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必在乎？
有人奚落你，你在乎吗？众人误解你，你在乎吗？社会冷落你，你在乎吗？这些问题，未必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在现实生活中，多半是在乎者多，而不在乎者少。有独立判断的人，并不需要什么高人指点。但在这一点上，智者的人生经验确实不乏供人分享的价值。
“在乎”一词，看似简单，实际上其内涵惊人地丰富。首先应指出，只有补足主语与宾语之后，它才能表达明确的意义。你我他谁在乎？这就有你在乎、我在乎、他在乎等等之分。在乎什么？这就更复杂，可以是在乎你、在乎他、在乎某些人、在乎某些人说什么、在乎某些事等等。诸多不同的“在乎”，不可能有同一取向。为了确定起见，本文只考虑一种情况，它或许是通常最受关注的：我是否在乎某（或某些）人说我什么。
困扰难逃
在乎他人的言说，反映了人在接受环境刺激之后的某种反应，因而归根结底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的问题。首先关注的是：对于环境刺激是否要作反应？
不时听到，某某去终南山当现代隐士了。一个即时显现的想法就是：这些人很勇敢，能够毫不在乎地抛弃尘世荣华，孤独地面对深山老林中的苦雨孤灯。但很快就被一个完全相反的看法所驳倒：这些人应该是很怯懦吧，世俗社会就那么可怕，就那么不敢面对，非远远逃避不可吗？究竟是勇敢还是怯懦呢？
决心终生当隐士者，肯定不多；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逃避现实者，却不算少。有人离群索居，有人弃绝社交，有人沉默寡言，有人隐姓埋名……。你的周遭环境就那么可怕，那不是应当时时给你输送温暖的地方吗？
真的，人们为什么会害怕环境呢？当然，这里的环境不是指空气水土，而是社会生态。那么，社会生态环境之可怕何在呢？
是抢劫？欺诈？暗算？排挤？嫉妒？侵凌？
这些未必不可怕，但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毕竟并不常见，不致让你终日裹头盖面。
真正可怕而又几乎无时不在的东西只有一样，古人已准备好一个绝妙的词：人言！人言可畏啊。
你绝不可能逃避某种“人言”的环境，除非真的去当隐士。“朝防物议，晚畏人言”，从早到晚都生活在对人言的警惕中，谁能满不在乎？
人言不过是一些飞短流长罢了，何足畏惧？可畏之处至少包括：
恶意中伤——“某某态度消极，一定是思想有问题！”虽然是捕风捉影，未必能对簿公堂，但总会有人听进去，留下的印象从此就很难消除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候，这就足以断送你的前程。1957年的浙江省长沙文汉，几乎没有什么称得上言论的东西，至多被某些有心人收集了一些闲言碎语，就是这点东西织成了他的右派罪名。
善意品评——更多的物议未必有什么恶意，但同样可能是你所不喜欢的。“某某爱玩啊，什么花样都很容易上手。”说不定是一句赞美的话，人家对你可佩服之至呢。但你听了就是不舒服，在你正需要树立“勤奋”形象的时候尤其如此。很可能就凭这一句完全善意的话，从此你就心存芥蒂了。胡适当年随口说的一句并无恶意的话：“凭考试，某某可能进不了北大。”他就是用一辈子来还债，也不够啊。
无意传言——一件事，转眼间就会传之于张三李四，而你却偏偏不愿意任何人与闻，这岂不坏事了？“某某准备出国了。”谁想到你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你正准备出国呢。但别人并无义务替你管理秘密，还能找人家算账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家谈及你的十句话，有五句让你不快，你还能不烦！如果你抵抗烦恼的能力又不强，岂不沮丧之至？那就还是弃世绝尘吧。否则，那包围着你的困扰，总会不期而至！
在乎之效
你正因被人言所困、一筹莫展之际，好心人进言了：完全不必介意，不在乎就得了。确实，这是抵御任何扰人烦恼的无上良策。“不在乎”妙啊！
但社会学家多半不这样看。对于社会评议，任何人都多少有点儿在乎，这是人对环境的本能反应，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功能。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在乎”有很多积极的社会功能。
激发互动——隔壁老王与你多年都无往来，但就是偶尔听到的一句涉及你的话，尽管平平，却可能激发你了解他的兴趣，说不定你从此就多了一个朋友。你要是对偶尔飞入耳朵的一句话根本不在乎呢，那就没有这回事了。梁启超与章太炎本来素昧平生，只是有人对梁启超谈到：章太炎看了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后如何如何，两人才有了交往。那时梁氏纵然名满天下，但对于自己业绩的品评，也是很在乎的啊。
激励之源——有人认为，真有坚定志趣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人说长道短。这未免太绝对化了。人非木石，岂能全无七情六欲？对于来自外界的任何肯定评价，谁能够完全不在乎？钱钟书肯定算个人物，似乎也够超脱，但他也不能不关注外界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像特朗普这种人，就更加双眼紧盯着媒体的品评了。来自社会的任何肯定评价，都会催人奋进，让有志于事业者更加努力。当然，对人的激励来自许多方面，并非仅仅听好话而已；但外界的好评至少是激励来源之一，完全不必充耳不闻。
镜鉴之效——中国盛产编神话的文人。我所听到的最无稽的大话就是：某某圣帝贤君“闻过则喜”！你真的相信天下有人闻过则喜吗？没有的事！如果那样，人性就太不可思议了。“闻过则怒”那也未必，但“闻过则怏”则多半难免。其实这又何妨？因“闻过”而“怏”之后，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留下不快，听其逐渐释怀，此后不再记起。其二是不免心中琢磨：或许人家说得不无道理，不妨自作捡点，从此改弦更张，以图进取。倘如此，那就真的可庆可贺了。人固然不太可能“闻过则喜”，但若“闻过”终究促成了某种形式下的“改过”，那么仍然不失为一件喜事，可说“闻过终于至喜”了。
由此看来，那些揭你之过的人言，很可能会成为可贵的镜鉴。对于唐太宗这个“从谏如流”的榜样，人们津津乐道，其实是大大夸张了，他对于批评的反应，岂能完全异于常人？还不一样有勃然大怒的时候。他的可贵之处不过是，在冷静下来之后，终究还是能接受一些批评，致使他受益终生。蒋介石的度量肯定更低一等；但对于张治中这种总爱进言的人，他也不以为忤，实际上听进去的不少。否则，他也不可能一直信任张治中，早就将他赶到远处去了。
广闻之途——“人言”也不是非好即坏，实际上更多的是“不好不坏”，它只是提供某些信息，对于有心的听者，是一个增广见闻的适当渠道。有志于事业者——且不说欲成大事者——一生需要信息、知识、资料无数，哪能全从正规教育得来？真正有作为的人，未必完全依赖于正规教育，更着眼于平常的关注、随时吸收、兼收并蓄、日积月累。就凭这一点，你也不能拒绝别人对你说点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也听听无妨。平常说“开卷有益”，应当补上一句“张耳有益”！这种话不免绝对化——任何格言都难免绝对化，你能尽废？
乾隆何等自负的帝王，岂肯屈身求教他人？但他还是喜欢微服私访，到民间听听窃窃私语，其中未必都是对圣朝的歌颂。乾隆从私访中受益之大绝无疑问。他的诗文涉猎之广，远不是一个不出宫门的帝王能写得出来的。至于彼得大帝、瑞典国王查理十二这类君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几乎成天泡在民众或士兵中，耳边什么话没有？这些人眼中的世界，与民众眼中的世界应当差距不大；与那些一生都泡在脂粉中、或者泡在马屁精中的中国皇帝比起来，显然有天壤之别。
规制是赖——上面所说的“在乎之效”，都是对个人而言的。实际上，“在乎”亦不无社会效益，这就是有助于规制的形成与完善。与表面上的印象相反，规制不是个别人偶然思考的产物，而是与社会反应长期互动的结果。即使是高度专制的社会，亦没有完全关闭上下沟通的渠道。规制制定者，总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听到社会的声音，用以形成对规制的评估与意向。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也会有意或无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意向。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规制制定者的决定。
对于统治者所推出的一切，最不足道的社会成员的“在乎”，都是起作用的，不管它如何细微到难以察觉。尽管个人微不足道，但须知，社会异常庞大啊。要能完全忽略社会反应，唯有社会彻底沉默！但你何曾见过一个彻底沉默的社会呢？
岂必在乎？
对于“在乎”的好话，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只能到此为止，下面该说点“不在乎”的好话，至少说说它有时不可缺少。这件事或许要困难些，天下有几个人不在乎呢？
无论好话歹话，都不必太在乎。但人之常情毕竟难以排斥好话，因此“不必在乎”的议论主要是针对“歹话”的。“不必在乎”的理由多多，下面这些或许是最主要的。
在乎无谓——依稀听到几句不悦耳之言，你就在乎得难以自持了，实在是无谓之至。你以为，对你的评价全都尽收耳中了？或许，你知道的不过十分之一而已。至于某个大国皇帝听到的冒犯之言，则多半不及万分之一！为了那万分之一的负面信息，就要死要活，值得吗？其他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呢？你至少有两种自我解脱之道：要么忽略掉那万分之一，干脆充耳不闻；要么认定其余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全是正面信息，自娱自乐，岂不快哉！
1980年胡耀邦、万里等人开始搞农村包产到户时，一些大理论家——其中尤其包括有名的大才子王任重——立即警告他们：许多人反对，不能闖这个祸，天会塌下来！幸亏胡、万不是胆小鼠辈，并不在乎。不清楚的只是：他们是确信大多数人不会反对，还是以为表示反对的人只是少数？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在乎少数人的反对声音是很无谓的事情。
在乎无益——逆耳之言让你如五雷轰顶，从头凉到脚，甚至被彻底击倒，从此一蹶不振——这种在乎，当然已无以复加了，但于你有何好处？除了自寻烦恼、身心俱瘁之外，将一无所获。就该知道，“满不在乎”，正是无端烦恼的第一号大敌！
在乎无补——既然在乎某种声音，那么这种声音所反对的某件事可能成问题。如果你了解到的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该事搞砸了，无论那件事本身是好是歹，该不该做，已经失败却是你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个事实丝毫不会因为你在乎不在乎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在乎是无补于事的，即使你因在乎而后悔不迭、痛不欲生，也毫无用处。
在乎无智——你在乎某件事情上的损失，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那件事确实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且它是不可替代的。但你能肯定自己没有误判吗？如果你误判了，你的在乎就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情况下的在乎，显然不会是有智慧的证明。
当代人很少知道邓子恢其人，他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用洋人们的说法就是：他是一个应该大写的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大跃进，实际上还在1955年就预演了，而邓子恢正是那个不惮挨整坚决抵制的人，他大声疾呼“反冒进”！如果某人在写邓子恢的传纪时，没有充分强调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丰功伟绩”，而其后人十分在乎，不满意于低估邓对合作化的贡献，那么这种在乎就十分不智了：邓子恢确实没有那种丰功伟绩，即使有，也不值得，那种事情对社会无益有害！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人贬低邓子恢，那实际上正是邓的荣耀。
所有这些理由，也许并不能使执着于“在乎”者不再“在乎”，那么不妨告诉他：在乎吧！一直在乎下去，直至倦怠不堪而止，也就不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