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日并非因西安事变"被逼"，日记中多次要"雪耻"无奈时局千变万化

 

不少学者关注《蒋介石日记》并非为了研究蒋介石本人，作为中国近现代上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很多争议多年的问题可以通过日记来解密。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几乎没有抵抗便匆匆撤离，日军随后占领沈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当夜，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导致沈阳沦陷。这一说法主要出自张学良的秘书郭维城的回忆文章：“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等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还说，蒋介石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这段话言之凿凿，遂成为定调。

尽管从没有人见过那些所谓保存至今的电文，而张学良晚年也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并承认：“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但仍不乏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想为蒋先生洗脱污名才主动背的黑锅。《蒋介石日记》公开后，进一步解开这个谜题：九一八事变当天早上，蒋介石登船前往江西对红军进行“围剿”，下午在船上研究地图和阅读《中山全集》，当晚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船上，对东北惊变毫不知情，自然不可能从南京拍发“不抵抗”电报。直到19日，蒋介石才得知沈阳和长春被占领的消息。

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6年中，蒋介石推出“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直到西安事变后才“被逼”抗日，这也是长期以来的定调。但翻阅蒋介石1931-1937年这6年日记，再结合当时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会发现无论历史事件，还是蒋介石其人都非常复杂，不能单纯作脸谱化处理。总体而来，蒋介石这6年一直在“攘外”和“安内”之间徘徊不定，侧重方针也在变化。如1933年元旦，日军侵略的步伐向山海关迈进，战争的阴云笼罩华北。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两行字：“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 1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自今日起，每日记雪耻一则，总使倭寇敉平，国耻湔雪也。”然而仅在18天后，蒋介石却亲赴南昌指挥“剿共”，对苏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围剿”，最终迫使红军长征。

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当时的他不但深刻意识到日军侵华的企图，并时常勉励自己不忘“雪耻”，但实际上却还是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之方针。因此不免有人质疑，是否蒋只是在日记中装腔作势，“日记强国”呢？实际上在红军长征前后，国内外的形势也十分复杂：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居心叵测，德国若即若离。此外伪满军、伪蒙军多次挑衅，各省势力同床异梦，国民党内政敌蠢蠢欲动⋯⋯蒋介石面对这样一盘棋局，所谓“安内”也并非单纯指对付红军。如1934年1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宁夏孙匪（孙殿英），新疆盛阀（盛世才），必为国家大患。”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深知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对日抗战必须提前部署。早在1933年8月17日，蒋就在日记中写下“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红军主力已从苏区撤离开始长征，蒋介石又在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进而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这一则日记信息量极大，结合之后蒋介石的作为，可得知这么几点：第一，蒋介石预见将来中日必战，重心从“安内”转向“攘外”；第二，经过第五次“围剿”后，蒋介石认为红军的威胁已消除，剩下的只是可以利用来让中央势力进入西南地区的“残匪”。第三，他抛出经营西南的计划，西南对其重要性，正如其一个月前在日记中所写：“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

1934年底至1935年秋，蒋介石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实行这个计划，先后控制贵州，渗透四川，拉拢云南。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能成为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与蒋介石在这几年的部署有直接关系。1936年冬季的绥远抗战爆发，蒋介石对日政策也由之前的退让转变为强硬。11月23日的百灵庙战役就是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的，此役粉碎了日军在内蒙古炮制第二个伪满洲国的阴谋。当时蒋介石还制定了收复商都的作战计划，以期扩大战果，只是20天后（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绥远抗战被迫中断。绥远之役发生于西安事变之前，故而说蒋在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逼”抗日并不准确。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作为中国最高统帅，地位之特殊不言而喻，日记中绝大多数文字记载了他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处理经过、对国际时政的种种看法等。因此《蒋介石日记》对于抗日战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