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宿敌

向来以“五千年文明”而自豪的国人，在近现代却少有引以为傲的辉煌。于是，就有一些智者致力于寻找那毁去我们祖上辉煌的邪恶敌人。他们上穷碧落、下遍黄泉，最终却发现：那个致一个伟大文明于不幸的顽敌，竟然就深藏于自家之内，它就是盘踞于国人心中的国民劣根性，也包括集此劣根性之大成的少数败类。

自古国亡于自毁

以现代眼光看来，“亡国”是极不寻常的事情，几乎不可能。你看到哪个国家亡了？你会说苏联亡了！苏联不就是俄罗斯吗，今天俄罗斯——至少在侵乌战争之前——好好的，谁说它亡了？

许多现代人都不能区别国家与政府，哪能要求古人区别国家与朝廷呢？因此，在谈到古代国家时，就不能不沿用古人的眼光，将着眼点放在朝廷。古人似乎永远念叨着“自古兴亡事”，实际上不过是心系朝廷而已。中国历史特长，在这块土地上朝廷之兴废亦多，有一些什么典型的“亡国之途”呢？下面就看三例：商亡、秦亡、汉亡。

商亡于纣——我认同一些史家的看法：商代的亡国之君纣王，未必真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荒淫无道；所谓“酒池肉林”之说，更属于“演义”之词。但也不能认为商纣王就是一个好君主。首先，商亡于纣是一个没法改变的事实；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倘完全丢开现有史籍，你能信谁去？其次，商纣王亡国的故事已流传三千年，亦足以作为史鉴，何必自找麻烦废去呢？如果后人能够以商纣王为戒，不那样毫无节制地放纵君王的贪欲，也算得益于史鉴了。

秦亡于暴政——我知道，秦始皇有许多现代崇拜者。但这不足以改变：秦二世而亡的主要责任就在秦始皇，不必去找这个那个原因了。现代崇拜者之所以盛赞秦始皇，无非是说他极端地具有成就伟业的欲望，这并不假。但正是这种超强的成就欲毁了国家，这才是教训之所在。什么“雄图伟略”丝毫不应成为被宽恕的理由。否则，所有天下枭雄，包括隋炀帝、袁世凯、希特勒，都应被宽恕了！你不妨想想，秦始皇驱赶着不超过两千万的百姓，用最原始的工具，修筑长城、驰道、皇陵、宫殿……，其工程量之大，就是放在现代都不容易，当时受役使的民众苦难有多大，能够想象吗？留下的累累白骨还不能让历代人心寒吗？古代暴君为着一家之功业，完全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竟然还能在现代收获“伟业”之名，其谬误实在莫此为甚！

汉亡于内乱——两汉都亡于内政的失败，此处仅论东汉。东汉（25—220）自桓帝时起就开始衰败，但其缓慢的死亡竟持续了50年以上。在此期间，宫廷内乱达于极点，权力始终在“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手中交替传递，多半为幼主的皇帝不过是一个木偶。外戚宦官依次登场的这种走马灯游戏，居然能上演如此之久，让那个朝廷好歹维持着门面，也算是史上奇观了。朝堂上那些侃侃而谈的大臣，不乏学富五车的孔孟之徒，就是无人敢冒险挑战执掌大权的外戚或者宦官。人性的自私苟且，也够惊人的了。

商纣王、秦始皇等的恶劣秉性自然不假。只是人们通常忽略了：帝王们的恶行得到了种种“助纣为虐”力量的协力推动。鉴于此，就不能不考虑“国民劣根性”这一顽敌的作用。

汉奸代有传人

中国的国骂是什么？娘希匹？你操？都不是，是骂为汉奸！今天的自媒体上如果哪一天竟无“汉奸”二字，一定是网民的注意力另有所属。在一个几乎没有汉奸的时代，竟然如此频繁地咒骂汉奸，实在创造了世界奇迹。那么历史上呢？那倒确实是汉奸多多，以致要挑选几个反而无从下手。不如将着眼点放在群体而不在个人。什么群体最可能出汉奸？皇族、官员、士人、百姓都有可能。

皇族——皇族而为汉奸，真会有这种事吗？这种事只能发生在国弱而外患强的年代。清朝的皇族可为“满奸”，例如宣统就是；但那不是汉奸。宋朝是公认的弱国，与北方强邻屡签和约，被古今爱国者斥为“卖国”，尤其是宋高宗的卖国之名已享千年！是否卖国，并不容易定论，且搁一边。即使是卖国，至多只能算“零售”，他还在临安的皇位上坐着，守护着那个多难的朝廷，不好径称汉奸。宋朝实在是命运多舛，外患辽、金、蒙古接踵而至，且一个比一个凶狠，在艰难中挣扎了三百年，直至败亡，似乎并无皇族沦为汉奸，也算保留了赵匡胤的一点颜面！

官员——汉族朝廷的官员一旦被外敌俘虏，或者本朝败亡，臣下星散，那么汉臣就面临重新选择效忠对象的问题。选择效忠外邦者不在少数，他们自然难脱汉奸之名。我在读史时不免想，这些在科举之路上读过无数圣贤书的人，完成从朝廷命官到汉奸的角色转换，该承受怎样的内心挣扎！他们能想出什么理由来原谅自己呢？降清的汉奸最多，例如洪承畴、吴三桂、郑金龙……。你或许要在这个名单上再加上曾国藩！曾国藩所效忠的朝廷，已得到汉人的普遍认可两百年了，就如盎格鲁撒克逊人认可诺曼王朝统治下的英国一样；投靠这样一个朝廷还能算汉奸吗？

士人——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士人无官无职，他效忠于哪个政权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恰恰最看重圣贤之教、看重气节。因此，在国家危难之际，公然投靠外邦绝非人情所愿，这与朝廷命官并无明显差别。但如果在平常时期，士人出于生计的考虑，远走他乡，进入异域谋生，后来进入仕途；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就成了敌国之臣，这种人之是否算汉奸，则颇为微妙。像中国这种从来都将华夷之别看得至高无上的国度，自然难逃汉奸之罪。只是，士人中汉奸并不多，而相反的事例倒是不少：明亡之际，江浙一带竟然有不少布衣士人自杀殉国，其气节已经大大超越食君之禄的官员了。

百姓——百姓无疑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承担的效忠义务最少。在大多数年代里，百姓们生计艰难，朝不保夕，最贫穷者居无定所，四处寻食，乡土观念都淡薄，更别说国家、民族观念。在明清之际，如果一个中原人士闯关东之后流落异乡，成了满清之民，你能说他是汉奸？如果在两国交战之际，汉人在战场上助敌，自然另当别论。

上述四个群体，就成为汉奸的可能性而言，皇族最小，大臣与士人次之，百姓最大；就其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而言，恰恰应反向排列：皇族最大，而百姓最小。这完全符合“责任正比于受益”的原则。

至于驱使人们去效忠异族的动力，实质上并无人群之分：都是在利益驱使下放弃民族义务。承担义务基于责任的约束。在一个几乎不存在契约观念的国度，责任——包括民族责任——从来都只有很弱的约束力；一旦环境改变，就很少有人能恪守不移，汉奸岂能不多？今天，那些抱怨史上汉奸太多的激进文人，不知是否考虑过这一层？是否考虑过薄弱的契约观念如何塑造国民性？

认狠不认理

统治者因乱政而自毁长城，致使江山易主，可以说导源于一个“贪”字；倘不贪，何至荒淫暴虐，因私毁法？汉奸宁归异族，不惜叛离故土，自毁于一个“屈”字，还不是慑于强敌，再不记得“舍生取义”的夫子遗训，在异族君王面前屈膝了。国人的劣根性，当然并不尽在“贪”与“屈”，其实，“怯”与“媚”也十分了得；前者意味着怯于恶徒，认狠不认理，信奉“成王败寇”之道；后者意味着媚于强权，一身媚骨，没有脊梁，从不知独立自尊为何事。

并非任何“狠人”都不可认，但认了如下狠人：成吉思汗、爱新觉罗、俄罗斯人，就不能不使后人无颜，愧对祖宗！

成吉思汗——此人之狠，真可谓盖世无双。他在其征服世界的战争中，杀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女人，已经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力。有文章声称，今天全世界有1600万人身上有成吉思汗的基因。我不知道，有这种基因的人会以此为荣还是为耻。这个魔王没有活到剿灭南宋的时候。他的孙子忽必烈居然还仁慈地存活了1/10的南宋人。如果成吉思汗还在，更可能会杀光所有中国人！如果是这样，就没后来那个夸他“弯弓射大雕”的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不以败于成吉思汗为耻；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更强悍的波斯人、俄罗斯人也败于他呢。但我不能不以认贼作父为耻：对于这个史上最凶残的杀人魔王，竟然没有一个字谴责他，而且真正把他当成中国人而倍感自豪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如此认贼作父的第二个民族！仅凭这一点，你还能谈论什么“优越的国民性”吗？

爱新觉罗——今天中国似乎不再有“爱新觉罗”这个姓了，民国后它被改成“金”。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不再有人喜欢“爱新觉罗”了。但倒回去一百年，爱新觉罗是所有人都极欲攀附的。如同成吉思汗家族一样，爱新觉罗家族也是因其超强的杀人能力而赢得了威望。孔夫子的后人或者门徒，要选择一个膜拜对象，怎么也得有一点文德，不能仅仅是一个杀人魔王吧？如果你真佩服他倒也罢了，仅仅是怕他，不吭声也就行了，何必拜倒在地呢？

俄罗斯人——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不过三百余年，却几乎保持“尽输”的记录。在中国人面前，俄罗斯人就是负债累累，其中主要是血债。但中国人就是认了这个铁杆朋友！送给这个朋友的桂冠：战斗民族、友好盟邦、老大哥……，恐怕不下一打。俄罗斯人确有独特之处，那就是从来都要称老大，不让他人半分！但恰恰是这种独龙本性使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朋友，实际上是一个失败国家。对这种国家投以全部的仰慕，只有不健全的心智才培植得出来！

观察一个国家的仰慕对象或者偶像，可以看出其智慧，更可以看出其国民性。一个只认狠人不认公理的民族，一旦遭到不讲理的狠人的欺凌，会有人同情吗？只会得到一句话：咎由自取！

媚强认权

人类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屈服于强者，并不是什么特别卑鄙无耻的事情。但如果在一个走向文明的时代，在强权面前不能表现出任何自尊与自守，那么就难免被责为“奴性十足”了。奴性的最典型表现莫过于：媚君、媚官、媚师。

媚君——忠君是一种人类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但媚君，即舍弃一切尊严与人格，以完全的奴性事君，则几乎为中国所独有。媚君所付出的不是忠诚，而是人格；连人格都能舍弃的忠诚没有价值，它不可能被坚守，可以随时转移到另一个主子。清朝媚君的典型表达，就是一个七尺男儿在君主面前自称“奴才”；而汉人甚至没有自称奴才的资格！这样的媚君者，怎么可能还有一点独立的责任感呢？即使千遍地呼喊“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那种忠诚也毫无价值。

媚官——媚官与媚君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是将所媚对象的级别下移了一点。与媚君比较，媚官者更多、更随处可见，其作态更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性，因而也更具有文化意义。如果说，媚君的故事可能深藏于宫廷秘阙中，非常人所易目睹，那么媚官的故事则举目皆是，不必多说。即使没有李伯元的文才，也不难写出现实版的《官场现形记》。看那些讽刺媚官的小品，似乎那是在写另一个民族；但是，媚官的本事与积习，还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己营造的世间精品！

媚师——若看“天地君亲师”，似乎师与君相随；但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似乎师更应与父相随，因而在师生之间渗入了某种温情脉脉的亲情，似不应有什么媚态。自从文革彻底摧毁“师道尊严”之后，“媚师”似乎不再有现实性。但这毕竟是一种千年传统，哪能说废就废！媚师的核心在于，它将一种精神传承关系变成了一种宗法关系，这就毫无理性可言了。按理说，“师”并无政治权力；但在中国的传统精神及现实氛围里，师的权威绝非等闲，它与现代文明价值所倡导的平等精神距离遥远。

一旦有了上述的种种“媚”，就很容易依据需要演绎出更多的媚来。媚的具体形态可能各异，但其核心则一：放弃独立意志、人格与尊严，在所媚对象之前表现出无条件的服从。这种服从不以任何认知、规则、契约等理性因素为基础，是一种完全的“非理性服从”，可以说是家庭伦理的延伸与扩大，这就进入了国民性的核心。

本文所鞭挞的暴虐、奸逆、认狠、媚恶，未必集中于某个特定人物，因而未必被视为顽敌。但这些秉性一旦广布于国民之灵魂，就会祸害千年。这样岂不真正成了“千年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