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内容创业者的背面

“我理解他们，但是我不会认同他们”，这是 Chris 在本次采访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来自北欧的 Chris 有很好的中文水平，对互联网有浓厚的兴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Chris 却在这里经历了一场奇幻之旅。

自从李克强喊出第一句“互联网创业提振经济”起，“内容创业”这个词便在中国人的嘴边叫响了。审查的重重铡刀之下，一批批创业者前赴后继。能活下来的总是最少数，能做大的更是极少数，他们是如何苟延的？这正是 Chris 感兴趣的地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Chris 接触到了某中国内容生产者的约稿邀请，他们的口号是“传播新知识”。Chris 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目的，“在中文网络上，无知的浓度总是高得惊人，人们需要更多真正的知识去充实自己”，他说，“最初我很喜欢他们的项目，于是欣然前往，但很快，我发现事情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样”。

这是一个在线约稿的自媒体，笔者和编辑互不见面，Chris 娴熟的中文让对方认为他是中国人，一直没有对此表示过怀疑。近千元一篇的稿酬虽然算不上什么竞争力，但在渴求兼职的中国写手们眼中也能算块不大不小的肥肉了，“多亏我手快，晚一步恐怕就满员了，很多人在拼命挤进来，你能感觉到那种类似监狱里过圣诞节时抢巧克力的场面”，Chris 笑着说。

但主编的第一句话就惊到了他，“避免一切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在 Chris 眼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算在政治之外的，他意识到，中国人对“政治”概念的理解与自己不同。

“他们有所解释，准确说是很自豪的宣称——这是一个内容创业者能生存下来的基础”，“我感觉到了自我审查情势的严峻，用骄傲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恐惧足够证明人们已经难以感受到情绪的根源了”，他说。

我和 Chris 交流的时候，他已经在此工作超过两周，虽然无一“收获”。流程是这样的：写手们报上选题，同时要把“知识点”和论述逻辑写清楚，由编辑部筛查后确定合适的内容，再通知报题者撰写具体的文字，字数限制在一千字左右，不可以超过这个数量。所谓的“撰写”不过是将被选择的文章或书籍用最简单的话复述一下，拒绝创作加工和评论。

其实它的难度并不小，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简化意味着模糊化甚至变异，如何能将一个复杂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在最少的字数范围内讲清楚，比放开限制详细论述要困难很多，它很容易造成曲解、片面或偏执，它不是学术精神，也与知识这个概念相悖，但却是中国的内容创业者所追求的“眼前一亮”。

Chris 报了六个选题，全部没能通过，主编给他的意见有 4 个：1、渠道不著名；2、相关理论发布时间超过三个月；3、措辞不通俗；4、太深奥没价值。

对于渠道问题，主编的意见是“相关理论的发布者必须是名人”，Chris 对此很不解，主要在于他认为自己选择的来自科罗拉多大学、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专业研究渠道的学者是具备足够说服力的，但主编则指出：“这些地方我们的读者都不一定知道，你需要盯着我国互联网上的大V们，他们才能算得上名人”。

“他们给了一个列表”，Chris 说，都是一些在中国的微博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位主编指出——这些人才是尽人皆知的大佬，他们有很高的价值，绝不能错过他们发表的任何意见，“哪怕是狗屎，也要收集起来，因为他们很有人缘儿”，Chris 说：这是原话。

粉丝经济并不是单层的生意，转手名人效应的二道贩子也能肥得满面红光，部分所谓的内容创业就是搭接在名人光环之下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该项目的主旨是丰富用户的知识，知识只有对错之分，与渠道的相关度并不高，况且那些被认为是名人的中国局域网大V之所言也并非都是真知灼见，或者有足够的深度及创意，这些价值成分在审查的铡刀之下早已所剩无几。

不过这很可能是做为“安全措施”的一部分，那些中国网络名人的言论是在审查的许可之下存在并广为传播的，他们提示了审查的安全范围。

对于“相关理论发布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这一限制，Chris 也很不理解，他举例说：比如当下，电信诈骗是热点话题，提醒人们如何防御诈骗应该属于时效题材，但如果选取的深度解析诈骗的文章发布时间超过了三个月就会被认为失效、丝毫不考虑理论本身在当下的实用性，这样做将会错过很多价值。该部门主编对此的回复则是：“这叫互联网思维。因为我们需要填写相关文章发表的时间，新就是亮点之一，用户们对过时的东西是不会感兴趣的，你觉得网上能有几个人会去翻看一个账号的历史信息呢？哪怕该账号再著名。同样道理”……

互联网思维的特点中的确包括强此在感，如今的人们对时效的追求程度之高史无前例，但很多理论并没有过时，反而为数不少的“新作”是建立在经典理论之上的、甚至他们中的大部分几乎没有新的见解，一定程度上，人们所获取的只是伪装的时效感。但这并不是中国的内容创业者们所考虑的东西，他们只需要了解如何赚更多钱。

用该主编的话说就是“大众越是蠢，我们才能赚得越轻松”，拒绝 Chris 的3和4两个理由正是出于这点。Chris 的中文能熟练写作中等水平的文章，但该主编嗅觉也足够灵敏，他第一眼便指出：“你的文字翻译腔太重，不入流啊”，说到这里 Chris 笑了，他的思维依旧是英文模式，这也令他感觉那些中国微信上流行的文章太过局限，“一种沉浸在古老的民族文化中的保守，这是抑制创新能力的枷锁”，他说。

不过很明显，保守的东西在中国有市场，创新则会被人们认为“不正统”，于是很可能没人会关心你说了什么。Chris 认为，这些创业者还是有潜力的，他们的行为透露对环境很敏感，只是在改变和顺应之间选错了方向。

什么是好的内容？——人们有兴趣知道的内容 ＋ 人们认为正确的内容，与内容本身的现实价值关系不大、甚至与其正确与否关系不大，如果严重颠覆人们的认知，哪怕有再多、再可靠的理据，恐怕也难以被认可。这并不是互联网媒介造成的，互联网只是加快了你被否定的速度，因为人们的获取被迫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选择，直觉成了几乎全部的依据，既有认知和偏好是直觉产生的基础。Chris 是在这段对他来说很独特的工作经历中认识到这点的，他引用了网络上一句中国式调侃来表达这个问题：“想火吗？你要先学会讨好傻逼”。这个看似偏执的极简化说法足够用万余字去解构。

互联网可以是知识的宝库，因为信息唾手可得，它也同样可以是偏见的强化剂，因为各式各样的筛选和被筛选无处不在，你能便捷获取到的内容都在你的偏好之内。然而在中国的局域网里，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慢性自杀，Because You Have No Choice，筛选来自于审查政策的制定者。

Chris 说，“无奈可以理解，但迎合错误无法被认同”。

近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中国审查要求的迅速收紧使得本地互联网公司陷入了高风险的生存游戏，高管们知道，如果他们允许被禁内容的发表，公司就会面临倒闭。文章引用了秒拍副总裁的话说：“毫不夸张，任何公司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死去”。

这只是审查整体效应的第一层。在中国，审查规则的制定者都是满头白发的互联网门外汉，他们所依照的标准是共产党传统的意识形态，这种高度保守的意识形态排斥一切新鲜事物，与占据互联网主体的年轻人的认知和偏好格格不入，在中国人们称之为“代沟”的东西似乎都不足以反应这种现象。让这些政策制定者完全满意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的大局域网变成一座坟墓。

审查效应的第二层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恐惧，一方面他们的产品吸引的是年轻用户群体，而另方面，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却是那些老龄保守派政治权威。如果得不到用户的支持，平台肯定会枯萎，如果得罪了审查者，则会导致猝死。于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生存之道也是兵分两路的，一方面竭力讨好审查者，充分发挥“走后门”文化，另一方面培养用户和内容生产者对审查之苛刻的习以为常。

方法一的结果除了权钱关系之外，更有可能会造成这些公司拿用户的隐私数据作为交易，换取当权者的“不杀之恩”。这是一种主动的配合，虽然在中国这部分交易从来没有被揭露过，但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都有相关经验，即帖子被删除并不是结束，秘密警察来敲门才是。删帖的是平台，而对用户的定位追踪则由思想警察完成。于是，即便没有公私监控伙伴关系的具体隐情被披露，但在中国，也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存在。

方法二用起来简单得多，因为有粉丝经济的大环境垫底，内容生产者们就如本文中 Chris 所描述的这般，早已习惯于甚至可以说是骄傲于严格的自我审查，在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被秘密警察登门造访，因账户被封锁而失去辛苦积累起来的大批关注者，另一个是赚到更多钱，以及金钱能换来的一切荣耀。他们几乎不会犹豫。

由于上述两层效应的存在，更为广大的用户长期接触到的就只有在审查和自我审查双重过滤之下的残渣，人们慢慢便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残渣就够了。毕竟一个人不可能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其结果就是，无知和落后、保守和局限，在不知不觉中被打造完成。

审查的第三层效应是更为广泛的恐惧。不仅有被审查、被抓捕治罪的恐惧，还有“与周边人格格不入”的恐惧，一种脱离群体的孤独感迫使那些有创新思想和突破意识的人自我沉默。

最终人们所能看到的就是如今这个社会的样子，它似乎什么都不缺，GFW之内克隆了几乎所有国际上流行的玩法，然而就像一台挂满铁锈和蛛网的陈旧机器，毫无意识地机械性运转着，所有人似乎都很忙碌，却没有任何价值被生产出来。雾霾一般的互联网内容产品让人只想戴上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