仍很高兴。小弟从中学到大学锦雪给了很大的帮助。
62年暑假,我陪母亲带着小毛又到徽州去了一趟,母亲去是把家理一下需要的东西带回来,另外给父亲上个坟。我去还有件大事,是土改分给我家的土地房屋再也用不着了,我决定把土地房屋连同地契房契写了个人声明材料一起捐赠给了瓯山公社。
62年昭芬怀孕了,有人予测是男孩。但那时昭芬身体虚弱,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生活是那么的困苦,何必要这个孩子来传宗接代呢,为了孩子要让昭芬抱病吃苦,还要拖累我们全家何必呢,于是我下定决心劝昭芬打掉了,至今我不后悔,两个女儿不是挺好的吗。
63年春节二弟清和带静聪胡波来芜省亲,我们一起在三中吃的年夜饭,大家很高兴。
64年岳母从北京到芜湖来了,她喜欢昭芬这四姑娘,愿意和我们一起过。我参军在芜期间也常到她家去,帮她劈柴干活,她也很喜欢我。她来了帮我们主持家务,我们自是高兴,我家五口人,用三张床,都睡在一间大屋子里,倒也是很方便的。随后不久昭霓带着小娟到芜来看老娘。岳母话不多,性格脾气好,66年患胃癌去世。
总结这十年,我在工作上是努力的,于心无愧的,可是我的状况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与我在部队时的情况相比差远了,在部队他们还是根据你的实际表现,实事求是地论功行赏,这里却是左到极点。十年来的生活状况更是糟糕,搞什么大跃进,三面红旗,什么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结果是到处都有饿死人。我们也仅仅是还有一口气罢了。我的肺结核经医治总算钙化了,可是浮肿是好多未消啊,这十年的困苦生活,一辈子都难忘啊!
还有一件事应该记,脱产读大学是不可能了,夜大学和函授本科我先后都读了,认真学习参加考试,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拿到了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也算是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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