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关天
对于社会政治问题，无论如何众说纷纭，或许至少可以达成一个共识：人命关天！你不妨扪心自问：能不同意“人命关天”吗？如果认定这是一条底线，那么就不能不接受另一条共识：滥杀生灵乃世间首恶！这一观念，历代圣贤乃至文人墨客都说得够多，但并未能制止杀戮。历史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人命关天”，还不如说是“草菅人命”！对于生命的观念与取态，何以如此判若霄壤呢？
古之狂魔
我不能肯定，人类是否为最凶残的动物；但可以肯定，人类绝不是最温和的生灵。人类之互相残杀，也不是一些学者所宣称的，是什么“阶级社会”的独有现象。远古时代的人间杀戮已够惊人，这有对史前时代的考古发掘为证，即使没有文字记录也罢。
一旦有了文字，杀人就成了史籍的重要内容；而且，主要不是作为罪行记录，而是作为“打天下”者们的丰功伟绩。此后的史书，就全都浸透着被杀者的鲜血；今天称为“文明”的东西，首先就包含着这种血淋淋的材料！但毕竟还没有哪个史家愿意去写一部“杀人史”，或许那过于血腥，超出了人类神经的承受能力。
古代屠杀的记录太多，根本不可能全面引证，下面仅仅挑出少许事例以观其一斑。
列国时代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有一条很简单的理由：减少对手的人口，从而削弱其战力。“杀光被攻占城市的青壮年男子”这种事情，今天看来当然是疯狂之举，古时恐怕会认为天经地义。在古代中国，最“辉煌”的杀人业绩肯定属于秦国。今天的主流意见认为，这主要应归功于商鞅变法。商鞅开创了一种高效的杀人机制：军人以献上的人头数计功行赏！秦国贯彻这一法律如此彻底而持久，致使秦军成为世界古代史上最令人生畏的杀人机器！
观乎此，你就明白：为什么恰恰是秦能统一天下了。不要听张艺谋的那一套胡说，以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什么光彩夺目、天下归心的正义之战；那不过是用累累白骨筑成始皇帝的巍巍宝座！
随意挑出的史书片段就十分恐怖：秦大将白起击败韩魏联军，斩获首级24万；长平之战，秦坑杀赵军俘虏40万。仅死于白起一将之手者，即逾90万！在那个远谈不上发达的时代，能有多少人供屠夫们杀戮？据古代史家黄甫谧统计，当时天下人口“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在如此堆积如山的白骨面前，你能依然豪情满怀地赞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吗？
此后的屠杀，或许规模小些，但同样惊心动魄。东汉开国大将耿弇，平定46郡，屠城300余座，占当时全国城市的40%。你不致陌生“屠城”一词吧，“杀尽满城人口”、或者“杀尽满城青壮男子”之谓也；就书写者的爽快，就如同杀掉无知的猪羊牛马一般！东汉开国皇帝“打天下”的代价，就是全国86%的人口消失！在光武帝登基的盛大庆典中，那86%的人及其后人（如果有后人的话），能够欢呼“终成伟业”吗？曹操杀人也毫不手软，他攻取彭城后，杀死男女数万投进泗水，致使泗水断流！
我不知道，“以人为粮”是否是我们祖上的独家发明。军阀朱粲以杀人筹军粮，每到一地，将掠来的妇幼煮成食物分发士兵；公然宣称：哪有超过人肉的鲜美食物！流寇黄巢驻军淮西一带时，为解决军粮，建成了一排“巨碓”，抓来成千上万的百姓，投入其中，磨成肉糜，供军队食用。这使远近几百里都成了无人鬼蜮！
此情此景，让你对辉煌的古代文明生发出什么感慨呢？
近世屠夫
文明进步的步伐，并没有降低屠夫杀人的疯狂，更可能提高了杀人的效率。近代的屠杀记录包含更恐怖的数字。
近400年内的两场大规模战乱，成了消灭人口的最有效的手段。据一些史家的统计，明清之际的战乱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都导致一亿以上的人口损失。死者并非都是阵前士卒，相当一部分就是死于纯粹野蛮屠杀的平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三件事。
其一是广为流传的张献忠对川人的大屠杀。今天仍然有替张献忠辩护的微弱声音，但这不足以改变一个结论：张献忠肯定是史上最疯狂的屠夫。经张献忠的屠杀之后，究竟还留下多少川人，从数万到数十万，永远不可能确知了。但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清朝初期大规模的移民“湖广填四川”，留下了几代人的辛酸记忆，其中就包括从江西移民四川的邓小平家族的记忆。
其二是清军入关时对汉人的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已经成了史籍中的专门用语，不再有人置疑。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没有任何理由支持热衷于颂扬清帝的清宫戏！
其三是持续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损失，就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屠杀。今天一些人不愿意面对：在太平军屠杀清单上的所谓“妖人”，竟达数十种之多，其中就包括和尚、尼姑、道士、士绅等等。颇为反讽的是，这场毁灭人口的战争竟是一场“文化战争”：一种不东不西、不伦不类的邪教文化对传统华夏文化的战争。对这一点的认识，没有谁比曾国藩更清楚的了：他在征讨太平军的出师檄文中，称“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荡殆尽”，却出人意外地几乎没有提及扶助清室、捍卫朝廷。
在太平军覆灭三年之后，德国大地理学者、旅行家李希霍芬游览了江浙一带，发现该地十室九空，曾经非常发达的工商业几乎绝迹。遗憾的是，至今都很少有国人注意到这种损失；该地可是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最有希望的发源地啊！
消灭生命的罪恶也不限于战场上。它还出现在公堂上、刑场上、牢狱中……。清朝离我们并不远，所有冤案的死难者的冤魂还在游荡呢。热衷于宫廷戏的影视界，愿意对他们投以一瞥吗？有些人就是患了“帝王崇拜症”，称颂帝王干的每一件事情为“伟业”。
满清皇帝的最大罪恶，不是疆场败绩，不是丧权辱国，而是接连不断的文字狱、史上最伤天害理的文字狱！仅仅这一点，就不应让康熙、乾隆心安理得地呆在圣殿中，而要将这些丧心病狂的屠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清帝是这样对待他们制造的文字狱的受害者：满门抄斩而且株连亲朋故旧。文字狱制造者的罪恶，甚至超过了攻城略地时的杀戮，因为文字狱消灭的是文化精英，而且没有任何出于攻防考虑的杀戮理由。
现代记录
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五千年文明史”，我最感失望的是：在尊重与珍惜生命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在19世纪如果有先知先觉者的话，他们一定会寄希望于20世纪；但20世纪似乎更令人失望。恰恰在20世纪，创下了更高的杀人记录。巨量的人死于日本人之手，这涉及国恨族仇，只有在专文中才能备述其详，暂且不论。就是因内政导致的动乱，所吞噬的生命就数以亿计，这种记录无论如何会让良知未泯的人寝食难安。
国共内战所造成的生命损失，对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将是永远的心头之痛。刘伯承元帅是声望极高的军中元老。我相信，在他后人看来，他的最可贵的传记资料，不是其骄人的军功，而是他那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晚年他曾对家人说，他不想看关于内战的影视，那是他亲身经历的场面。无数埋骨疆场的士兵，无论他们身处哪一边，都是穷苦农家的子弟，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啊！
人们不免发问：有多少人达到了刘伯承元帅这样的境界？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大众意识，甚至不及一些通达的古人。哼哼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并不困难，但真正有动于衷的，恐怕并不多。至少，今天的那些战狼是绝不会操这份心的。
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将“流传千古”的话：
死一个人是一条生命，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数字！
对于以上名言，毫不费力就可以加上一个注脚，它来自国共内战的东北战场。发生在1948年的长春围城战，无论如何将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光辉战例，这无关乎对当时统帅林彪的功过是非的评价。然而，无论对这一光辉战例如何加上浓墨重彩，都抵消不了一个无法隐去的伤痛：数十万生命的代价，死者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战死疆场——如果那样，作为一次普通的战役就不必多说了——而是死在饥饿的挣扎中。这几十万活活饿死的长春市民，你们也够倒运了：眼看一场大战在即，你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就不能远走他乡、躲避战祸吗？说得太轻松了，当时哪里来得及！围在城中之后，无论你对战争双方的取态如何，就全都成了瓮中之鳖，奈何？
再回到斯大林的那句名言。这句话后来被成百倍地发展了：死几亿人也不过是一个数字！在1957年的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峰会上，领袖就是这样平心静气地侃侃而谈：
世界大战打起来，只要能打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即使死一半人，也是值得的；要不了多少年，另一半人就可以解放全世界！
这岂不是极诱人的光辉前景！但就是没有人去细想，自己是否恰恰在活下来的那一半人中。一个人的神经只要坚强到了不在乎世界死一半人的地步，就不再有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了。正是在这种气概与气氛下，敢想敢干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于是就有了大跃进、大饥荒；于是就有了文革中的“全面内战”……。这一切都并非“闲庭信步”，而是要死人的！但死人数竟达数千万之多，却远远超出了最疯狂的人类想象力！
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人命关天”这几个字，恐怕大多数人就写不出来了！
生命权
“人命关天”直接关联着文绉绉的字眼“生命权”。今天，至少在理论上不再有人反对：“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既然已有这种共识，似乎已没必要重提旧事：这一共识是多少惨痛代价换来的！
我们的祖先不可能不懂得生命权，即使没有“生命权”这个词；否则，就不会说“人命关天”了。生命权并不深奥，可以说存于人类本能，来自于洪荒年代，无须什么理论家来论证。套用“天赋”这个旧词，就是“天赋生命权”，以与“天赋人权”相对应。但这种大话说得再多，也不太管用。那个惨死于残暴“公人”手中的北京律师雷洋，就是对着施暴的人百遍地呼喊：“我有天赋的生命权”，如狼似虎的公人能放过他吗？
尽管如此，确立生命权的无上价值，无论如何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即使一些人眼下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也罢。在和平年代，夺人之命毕竟是极罕见的事情。除了口里说说之外，真要人家去证明自己尊重生命权，还能做些什么呢？对生命权的强调，或许更属于一种“预防性”的事儿：让尽可能多的人认识到生命权的无上价值，唯此，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或者一旦文革一类的灾难降临，才会有更多的人自觉抵制那些没有人性的残忍行为。
此外，尊重生命权，也不只是“不杀人不伤人”而已；还意味着对生命价值的深刻体认，对苦难人类的深深同情，对所有受难者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人道情怀，对伤天害理的残忍行为有理所当然的义愤……。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灵魂完整的现代人的必备人格。
今天，你不妨瞧瞧自己以及周边的人，包括子弟家人，对生命价值的认知达到了哪种水准？说一句可能冒犯许多人的话：
大众对生命权的认知水平，并没有比文革时期高出多少！
能够说明问题的，恰恰是那些平常大家都不经意的事情。对于某个陌生人——例如钱云会——不正常地丧命，你会因事不关己而漠不关心吗？对于某件草菅人命的司法事件，你会震动于心吗？对于吞噬生命的空难、矿难等等，你会有多少不安？对于发生在台湾的车祸，你会幸灾乐祸、欢呼跳跃吗？对于现代史上那许多夺同胞生命的悲惨事件——反右、大饥荒、文革的“全面内战”等等——你会麻木不仁不置一词吗？对于可能导致同胞丧失生命的国际冲突，你会不假思索地充当战狼吗？你会为普大帝在乌克兰狂轰滥炸的“辉煌战绩”而欢呼雀跃吗？对于历史上的所有不幸战争悲剧，你是学刘元帅，还是学一味歌颂“满城黄金甲”的张艺谋？
对所有这些“细微末节”，你都不以为然吗？它们恰恰是对文明水平的有效测试！不要以为，“生命权”问题离我们很远，它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此刻，我想到裴多菲的著名的诗：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此处，不妨反其意而用之，写下如下几句，以献世人：
金钱诚宝贵，乌纱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