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式社会

在大多数人看来，社会都广大无比。如果还嫌社会如夜郎一般狭小，那就颇难理解了。不过，个人毕竟渺小之至，其视野十分有限；个人眼中的社会，或许就是他视野所及的那一狭小范围。另一方面，在今天社会的特有氛围中，个人得到种种宏大话语的充分熏陶，想象与言语中的社会，不仅不狭小，更像是广大无边。这样一来，我们似乎不再能肯定，社会到底是狭小还是广大。这一看似荒谬的矛盾，今天将有一些什么后果呢？

眼中的社会

说来让人匪夷所思，我们的先人在华夏大地上闯浪了数千年，却几乎不曾清晰认知社会的存在，更不说对社会的深度探询了。在这一点上，很像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在地球上生活了千万年之后，直到近代的前夜，都未形成清晰的地球概念。其缘由，似乎主要是个人在地面上视野太小。同样的道理，个人对于社会视野之小，致使人类经历千万年之后，都达不到对社会的清晰认知，更谈不上关于社会的理论学说。直至清末，严复等人将西方的社会学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眼前的社会景象才豁然开朗。这算是中国人发现社会之始。

有趣的是，即便发现了社会，个人眼中的社会与真实的社会还是相去甚远。

现在就来观察一下，在人们的直观印象中，社会的面貌如何。简单说来就是：普通人仅仅熟悉以其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关注圈，这个圈子的半径，就是个人注意力所及的最大距离，而距离是由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这两个指标综合地确定的。在地理上越近、在亲属关系或者情谊上越亲近，就越可能进入个人关注的视野。个人眼中的社会，实际上无非就是围绕他的那个关注圈。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正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称的乡土社会，其中的成员，多半是得以频繁往来的亲属与熟人。熟人自然包含了亲属，因此不妨说：

个人眼中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熟人社会。

数千年来，在我们的先人看来，除了熟人社会之外，对其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几乎就当其不存在。这个几乎仅仅由邻居、亲属、熟人构成的社会，还能不小？实在是狭小之至！我不知道民俗学家是否统计过，在中国的传统乡村，一个一辈子也不出远门的人——旧时代的大多数乡民就是如此——所认识的人，至多有多少；我想，“上百人”大概是很大胆的估计了。

据说，小布什在耶鲁读书时，握过手的同学在千人以上！此处不去评论小布什个性如何，想强调的只是：小布什所面对的社会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实在有天壤之别！

个人眼中的社会固然狭小之至，但并没有多少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实际上，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中更可能如鱼得水。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正是狭小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认知与社会影响力的高度局限。而我更想知道的是，在上述局限之下，社会的活力以及文明演进的动力该当如何。

稍具阅读面的人，不会不知道夜郎自大这一成语及其出处。如果某个人将其眼中的社会当成了庞大的现实社会，就很有一点夜郎的味道。因此，本文将用夜郎式社会来称呼个人眼中那个狭小的熟人社会。上述名称自然地引申出夜郎式认知、夜郎式道德等等名词，其自明的含义就无需解释了。

长久浸泡在夜郎式社会中的人，不能不有特殊的思维习惯、行为模式与处世风格，这些的综合表现构成所谓夜郎精神。你想必会说，夜郎精神的核心，岂不就是夜郎自大、愚昧无知吗？在今日的时代氛围下，仅仅持这种理解已经不那么具有启发性了。因此本文的主旨略有不同，将夜郎精神的核心理解为：

从一个狭小的关注圈出发，去形成某种狭隘的认知、关注点、倾向与利益诉求。

夜郎式认知

坦率地说，我常不免本能地喜欢一个狭小的熟人社会，而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很可能手足无措、忐忑不安。但这种基于本能的个人感受，终究抵挡不住随眼界扩大而来的认知欲望。现代人不能不广泛接触陌生人以及陌生事物，而不太可能情愿蜗居在狭小的熟人社会中。只有在走出了这一步之后，才真切地感受到熟人社会的狭隘与偏陋，认识到长期局限在那种社会中必然的孤陋寡闻。

人们常说：某某“身居闾巷，心怀天下”。我相信，古今中外都不乏这种人中翘楚，早年乡居隆中的诸葛亮、长年守在乡下的苏格兰思想家休谟就是。但我深信，隆中的诸葛亮一定曾奋力寻求与吸收外界信息，因而得以“知天下”；否则，他根本不可能留下那个光照千古的“隆中对”，也不可能成为刘备的首席智囊。我不相信，夜郎国也能出一个诸葛亮。同样不相信，一个夜郎式社会能产生巨人。

这就进入到了本文的中心结论：

夜郎式社会禁锢了其成员的认知。

换言之，夜郎式社会必定形成狭隘的夜郎式认知。

不消说，夜郎式认知的浅陋、荒唐都堪作笑料。不要以为，夜郎式认知仅仅是古人的缺陷，现代人早已与之无缘了。实际上，不少现代人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夜郎式认知。唯其如此，今天谈论夜郎式认知才有意义。简单说来，具有夜郎式认知的人，往往将他从熟悉的小圈子中获得的认知用于全国，然后将对中国的认知用于世界。

夜郎式认知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此处不妨看一个典型例子。

在街谈巷议及友朋聚会中，经常有一些自命见多识广的人侃侃而谈：搞政治的人哪个不黑？天下乌鸦一般黑！说穿了漏水啊。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有太多的事实证据，因而几乎无从反驳，唯有默然相对。但我心中深藏的那个理想主义内核，却始终顽强地拒绝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知。无论从现实政治中看到多少丑恶，我都不改初衷，仍然深信人间仍有忠诚在，政治未必没有改良的希望。我无法怀疑彭德怀的正直、胡耀邦的赤诚、马英九的“不粘锅”；同样不相信，卡特、里根等人除了政治算计之外再无其他。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正是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的不良政治，让国人对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乃至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了。理智上，我知道这终究是一种“夜郎式认知”，不足为训；而在心灵上我却深知，具有这种认知的人是无辜的，恰恰是那些制造黑暗政治的人，在个人的周边造就了那个黑暗的夜郎，致使人们无法不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黑暗政治的推行者祸害了一代人，或许这还不算最大的罪过；更大的罪过，是彻底摧毁了人们对于善心、良治、以及人世间仍然可能有的一切美好事物的信心。

夜郎式认知的典型误区在于：误将眼前所见的黑乌鸦，当做全世界乌鸦的常态了！

夜郎式道德

我深信，在老子极度推崇的“小国寡民”时代不存在道德问题：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小村落中，谁好意思去损人利己？我也深信，太平洋岛国上的那些原始部落不存在道德问题，小小的岛国之内没有人想到要肆行不义。我还相信，在那些高度闭塞的偏僻山村中不存在道德问题，其中的山民都纯朴敦厚，不知道算计他人……。

如果深信上述结论不假，那么就不能不相信：一个夜郎式社会几乎没有道德问题！既然夜郎式社会很小，其中的人彼此相识，会轻易发生互害之事吗？如果能确信这一点，那么就能理解“夜郎式道德”的核心了，这就是：

在每个熟人——更别说亲属——面前做真君子。

我不知道，在各文明民族中，中国人的道德形象如何。中国社会庞大无比，似乎与夜郎毫不沾边。但我还是要说，中国式道德恰恰是夜郎式道德！无疑，这种道德具有良好形象。不是吗？你看，中国人待父母、待兄弟姊妹、待邻居、待朋友、待师长、待同学有多好！只要在熟人的圈子里，中国人慷慨、热情、友善、忠诚……，即使将所有表达良好品性的词汇都用上，也不为过。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道德形象，曾经深深地打动了许多西方“圣人”，包括莱布尼兹、伏尔泰等等，让他们成了崇拜东方的中国迷。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良好道德形象竟然被一个缺点毁灭了：一旦将熟人切换成了生人，那么一切美好表现就会在瞬间消失！中国人永远准备了两付面孔，一付面对熟人，一付应对生人，两者的切换仅需1秒钟！

这种特质的道德，岂不正是典型的夜郎式道德！

不要急于奋起指责夜郎式道德。我宁可以最大的善意理解夜郎式道德：至少在较小的范围内，在未充分开放的社会中，它仍然不失为有用，甚至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美德。试想，如果你身处异乡，在艰难时刻孤苦无依之际，恰恰“他乡遇故知”，得到及时雨般的帮助，其幸运感将何如哉！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批评中国人的夜郎式道德吗？当然，任何人都知道：“他乡遇故知”的机会毕竟不多；你不更在乎“没有故知的环境下仍受善待”吗？

夜郎式文化

为便于展开本文的思想，我们约定：此处较广义地理解“文化”一词，让其涵盖宗教、教育、技术、工艺、艺术等等，这就接近于对“文明”的理解了，其内涵兼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古夜郎国当然不缺文化；但在那种微型国家内，文化、宗教、教育、工艺等文明要素不可能有充分的分化，不加区别是很自然的。技术与艺术涉及高度复杂的因素，此处不论。下面仅仅以教育、工艺为例来说明夜郎式文化的特点。

在古代中国，教育带有典型的“夜郎色彩”：家庭教育、家族教育、授徒式教育，都局限在比熟人社会更小的圈子内。对社会开放的那种近代式的学校教育，在古代多半闻所未闻。民国之后，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开始在中国普及；但根深蒂固的“夜郎精神”却在学校中顽强地扎下根来：授徒式的教育模式；学校中以地区、宗族、师生关系划线形成的宗派；学术社团的近亲繁殖；在学术上对于异己的刻意排斥……。教育界的大多数人，对这种“夜郎精神”见怪不怪，很少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欣赏、鼓吹，将这些东西带入了21世纪，成为今日学校中的一景。

今天的大学中，裙带风一点不减民国时期，夫妻店与家族团比比皆是，“抱团”当院士传为美谈，倘出现“一门多院士”，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在民国时代，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傅斯年辈，既看重传统道德，也喝过洋水，熟悉现代教育的规范，恪守公正办学的宗旨，能够拉下脸来将不合标准的三亲六眷拒之门外，北大、清华就没有录取梅贻琦等人的孩子。正是这些风骨尚在的汉子的坚持，民国的大学终究还没有成为夜郎国。此后，也不能说蔡元培辈就绝了种。堪为凤毛麟角的教育家朱九思，就是先贤的传人，他不逊于梅贻琦，也不让自己的孩子从旁门进大学。今天，你到哪里找梅贻琦、朱九思去？

至于工艺，其中所体现的夜郎精神绝不更少些，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自远古时代起，工艺品的生产就几乎完全被控制在家族之手，一些最著名的制造者家族的姓氏，还保持在流传至今的文献中。例如，汉代专营冶铁业的卓氏——蜀郡（今成都一带）之大富商，就被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其中还夹带着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卓文君与大才子司马相如相爱私奔、终成眷属。卓氏肯定垄断着冶铁与铸造技术。如所周知，依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工艺技术是独门绝技，是从不外传的；只有男性继承人才能继承家族世代相传的秘技。在这种制度下，想必有不少世传秘技最终失传了，留下许多千古遗恨。

我曾经亲眼观察过春秋曾侯墓的考古发掘，在出土的大型铸造青铜器面前，因震骇莫名而完全失声！出土铜器造型之精细、工艺之复杂，据权威专家考证，是很难用现代技术复制的。那么只能认定，当年的工艺技术已被天才的先民带进坟墓了！

在2500—3000年前，掌握着冶炼秘技的工匠，很可能仅仅是一个不超过数十人的小群体，想必集中居住在少数几个冶炼中心，例如四川、湖北、江西等地。他们世代传承、自成一体、秘守家珍，不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夜郎又是什么呢？今天，目睹着那些在地下秘藏了数千年的绝世珍品，对于那些创造了奇迹的聪慧勤勉的先民，坦率地说，我的遗憾多于敬仰！如果他们不是那样顽强地自我封闭、固守秘技，不是那样执着地坚持“夜郎精神”，对于工艺传承抱开放的心态，何至于让自己的创造失传数千年！这是那些冶炼世家的悲剧吗？或许，这更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