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罪其诈

你喜欢诈吗？除非甘愿同流合污，岂能容忍奸诈之徒！你讨厌诈吗？除非食古不化而不可救药，岂能不通权变，兵不厌诈嘛！如此说来，对于古今用诈，究竟功乎罪乎，似乎就难以评断了。如果纵观古今世态，就不能不承认：无论智愚、贵贱、尊卑、朝野，实实在在是无处不诈，还用得着去评点是非吗？

古代诈术

今天你到书店去看看，一瞥之下，几乎全是《智慧全书》一类的东西，但凡与智、谋、计、策、法、术这些字沾边的书，应有尽有！直到让你看花眼，不知该拣哪一本看个究竟。
我的建议是：一本也不必看！这些书无非是教你诈而已！别说今人的滥作，就是那些备受推崇的经典，如《孙子兵法》之类，岂不也是堂堂正正地教你用诈吗？当然，可能用一些较中看的字眼，如谋略之类，但并没有什么两样，倒不如直接用诈字来得爽快。看多了就不会觉得，“诈”这个字有什么贬意，反而还会有几分好感了。

古人之诈，恐怕也不是从什么“法术”中学来的。在一个普遍用诈的环境下，用点诈是很平常的事，还需要学？或许都已成本能了！

应当对古人多几分理解！无论在中原逐鹿争天下，还是在市井逐利争孔方；也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更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你所在的环境就是一片丛林。人类原本是丛林动物，丛林中险象环生，而你得生存，岂能不遵守丛林法则？而第一条丛林法则就是自然界的通则：适者生存！如何做适者？跟周边所有人一样用诈！

当赵国京城邯郸被魏国大将庞涓的大军围困、请求齐国支援时，齐军主帅田忌、孙膑该怎么去救？孙膑算是得了其先祖孙子的真传，他才不会直取庞涓，而是对庞涓示以在邯郸城外决战，实际上则直奔魏京去了！你能反对孙膑的这一诈术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能肯定结局将会如何，但围魏救赵这一经典战例是不会再有了。

比孙膑后生了百多年的韩信，并不比孙膑少一些诈。他刚刚被汉中王刘邦拜了大将，就导演了一幕大戏：为了迅速转战中原，而又不想被项羽察觉，他假意进军蜀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项羽措手不及。韩信一生用诈无数，但最后还是敌不过刘邦的诈，在帮刘邦打下天下之后就被诱杀了！谁还能比开国帝王更诈？

已登上千古智者之首的诸葛亮呢？所有其他人就得让到一边去了！他是每战必诈、每事必诈，以致鲁迅称他近于妖了。实际上，诸葛亮远没有那么坏；或者换一个角度看，他远没有那么神。其实，诸葛亮并不失读书人本色，行事处世拘泥之处多，而机巧变通似偏少，远远谈不上是用诈之王。大众对诸葛亮的诈的印象，主要来自《三国演义》，那不过是罗贯中本人的诈罢了！

古人用诈的事迹多于繁星，今天未必还有多大吸引力。值得现代人警醒的是：诈是无规则时代的产物；在一个走向规则治理的时代，应当让诈逐渐淡出历史；否则，你从古代诈术中习得的并非智慧，而是奸谋；奸谋可能助你于一时，但更可能毁你一生！

近代权谋

你一定注意到，在近代，诈这个字愈来愈罕见了！不知是近代君子已不屑于用诈，还是人们顾忌于诈字形象欠佳，换成其他字了。更可能的是，诈术依然如故，只是有了一个美名：权谋！或许，正因为有了美名之后，诈术更多了，以致超过了史上任何时期！

不到半个世纪之前，曾国藩还被放在恶人殿中，其形象比秦桧好不了多少，同样身负汉奸之名。但世道变化之快，大大出人意料，今天曾国藩俨然一圣人了！关于曾的书，已经多到不可胜数，且几乎一色的正面述说。这样一位贤者，还该说到他的诈吗？其实，曾国藩岂止是诈，而且是真正上等的诈，是那种粗看不觉得，过后值得回味的诈。如果不诈，他哪能建树盖世奇功！有人说，曾国藩就没有亲身指挥过一次胜仗！一介书生，哪是临阵决胜之人？他的诈确实不在这种事情上。但一旦谋大事，曾国藩的心机就无人可比了。

就是对朝廷，他也不惮用谋。在起兵之初，朝廷也太亏待他，竟然吝于给一个实质性的头衔。曾国藩也不马虎，瞅准机会撂挑子走人。直到朝廷真正意识到此人不可缺少，才欣然回归。

离我们较近但又不太近的大人物是袁世凯。此人似乎一看就觉得诈，真的一脸诈像；不知道是他一生行事用诈太多，还是近代史家将他描得太黑。即使是后者，也不必同情他，单单是推动帝制时的种种奸诈表现，人们就很难原谅他了。如果真要据实评价，那么不妨说，袁世凯至多只能算那种小格局、小气派的耍弄权谋者，还够不上大奸大滑。最上等的诈，是不留痕迹的，而袁世凯的诈，即使常人也能一眼看穿。例如，他苦心积虑，动员了那样多人上表劝进，到劝进书真的到了他手中，又假意退下，如此者三次，就如曹丕的故事。这种诈就实在不必演了，反而显得做作。袁世凯一生文战不顺，连一个举人都考不上，只能算一介武夫，倒不如按武夫风格行事爽快。他那种欲诈非诈，只留下许多败笔。

如果说在世人眼中，袁世凯一脸奸相，那么，蒋介石就是完完全全的一张黑脸，再无一点人色了。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失败者，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任何政治判决，必然是道德判决！政治上的失败者，一定同时是道德上的恶棍！蒋介石一生行事无数，举出事例来证明其诈，实在易如反掌。蒋介石也曾经是打天下坐天下之人，岂能不诈？他在黄埔校长任上，示人以左派形象，以使苏联代表鲍罗廷不疑；几次下野回归故地，示国人以闲云野鹤形象，但仍然大权在握；他动员胡适出面竞选总统，诡称愿意在胡适手下任总理一职……，如此等等，这些谁能当真？史上第一奸人形象似乎成了定局。

但一个精细学者的研究改变了人们的观感，此人就是社科院历史学家杨天石。杨天石不惮其劳，跑到美国胡佛研究院整整待上几个月，翻看抄写了蒋介石的日记。日记不是准备给人看的，应该说是真实的成分多，粉饰之词少，所表现的大体上是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个蒋介石，似乎不像是大奸大滑之人，至少保留了人性的真实成分。这样一来，蒋介石就不能不让出“权谋之王”的桂冠了！

斗争艺术

一旦进入现代，诈字当然就绝迹了，但权谋则仍然留着，而且达到人类智慧的巅峰，不再适用权谋一类的粗俗字眼。在人类词汇中，能配得上它的就只有“艺术”一词了。当然，应当区别于琴棋书画那类软绵绵的艺术，大人物用的只能是斗争艺术！

斗争艺术有一些什么光彩，足以使古代诈术及近代权谋都黯然失色呢？现代斗争艺术至少拥有远远超越前人的如下要素：崇高性、彻底性、普及性。

崇高性意味着，现代斗争艺术服务于一个崇高的目标；作为手段的斗争艺术，岂不也就有了崇高性？在现代，最崇高的目标莫过于实现某个乌托邦理想。为达此目标，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清除其敌人，对敌斗争的艺术岂不具有至上的崇高性？

彻底性意味着，对于阻挡贯彻斗争艺术的一切，彻底扫荡之，绝不要有什么顾忌与犹豫。

普及性意味着，一方面，斗争艺术将用于所有领域、所有事项；另一方面，要求自己队伍中的所有人都运用所提倡的斗争艺术。

有了如上优势之后，现代斗争艺术就成了威力无比的神器，锋芒所及，无坚不摧。下面就是一些辉煌的例子。

在长征途中，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张国焘所率领的四方面军4万人，正是得胜之师，面对一方面军的8000疲敝之师，颇有得意之色。会师后两军混编分为左右两路。毛、张闻天、周恩来率右路军突然先行到了陕北；张国焘、朱德等滞留在川西北一带。两者事实上分立，形成了两个中央并立的局面。恰在此时，张浩（即林彪堂兄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这对于毛简直是天降救星！毛张周立即联合演出了史上最精彩的“假传圣旨”大戏。张浩在莫斯科地位不高，回国时并未肩负任何传达共产国际指令的使命。但毛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借张浩的口吻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确立陕北中央的合法权力。当时国内与莫斯科的联系已中断多时，张国焘无从核实，只能相信毛虚拟的的电报，自动裁撤他所建立的中央机构，承认陕北中央的权力，并奉命北上与毛会合。毛策划的这场大戏最终决定了，是由湖南农民毛，而不是由北大教授张国焘，来主导其后几十年的中国命运。到了陕北的张国焘，还可能找张浩核实电报真假吗？没机会啦，他很快就被控制、遭整肃，直至逃亡，结束了其红色生涯。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不知是吃了什么豹子胆，居然讲出了心中憋了多时的真话：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等于揭穿了没穿衣的皇帝。就在那一刻，干掉刘的主意就在毛心中定下来了。从此毛就周密部署，依计施行。他艺术纯熟，手腕高超，一步步紧逼，直将刘赶到了悬崖之边。1966年5月，刘的主要部下彭罗陆杨被翦除，毛实际上已经直接控制了党政军。

6月，毛点燃了文革大火，然后只身离开北京去杭州，表面上做闲云野鹤，实际上紧盯刘在北京如何应付文革大火。眼看局面已经失控——毛所要的正是这个——刘不得不急飞杭州请示，是否派工作组控制局面。这个用了30年的老办法，刘岂会想到此时成了禁忌？毛只回了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这种既非授权又不担责的话，只能出自毛之口。刘当然不会想到，这正是致刘于死地的催命符！两个月后毛突然回京，严厉训斥刘派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的反动路线”，刘当然百口莫辩，只能引颈受戮。这幕倒刘大戏，终于完美落幕。

上述两例所展示的斗争艺术，岂不是举世无匹！将诈用到了这步田地，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敌手了。

功乎罪乎？

如此看来，诈是古今都离不开的东西。这就会让一些人不免想起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合理！那么，诈有合理性吗？究竟要赞颂它的机巧与成效，还是要谴责它的狡黠与败德？

坦率地说，我竟不能回答此问题，只能嗫嚅着道出几点感慨。

如果社会实行充分的规则治理，包括良好的道德风尚，那么使用诈术就没了一点点借口，不仅为通行的社会规范所不容，也会遭到普遍的道德谴责。如果使用诈术的结果导致严重负面后果，那么肯定将面对更严厉的制裁与惩罚。这种情况下的诈，无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罪过，甚至罪莫大焉。可惜，我们至今都无缘享受到这种规则治理，但所说的理想状态毕竟是文明的目标，仍然有作为参照的价值。

如果社会不存在起码的规则治理与道德氛围，那么人们就等于进入了丛林。为了自保，不能不各显神通，包括使用各种诈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说诈术有其相对的合理性，能够得到一定的理解或容忍。如果诈术导致了某种正面结果，就更会作为有益的谋略而受到赞颂，以致被认为功不可没！例如，荆轲用诈术行刺秦始皇，至少得到六国之民的认可；如果他成功了，或许将提早结束暴秦，岂不功莫大焉！一些当代人（例如张艺谋）能够接受陈胜吴广，就是不能接受荆轲，是说不通的。

问题在于，在以上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绝大多数诈术恰恰发生在这个地带。这就使人犯难了：如何去评价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诈术呢？肯定没有现成的固定模式，有价值的结论必然依赖于具体分析。

如果能告诉你的仅仅是这一点，上面这一大堆话就近于废话了。我不能不说，对人类文明抱有希望的人，终究会更看重一些普遍价值——诚信无疑就是其中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对于诈术不认可、抵制、乃至坚决排除，将愈来愈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我不在乎被指责为天真之人，坚定不移地期待着那个不依靠诈术生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