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之最

国家与个人当然不能对等。但至少在某些方面，两者不无可比拟或者可对照之处。个人最大的耻辱是什么？是被人欺侮？技不如人？屈居人下？在一个将令誉看得重于一切的高雅之士看来，恐怕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唯有败行记录才是须臾难忘的终生之耻！恰恰在这一点上，国家也是如此：国耻之最，不是成就逊人、败于强敌、失地丧师——这些都容易补救——而是以其败行播恶名于天下！

誉满天下

这篇谈国耻之最的文章，竟从国荣之最说起，不免有点唐突。但也并非完全说不通，“祸兮福所伏”嘛；况且两极相通，正是古今哲人的共识。

说国荣比说国耻容易，况且不使人为难，此所谓“栽花胜似栽刺”也。谁不知道，我们这个举世皆知的礼仪之邦，从来都是誉满天下！要说国荣，简直拈之即来，有何难哉。在当下，每个市井小民都可以数出一大串，更别说《厉害国》的作者们了。

不过，引用中国人的说辞，就不免有自吹自擂之嫌。在这件事上还是看看洋人们如何说最妙。我们虽然经常骂洋人，但听起颂词来，还是爱听洋人的！有众多的洋人，恰恰夸赞中国“誉满天下”，赞词多不胜数，此处只能作最简略的举例。

真要说这件事，就得从700年前的《马可波罗游记》说起。只怪这个地球太大，在马可波罗之前，西方人真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中国。这没有什么奇怪；就是在马可波罗之后，我们的先人也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一个欧洲！马可波罗对中国——也是对世界——贡献之大，真值得在华夏土地上为他立碑。他不仅告知西方人：在东方的遥远之地有一个中国，而且描绘当时中国的富庶、繁荣、文明，实际上已经是过甚其辞了。这就在不经意间种下了一个恶果：竟在此后数百年，诱使无数欧洲强盗到东方去抢劫这个富庶大邦！

马可波罗这个人在诚信度方面口碑欠佳，而且他的《游记》也太粗糙芜杂，影响有限。真正打动西方人、让他们对一个遥远的陌生大国产生热情的，还是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传教士们对中国说了多少好话，没亲自读过这类文献的中国人，绝对难以置信。仅仅凭这一点，后世那些对传教士滥施攻击的人，就是最不可原谅的以怨报德了。就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在他们传回欧洲的信件中，盛赞中国繁荣鼎盛、文化发达、文物制度甲天下……。这种明显的过誉，其实有一个自私的目的，就是诱使欧洲各国给予传教士更大的财政支持！

到进入启蒙时代的18世纪，欧洲已经足够开放，对于中国，欧洲人应当不再是雾里看花了。只是，对处于衰朽中的中国的一片赞颂，仍然占据当时舆论的主流。叫得最响、影响最大的，要算法国思想家、法国大革命的助产士伏尔泰，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崇拜者”，要他不说中国的好话都不行！

欧洲对中国的传颂持续了数百年，真实中夹杂着种种误传，在欧洲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则亦真亦幻，但绝对是褒胜于贬。说西方人一直在“妖魔化中国”，实在是天大的冤枉。至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几乎不知道欧洲的存在，更不知道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因而不可能对“欧洲的中国观”留下什么评论。

支那之耻

如上所述，西方人对中国曾经颇有好感。但在19世纪，这一切发生了逆转。促成逆转的主要因素或许就是如下两个。

其中较次要但在观感上更具标志性的，是1794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访问。不妨说：

1794年就是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逆转之年。

此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要么得自传闻，要么得自没有什么权威性的民间人士的分散观察，不曾有一个官方使团正式访问中国。英国特使的来访自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于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中国朝野却完全处于懵懂之中；否则，套用一句俗话：

中国人的肠子都要悔青！
恰恰在这次接待英国特使的过程中，中国对西方展示了——当然是在无意中——最坏的一面！在马嘎尔尼本人及其随员看来，中国令人难以置信地贫穷落后、武备松弛、朝廷上下政务混乱、官员颟顸、玩忽职守、愚昧无知……负面印象要多少有多少！

英国人花大代价特意送给清朝的最先进的洋枪洋炮、科学仪器，清廷竟然毫无兴趣，完全不予解封就直接送库房了。直至60余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才从北京库房中取出这些仍然光鲜如故的先进武器；而在战场上，清军却宁愿使用长矛大刀，以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洋枪洋炮！

其次是更重要的：在19世纪去西方的中国人陡然大增，只是其中少有精英——中国精英仍然自大自傲，不愿意去域外“未开化”之境——多半是被迫外出谋生的贫苦小民，即在多年中享有“猪仔”美名的人。这些人当然形象不佳：愚昧、呆滞、缺少教养、不知道什么文明之道、不免经常行为不检……。

给西方人留下的两个印象最具长远影响：东亚病夫与猪尾巴。前者几乎无需解释，它表明了同胞的健康状况普遍低下，这对于生活状况极其恶劣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后者指脑后拖着长辫子——亦即猪尾巴——的那种猥琐不堪的形象。在这一点上，实在无法替国人辩护。我至今都无法理解，长辫子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国粹，而恰恰是汉人耻辱的象征，为什么汉人就是不肯割掉那玩意，到了域外总该无妨吧？但就是不行！谁剪他的辫子，他就和谁拼命！今天偶尔还可以看到百多年前的“猪尾巴”漫画，我不能不羞愧难当，既为那些无知的同胞，也为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自己。

我不知道，是否是不怀好意的日本人，给中国起了“支那”这个名字。仅仅从字面上看，“支那”二字并没有什么贬义，它不过是“中国”的音译而已。但明明已有“中国”这两个大汉字，却偏偏要另取两字，其居心不良就难以否认了。无论最先启用“支那”一词者的动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后来的人使用“支那”指称中国，多半带有轻蔑、贬抑甚至羞辱的意味。

这样一来，“支那”二字就成了中国耻辱的象征。确实，这两个字凝结了中国人的种种耻辱。不幸的是，大多数国人却不知道，其中的许多耻辱，恰恰是国人的“低文明表现”种下的！

“支那之耻”既是国人的屈辱之耻，也是不争气的国人的不文明之耻。

祸国之耻

无论前述的不光彩如何让国人大伤颜面，就其深远危害而言，其实它们并不是最要命的。真正要命的，其实是那种“祸害自己国家”的耻辱，也就是“祸国之耻”。

孔夫子传下来的“国家哲学”是所谓“中庸之道”，将这用在“灾祸”上，就会有如下的逻辑：任何灾祸既有内部的祸首，亦有其他方面的祸因。这种面面俱到实在妙哉，似乎对谁也不得罪到底。如此看来，对“祸国”一事似乎就容易委过于外人了。

因此，要使对祸国之耻的结论有说服力，只能选择一段外部干扰最少、责任最明确的时间，这就是所谓前三十年。对国家而言，那段时间可真是独立、自由、和平的黄金三十年，是任何当政者梦寐以求的黄金岁月啊！

真不幸！如此黄金岁月，却被天马行空的大人物挥霍在史无前例的社会试验中了。

评论历史的人，多半为史实不足而苦恼。而此处的苦恼则恰恰相反：史实实在太多了，这就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那30年国人所干之事，就是闭着眼睛挑一件，都是惨痛的祸国大事。例如，你说政治运动如何？如有人统计的，27年（1949—1976）55次政治运动，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祸害，能够说得完吗？因此，就不能不以最严格的标准进行精选。我使用的一条精选标准是：所说的祸国一定是在官方文件中已经正式认可的。

毁业之耻——中国的近现代工商业自19世纪末艰难起步，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经历了极其艰辛的奋斗历程。此期间，古老中国中那部分最具智慧、最具进取心、最无畏于创业艰难的人，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并不下于一次披荆斩棘的远征！至1940年代，中国工商业虽然还不免稚嫩，但已经令世界侧目！那时的中国工业家甚至已能自造汽车、轮船。倘有一个合适的发展环境，他们将创造出什么业绩来，看看后来的李嘉诚、台积电等就清楚了。如果某个敌国要摧毁中国，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工商业！在1950年代，就不必劳敌国费心——这件事由一个中国人一举干成了！万千才华焕发的中国人，经历堪称创造奇迹的奋斗，成了当时中国最宝贵的企业家；而在1956年经历另一奇迹般的锤炼之后，竟将所有这些人“炼成”了贱民！

反右之耻——有人统计出，迄1950年，中国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传人，是兼有士人风骨与近现代知识的一个特殊群体，说此中囊括了全部中国精英，并不为过。这些人应成为新建国家的栋梁之才，是任何有普通智商的人都能认识到的。而有摧折泰山气概的大人物却敢干一件事：在1957年一举摧毁了这群精英中的顶尖部分——55万优秀知识分子，超过全部知识分子的1/10！这部分最优秀的中国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被当时的流行歌拟之于“妖怪”的右派分子。毫不夸张，对中国智力资源的这一历史性摧残，胜过1278年蒙古人在崖山之所为！

庐山之耻——全世界都知道，斯大林在二战前夕献给希特勒的最大一件礼物，就是在1937年举世闻名的“斯大林审判”中，一举消灭了整个苏军总参谋部，莫名其妙地处决了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俄罗斯军事天才、内战时期的英雄。1959年中国的斯大林在“庐山会议”上做了类似的事：摧毁了“解放军”的几乎整个总参谋部，尤其是清洗了曾与麦克阿瑟较量过的战争英雄彭德怀；其唯一理由就是彭的一封信，其中以最温和的方式表达了对当时肆虐全中国的“大跃进”的忧虑，而处于“造神”的微妙阶段的中国，是不容许这种信件的。如通常一样，一人遇难导致无数人陪葬，而彭案牵涉的人则达数千万，绝对刷新了株连史上的任何历史记录！

不同于1957年的是，这一次的主要受难者是党政精英。经历这一次整肃之后，在中国权力系统中，就再没有人敢于伸直腰杆了！且不说，从长远来看这种自我摧残有什么毁灭性后果；仅仅在当时的灾难性后果就已经骇人听闻：它直接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饥荒之耻——与前面所说的灾难不同，饥荒是一种古老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但自从一个超级救世主许诺了那个梦幻般的天堂以来，就不再有人将饥荒与现代中国联系起来了。历史却开了一个空前惨酷的玩笑：在历史上空前高调的颂歌余音未了之际，同样空前的大饥荒就不期而至。这个夺去了三千余万人生命的灾难，不同于史上类似灾难的主要之点是：这次灾难横扫了全中国的每一角落，无处幸免；如官方承认的，这次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它发生在人们对于“最辉煌盛世即将来临”的紧迫期待中。那些未逃过此劫的人，将永远看不到那似乎呈现于天际的辉煌盛世了，他们在难熬的饥饿中惨然离世之际，该如何瞑目呢？

浩劫之耻——以上所述，还远远不是不幸的现代中国人所经历的灾难之全部。不过就是这些，就已够触目惊心，不必嫌其少了。但对所有这些灾难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却还是觉得不够，在大饥荒之后局面渐渐恢复的那几年，他就悄悄着手准备下一场更大的灾难——他一生中所创造的最大奇迹，全国8亿人被动员起来彻底摧毁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叶剑英在他的著名报告中，将这一场灾难称为“十年浩劫”，没有比这更准确的字眼了。我无意去列举有关数字，因为其中每个数字都浸透着牺牲者的鲜血。

如果你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到人类历史中去寻找类似的灾难，最终却一无所获，就不能不承认：没有什么能与“十年浩劫”比肩！现在你能否估量：因这一灾难而蒙受的国耻，达到了什么样的等级？你能不认为，这样的国耻已经荣登“国耻之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