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需要回到微观结构

每周三晚上收看罗胖“启发俱乐部”已经成为固定节目。这周的主题是《大国是怎么练成的》，昨晚直播听得不过瘾，今天上下班通勤路上，又花费了一个半小时，从头到尾再听了一遍。

罗胖的启发，的确也给我带来了启发。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看起来天经地义的问题，仔细琢磨，大有值得玩味的地方。罗胖在节目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定义：超大规模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个简单的定义实在很妙。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把地理如此广袤的一群人组织成一个国家？

大国的崛起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登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博弈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要结合自身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禀赋，对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结构做出综合考量，也要观察外界其他力量的崛起而作出调整。

大国的繁荣水平是建立在它所蕴含的技术之上的，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信息的增长、秩序的增长。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是做零和博弈，而是做贸易式的多赢博弈。只有做到灵活应变，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共同体是怎么形成的？

超大规模的中国，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秩序的建构过程，而是反过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微观秩序的建构过程。

一是家国同构：从微观秩序入手

先在社会基层塑造规则，锻造人格，再把这种规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从而降低公共治理成本。

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着眼点，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基层秩序。

二是重农抑商：从实物生产入手

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要想长期稳定可持续，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本地物质生产上。

三是经纬交织：从关系网络入手

汉族就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洗净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不知道或者不再关心自己祖上曾经是什么族群的那些人。

推广官话，使普通话具备了一种“软权威”。

家国同构的建立微观秩序，实物生产的生存能力，这两点对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发展很关键。

人际关系网络的溶解作用在中国人的处事中很自然了，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也是我们做管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根本原因。

罗胖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洞见，譬如：

我们祖先对于两性关系的处理，不是一种宗教情感，是那种不能触碰的道德底线。他们真正在乎社会结构的稳定。没有这些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我们是不可能构建出那样的超大国家组织的。这才是中国古代两性制度的真正含义。

一户一百年前的河南农村的典型农户。一家之主是谁？年纪大的那位。为什么？因为他的知识对于农耕家庭非常重要，什么时候种什么、怎么种、安排什么副业生产，他的经验为这个家庭制定经济战略。

那这家的壮劳力干什么？种田。种田很挣钱吗？种田不怎么挣钱，但它是这个家庭经济安全的底线，是必须要保证的。

这家里的姑娘媳妇干什么？庭院经济，养点鸡鸭鹅，纺纱织布，可以卖点钱，利润高，为家里搞点现金。所谓“鸡屁股银行”。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家庭内部的分配，是谁挣的钱多谁分配得就多吗？谁的地位就高吗？当然不是啊。经济波动的外部性是被内置在家庭中消化的。

用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许会有另外一番风景。

理解中国，我们往往要回到微观结构才能有真正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