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的时代

少爷的时代 1 少爷的时代
“少爷的归处是……反抗近代的精神所在”

“笔一支，筷子两只，终究是寡不敌众”（斋藤绿雨）

“无用之人，就该走无用之路”。（二一六页，夏目漱石）

文学生应该选择怎样的策略呢？我不是文学生，无法解答这问题，况且问题根据人的品质也有不同，也根据生活资产的不同而不同，并无四海可集珍者；至多，我可说的无非是我热爱文化的捍卫与重估者，那么我热爱的也是那“非”的文学了，尼采可说是“非德意志”者，这个“非”表示“非攻”的“否定性”意义，夏目漱石却不是，我知道，中国是有一位的，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中国的谷口治郎。回头说文学生的“抉择”——虽然处今之世我们可言，文化教化的科目，完全已同质化，“术”的传授是为“学”奠基的，甚至是赤裸裸地为钱而逐鹿，这不算我再重申“末”的时代了，书的间、尾都提到了现当代的“末”的倾向。据我所知，爱好者和专业学生都以“权衡”为回答，我也是这样的一员。这样的我，今年来到了最边的大都会，不要父母，也不要交际，更没有收入，只有一点积蓄，连最信服的爱也丧失了，我却感到快乐。我的自由是“被遗弃”所缔造的，一方面是爱人“们”对我的遗弃，一方面是时代对我的遗弃。爱人包括很多：但本质上都一样：父母、父母，或爱人、爱人……父母对我的打击可说是零，我已经适应了这种韵律了；爱人的打击则不然，但自由的第一步确乎是挣脱打击……若此我可说我在这方面是自由的。

回到叙述履历顺：

在第十二页，我们看到开篇的猫比喻，是作“论女性”的牌面的，女性和猫一样：“叫她她不来，不叫她却跑过来，瘙痒给你看，对主人的恩情丝毫都不感激，而森田的女人则是魅惑又西洋化的猫”，“妙，说得真妙”。这时候的女性观是女性是仆役，而且是舞骚弄姿的，至于“媚态”更是“西洋化”的象征，几乎没有好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夏目是在群众酒馆饮酒的，他酒量差，导致惹事。“社会主义”在书中往往是复杂的表现着的，青年人的吵架充满博爱的锐气，而反此主义者则目为“粗俗人常爱如此，也因此，与主义无关却导致主义如此：此主义往往是爱暴动而少建造”，当然这是我对书中人的概括。十九岁的石川啄木月薪八圆，而夏目则是百二十圆，国木田独步已三十四岁了。

夏目对《少爷》的初构想是，少爷是个在结尾总想做点什么以消自己之恨的人，而小说其实就是自己回避精神焦虑的一个运动方式，它不能帮自己超克精神病状，但可能解决一部分精神依靠，所以基本上思想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景物的名与数。小泉八云的月薪是二百，夏目取代他则是八百到一千多日圆。小泉是个有趣的人物，中国处在新旧交际的人，其实仍是中国味的，非要举例子也只能举“李提摩太”、“理雅各”、“汤若望”这样的人。他们要想融入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但中国人融入海外世界、回归海内世界，却是容易的，同时，这些传教士对汉语言的理解也非常古奥，即便照真正的古汉语言学者差距存在不少，但仍可说在另一面理解中国达到了非常另类的“中国化”的地步。这是别具文化火炬的人物，更是永恒衰竭的文明纽带之间那悲剧的书记官。

再往下就是明治的亢奋中期了。夏目的焦虑引起了对西洋的反感、仇视，而这种感情当然很容易与国家主义气氛合流，这是值得借鉴的文化历史意义。夏目的焦虑主要在第一零九页写出来了，即对“窗”的焦虑。执笔者之一关川夏央说日本人过去没有强隐私的观念，到明治人们仍保留那种建筑，而夏目到伦敦则一方面接触到隐私观，一方面深感窗的不适，他感到处处有人“监视”他，这一方面是他个人天生敏感的神经质，一方面又被伦敦与教育给加强了。刚回国的夏目和夫人镜子借了一百，可说是很拮据了。这份《历史读本特辑》（一九八六年八月号）最后才是真正的重点，希望读者们不要一如既往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而要直接把“日本”替换成“中国”以资思考我们永恒的当代处境：“今日的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房子和精神面的走廊这些特质，同时完全失去了反抗西欧文化的雄心。（1）今后让日本人产生创作冲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在黄昏暮色般暧昧的自由下（2），连精神面解放的必要性都变得无法察觉了吧？（3）日本社会老了，日本现代文化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洒脱轻快的特色，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一步步地迎接没落时期的到来”。

这三点我想如此按语：（1）这句话容易引起误会。我以为，以作者的意见和功力，是不会出现鼓吹军国的意思，至多说“我们日本的传统是容易军国”，但那不一定就表示“这是好文化，为了迎接好文化我们得重拾明治之暴戾”。这点要分清，而很多中国人分不清：要反对一部分西化，不是为了反对西化的全面性与善恶，而是反对人创造潜能与前景的压迫，而西化是复杂的，没有人不会西化，说到反对西化的，往往却也运用着最西化的理论去西化，同时不再警惕，他们以为克服西化意味着彻底传统帝制化，然而传统帝制却不是一个好的西化的中国化，更不是好的西化改良方案。这是对某个人色彩严重的“主义”提出强调，因为往往面临删减的窘境，只好隐之。（2）黄昏暮色般——文化形态史观、维柯的“民族下降”期，与民主历史的终结导致的末人的“自由”狂欢，可见思想是略同而非独家的。当然，很多人看到的是胡适的问题，而我总想看尼采的问题。在胡适看来，尼采是太反民主了，但谁看得更远呢？我们要解决更深层次的，即创造力衰竭的问题，这是第一必要疗救者。（3）这个迎接之前的事情，早就到来了，因为对我们来说，现代化与现代性首先是更高意义上的“殖民”，而现代人早已忘却了如何反抗这种更泛化与庞大的“殖民”，而这也并非回到远古的理由。

这时候入迷的，是“三分半新女性涎吻”。这个称呼是我想的。夏目一面思考的是某种可能是新的方法，而非回归古典，它顺从本能；一面思考这种解放是不是西化产物，于是他“凝视森鸥外的侧脸，这里也一样有着一张一直想西方学习，却一直跟西洋保持某种距离的知识分子，漱石了解并非只有自己才受不了西洋，自己并不是孤独的”，这才是真正的“焦虑”所在，至少是最具文化象征上的根源。森田米松和这位“旧诗魂的结晶”早塜明子带着津涎（我发现汉语造词其实很好的，只不过他人——也包括我——太受到词的成例影印）拥舐了“三分半”，这真是深长的画面：总总花了六页！这种待遇还很少有，富坚义博在蚂蚁篇最震撼人的万古长夜种族的光之爱之中才有的。德富芦花看得入了迷，赶紧圈圈自己的眼镜。看到这儿简直是令人捧腹的，从这里开始漫画就变得非常诙谐了。不如说，“现代”世界本身就是诙谐的，虽然它在文化的天之子那儿，是悲惨世界。在《艺术：让人成为人》里，描述了近现代社会的“爱”的变迁，“爱之为游戏”成了近现代最解放的一环，一切叶片，无论财富，都散发着野兽的琼滴，他们沁入了自上开始的贵族的情色时间卷的描绘法。游戏是庙会，而游戏的祭司与祭祀活动则消退了。

这时候的文学影响力在历史人眼中似乎颇大吧？不然。山县有朋出现了，他先在这里出现，然后在摔跤比赛中出现。一文一武，他都要占领，这倒似乎是夏目原意的“文学中的永恒假想敌”那现代载体的具象化：现代领袖人物并不深谙文化，但它既要表达控制了文的高超水准，也要得到控制了武的高尚权威。这里的可笑最丰富，我称之为“憋尿”举动。一群无法写出良品的武官，摆出了最“郁郁乎文哉”和“文不在兹乎”的模样，不许人讲“看不出来”并一切要上纲到找文艺学者评判，这样的盛会可说是“现代”的文学-思想官僚最强大的媒介延伸了。人们怀疑森鸥外的诗句有“社会主义色彩”，而至于是否真是“社会主义色彩的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会者作为技术官僚怎样评判，前文所谓的“看不出来”就是一种试探，是否能看出来，其实也不重要，是否说得够量、够歌颂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恰到好处，这有点类似“瘙痒”，我国也有这种历史，曾被选为继任者的林副职与吴晗就是如此的。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作为日本明治的防治面——和“传统的武士精神”又是难解难分的，这也是在中国传统与激进化的历史事实当中值得人反思的。

夏目漱石怎样评价这个假想敌？“这个混账，从欧洲时期开始，我就和他合不来。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这是典型“少爷”心态，日本文学几乎都是“少爷”性的，到了今天，哪怕加上Galgame、感官倒错的恐怖内容与白学宗教，也只不过是“卫宫切嗣化”、“碇真嗣化”或“虚渊玄化”罢了，并没有超出这份别扭，只不过词换成了“中二”、“傲娇”而已。（笔者其他的“映射”性言论已被删除。）

早塜明子后来和伊集院影昭交往，森田就哭得呼天抢地，夏目却知道，这个森田本人也是个十几岁就寻花问柳的主儿。这一页（一五一）上，啰嗦的德富芦花还因为发现了沉默的国木田独步而读自己的滥情经历滔滔不绝，表示忏悔。这也是一环：明治导致的性或色情化情欲的“维多利亚化”曾是那么为新派思想家所拥抱，不但没有带来好结果，反而到最后让这些亲身经历这份自由之人感到厌恶。当天下午夏目漱石就和安重根与东条英机擦肩而过。当然这是执笔者的安排，是否真如此，我不知道，执笔者说有些“错误”是故意的，这倒极好。

夏目在课上还有一节非常有名的误解，而且历史还证明是“误解的误解”，他认为学生没有拿出手来，但实际学生不是不讲礼貌，同学们说他没有左手。如文中所说，这时的日本看不上亚洲，只看欧洲。而这也是日本输在亚洲的渊源。“elite”，夏目说：“就是法语知识分子的意思，和魂配上洋才，要肩负起帝国前途的精神，除此之外应别无他路”。这也是张之洞等人最喜欢提的。

到此，才算真正的“突破”，一七六页：“以尊敬为源流的恋爱是…”，这是在教女子读的：“以尊敬为源流的恋爱是…”“经常比发自于同情的恋爱还更…”下一句是“survive plus longue，长保生命”。这是福楼拜的《感情教育》。但是文中还是有意思的，女性问问题的时候，男性回答：“这是作者的观点，我没有”。大概意思如此，这么说来，男性还没能完全得到自己的新思想。他就算解放女性，也只是在有样学样。

这个时期岛崎藤村写了《破戒》，他的代价是妻、子变为饿殍。

夏目漱石这么对森田说：“原来是新时代的女性把旧时代的男人甩了”。

在尾声之前，大杉荣式的社会、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已经不断重申了卢梭的“返回远古邪恶”的其实与远古邪恶对立的观点，开个玩笑。通过主张农耕时期没有这些压迫与不平等，人们会慢慢认同波尔布特主义，这是最值得左派——无论是不是法国本土的、中国的还是其他地区的——主张者们最急迫回答和警惕而且永恒存在的问题。

少爷还算成功，死亡是不可预料的，这个原型自己知道自己是原型；而讽刺的是，作为黑帮侠客老大的堀紫郎却为了反屠杀朝鲜而被杀害了。

“总之……少爷他是赢不了的，会败在时代这玩意儿的手里”。夏目这样说。（二二零页）不止如此吧？还有“山县有朋”们以及他们的时代所导致的“时代”。……“正义是不容抹黑的（说这话的时候，人们打架起来却是主张无法无天的）”……“然而，尽管如此，少爷他还是赢不了”。在书中的夏目眼里，这是个什么“时代”呢？用二三八页他本人的话说即：“红衬衫和马屁精依然在中学横行，也就是说整个日本正是被这批人所主导”。这两个比喻象征的是“山县有朋和桂太郎”——后者即入门读者可能耳熟能详的《银魂》中的桂小太郎原型，同样的社会《浪客剑心》也提到过——，“少爷和山岚都失败了——可是…少爷有他可以归去的地方。那就是有阿清守候的家里，也就是反抗近代的精神所在”。

夏目漱石这段话非常惊艳，因为全书和真实历史里，他是较软弱的人物，他对日本的反思与对近代的“超克”并不卓越，与竹内好也许五十步笑百步，竹内好的“超克”近代也只是“走向现代”同时修正一点现代的问题而已，并难谈上是“真正的自我超克”，岂非只是书名与概念有魅惑力？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他把阿清-山岚作为理想的港湾、最后的守望所、稳定的砥柱，不只是知识分子纯“风景化”人物的，更是想为精神反抗的实体找到一个具象，这里不再有什么古典美和现代震颤的“惊喜”了：

阿清临死前说：“少爷，你比我晚出世，我死了之后，请把我葬在少爷你的寺院里。我会在墓里欢喜地期待少爷的到来。”

时代当然无法被超越，时代是空的所指或敌人。但书中最后题辞是：时代包围着漱石，漱石穿越了时代。

这番话有几个点值得一想：时代的包围，是“包围”，既不是宣战，也不是“包裹”，这有点像《审判》；而与时代对抗的办法，没有什么。穿越也谈不上什么，往往是人对信仰的安详达到了对时代的超离：阿清对少爷的“欢喜”，在墓中经营和经验着；而未能走入终点——即墓，总是永终所在之处——的拼图另一半，就看男性怎样“拼”了。这份穿越既不是幻想小说的，也不是突围的，更不是悲亢的，而是“对另一部分的伸展”，往往技巧只是“伸展的深湛造诣”而已，难道不是人对这种阿里斯托芬意义上的古希腊神话的膺皈吗？

这本书登场人物有一个全景图：
樋口一叶、太田中三郎（少爷）、堀紫郎、柳田国男、森鸥外、夏目镜子、森田米松、小泉八云、岛崎藤村、田山花袋、伊藤左千夫、金田一京助、白濑矗、安重根、大塜南绪子、大杉荣、田村俊子、东条英机、德富芦花、石川啄木、国木田独步、西乡四郎。

欲望在夏目那儿似乎是少有的，我也一样。缺少了欲望的我，甚至难以传达“我爱语言”的意图，或许是惶恐于基督政治品评者对我的影响，但现在我敢说，我也不是过于惶恐于时代之“末”与人群的视角之“末”，而是对建立新语言的影响深入人心的未来实录前进的忐忑吧！但，忐忑是有的，主旋律却不是它，是前进。

这还是回到我们的题目罢——

“极速纷散的时代洪流，与缓慢汇集的患难纪录”，这是一种怎样的“对近代的克服”？近代的疼痛还不如现代的，现代的患难真是再也等不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了。这种缓慢的消耗，使诗性在当代消失了。我们借助视觉，偶尔能捕捉而已；文字只能纪录历史，但不能创造历史的创造性，历史的创造性与人毫无关系，它只是环境彼岸流过时“如如”便“如如”了。患难的克服需要的不是个人，也不是国家。它是“墓葬的尊敬”，而这种汇集墓葬的艺术，消失在视觉当中，也不再是文案文献所能做的。墓葬是沉默的，是声的艺术，也是非乐的艺术。墓葬的敬，是“性”的敬，也是“两性”的敬，这份附议不知能否称之为皈依，即“现代对申请神性的皈依”。这，才是“回击”。

后记提一点：
如作者所说，日本漫画有过前卫时代，但今天想画这样的漫画是很难的，但既然能被人热爱，就说明人们还记得经典文学的美的热力，这个时期的我也在考虑是赚钱还是思考呢。但谷口治郎一向影响我，我深受震撼。倒不是作品让人震撼，而是画反时代的这份精神。“除了一两部好作品之外，都不堪再次阅读，有很多甚至连一遍都叫人看不下去”，这是非常好的写照了，也是比渡边信一郎的话更尖锐的话。这是“冷酷派”，“既严格又残酷”，是手冢式大时代思考的绘画者与文笔受人鞭策的文学狂热者那精确的考究配合。对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明治不是旧日本人，也不是新日本人，而是曾更忙绿过的永恒存在的日本时代，而中国的时代也一样，那些趋炎附势于“新”的读者与作者，往往不懂得这点，他们沾沾自喜的，只是资产账目上为他们张目的“资质”而已，至于自尊性自知，却难觅得。作者不断提及娱乐的资本主义没有新鲜的事可言，以及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学家的良心在于写出像《少爷》这样不符人期待、让人郁结却又饱含正义与神祇性凭吊的作品。如我说的，人群曾经相知相识，但后来会“极速纷散”，这就是大都市大时代的过程，而“缓慢汇集”的，是什么呢？是普鲁斯特对家的追忆，是尤利西斯的构建，是人对追忆成为一方神土的成建制的信与爱，这份如成人般的感动主要包含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品质”，而非个人的道德或德行，这涉及的是现代的信誉，而非设计；是熟稔，但终是儿童。这样的“足音”真的会得不到读者的回响吗？——就算不在当代，也会在次世代？“我们这些‘新的’，就其本质来说一点都不新”，既然如此，人性就算再“异化”，不也还是能品触到“永生”宏旨么？这到底不是意义，但这究竟也不是古典。在反商业的禁忌中，我们等于在考证他人克服自身时代的历史；我们悟道这份舞蹈没有，倘这是烫的山芋，诗使人也考证且鞭策自身种性的文化人类学？通过对过去的考证，我们能知道他不是鱼住影雄，鱼住惇吉，文学史上的问题可以如此廓清，人的问题，自身轮回的问题，我们一代代人能否不再只是考证，而是重新——虽然没有“新”，可见人类之“旧”永难维“新”——廓清？

少爷的时代 2秋之舞姬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日的梦。

最近做了很多梦，幼儿园的梦，早恋的梦，根本没有这种事的梦。甜美的恋人的梦。工作玄言的梦。人们说逻辑的梦。人们和我丧失逻辑的梦。逻辑无用的梦。超现实恐怖的梦。灵感过多把身体拖垮的梦。我忍着梦，来想梦的人。

秋之舞姬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日本现代人对被当做不值得共事的洋人排斥反遭对方对自信充满仁义的日本现代转型下的人鄙夷的故事。

在明治的时代将尽的时刻，岛村抱月、坪内雄藏、内田鲁庵、德富苏峰、田山花袋、德富芦花、泉镜花、正宗白鸟、半井挑水、福田英子等莅临二叶亭四迷长谷川辰之助的墓葬处感受这个时刻。这并不是个值得追念的时刻，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时刻的人，过去——前明治——不能表明比现在——后明治——好，现在也谈不上落寞，彼日之文坛波秘诡谲，“但汝之狂热诉诸文坛的精神事迹”仍让人敬佩，是吗？但我们应该承认，人生来的品性是很固定的，选择在这本书里不分家的学术研究或文艺创造，并不是自己决定的，往往是他们在门阀安排里无法适应做官僚政治，所以才转型为适应自己品性的文人。这是局限性，如何是自由开垦？创造性是有的，创造性也往往是意识到局限性才有的。至于“对过去时代的缅怀”，其实是最无创造力所找的托词，不是？我们要学习创造的精神，而非进入缅怀的情绪，这情绪绵延广布，却非常误解。
东京的九段坡，是故事真正开场的地方，这个时候本来爱丽丝是要来见许诺婚姻的森鸥外的，她还没来，马上就会来了。人力车夫们在缓慢爬行着，自诩武士道精神继承者的青年人们唱着歌，却也不一定就不会成为国家荫蔽下的流氓传统的一部分……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简单抽象讲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国”“政府外交总是软弱”，这其实也是一种危险信号，即少壮传统主义者可以借这种“精神自命”之“强”不必法律而干涉和燃烧自己国家的赵家楼，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国差异都不大。这些“老老实实的人，有时候就会变成坏人”。只有二叶亭，他把人应该怎样生活，借助俄文转译的语言现代体验的新造，完成了不是创造但能启发人、一部分取代创造职能的事，那就是介于翻译和写作之间的“描述体验”的“应有之义”。这是我的看法。

森鸥外和二叶亭等人其实也很像，他分不清同情和爱的区别，爱能否克服外界压力，他也会误判严重。他对自己的能力判断是不足的。所以他给了人救济，却难以给人幸福。日本文坛上的大师确如森鸥外所说：一方面为了列强的鄙视，总想要决斗和自强，为了这个目的，牺牲自己、完成国家也没什么、“那你这么说，就不能说每个人都是活的；至少在我看来，我就无法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那了解在角色背后的东西，不才是真正活着的吗？”“哈哈，森，我看你好像已经中了文学之毒呢”；“才不是什么文学。是中了扮演角色之毒”。什么是“扮演角色之毒”？后文有解答。他回复未婚妻的道义不再是个人和他自己也知道的“活着的”道义即“爱是个人而且是可以超过国、家的”，而是“我要扮演国和家给我的角色；这就是日本的现状；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达到你们西欧的程度”。而现在他要为了这个程度牺牲当下，牺牲诺言，牺牲“活着”了……而在爱丽丝看来，这不是冲突的，而是狭隘与背信的：国家进步可以允许个人的幸福，并且也可以找到折中之途。完全为国家的人，只是在为自己不愿承担责任寻找更大的借口罢了。毕竟，国家是最大的借口了，而“克服外界阻力”的道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自信与孤斗，却很难讲究自身的意志，因为那等于个人将要提出比国民数量更大的学说与信仰，是个人的信仰。

对西洋人，日本人们评价不高，屡屡攻击，这是因为针对的是族群，族群总要尊严；对西洋，日本就不得不夸耀和追颂了，日本的确是个热爱强大的民族，坚船利炮、语言、思想，他们如此急躁地学习和实验着，却对宗教与人的革新兴趣不大。

日本人苦苦规劝他。比如说：“心思不定只是一瞬间的，事业可是一辈子的哦”、“洋人骨子里不可靠啊，他们是贪婪的，不要忘了”，森鸥外也敬畏，他好难才提出“爱”这词来，但他自己也不信自己了，毕竟，自己马上赶到归国的压力，他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个能与国对峙之人。“你的知识见识以后一定是日本帝国的资产”。这说明的是这些教育并不是真正自由的，首先是“帝国”的，然后是“资产”的，即同时具有伸缩性——伸缩自在的“爱”：帝国爱你、栽培你，你首先是帝国的；然后你是资本的。日本随时都发出这样的暗号，只是人们不愿承认自己看到了罢了：我随时可变为帝国；我随时可保护你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你以为你是自由的，你就犯傻了——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保护下的，我想帝国国有化，你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之所以没能完全国家社会主义化，只是因为日本是门阀政治的，即便收归国有，也是门阀林立的。

“日本人没有创造性，也没有信义”，地质学家埃德蒙纳乌曼这么说，他是在主张基督教的优越性，主张日本只学了皮毛，还在“和魂为体西学为用”，森鸥外不同意，他说日本也有武士道传统，一样有仁义，一样“古”，其实也可以说“祖上阔着呢”，他提出决斗，人们规劝着他，地质学家退缩了。

中间有关川夏央的《日本昔日的言语》，里面讲俄语的受冷落，教材都很少，石川啄木说日本人都在追随军国情绪，热爱的就只是“追随潮流”，却并无真正思索“为国家效力”本质是什么。二叶亭四迷的遗言很精巧，他让难以为生的孩子们按年龄做好自己的事……

爱丽丝来到日本，看的柔道不是技术，而是“合适度”，她看的是衣服，那些人们往往忽略的传统和现代之间应符合人的部分。帮助妓女逃跑的阿常被围攻，柔道家们看到这群黑帮也是躲避的，爱丽丝却主张要拿出武士道来，因为这是“公义”而非“私斗”。这时候她还是观望的，虽然已经失望了。

有关“如果我国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还会孤独一百年”，军部提出的是改良饮食，全部变成小麦面包和牛肉的日常伙食，这还是外部的。森鸥外一面想着“相信生命，在痛苦中，慢慢会等来世界的救赎”是否真的会来到——若真如小说的乐观精神常常所说的，他就会和爱丽丝结婚，但他害怕家族和国家的势力；一面说“还是维持传统的伙食”足够了，日本人“还是丑陋的小孩子、小猴子也没关系”。这是值得人思考的。但他走得不够远。

爱丽丝认为坚持就会有帮助，“缘”也无分好坏。

现在我们要想想，思想家、文学家是否真的“有用”。的确是没用的，这也不是值得害羞的事。思想家认为在思想领域的震动、悟道、变革是很震撼人的，好像天旋地转了，其实在书斋外，人民一点也不在乎。她对森鸥外说要劝劝二叶亭，如何说的？她说小说是故事，写作的人是很让人丢脸的不正经事啊。对我们来说要反思了：我们认为永生的，是我们读者的事，但读者作为阅读的群体，是与识字率和境界有关的， 社会今天识字率高一些，就会延展；但归根结底，群众看重的确实不是这份“永恒性”所在，哪怕他们并不是不想学习知识、热爱永存。这种“短视”不需要鄙视，因为他们也鄙视我们的不劳作，要想完全分工，达到新古典经济最大化的程度，永远也不可能，会变成全人，反而从另一面接近了极权，而分工最大的保障正是不稳定处，即人对小劳作共同体的信任。试问，谁能说作为最小共产单位的夫妻-情侣关系是绝对可靠的？很少有人罢！何况现代还是一个“性”游戏实验的祛魅时代！

二叶亭说“你不觉得惭愧吗”？当然惭愧。小说是“故乡的梦”，是放上手掌的另一个我的对现在做不到的事情的梦幻克服，是另一个我……也就是虚拟的对软弱的假装克服。“在这梦之国有梦之国的规矩”，妓女“今后继续在这个炼狱的梦里生存吧”，即日本是他知道的“炼狱的梦”。

二叶亭和别人倒是经常夸奖爱丽丝，森鸥外这时候已经开始论证自己的“存在论”了，“可是，把西洋人认为很美妙的话，日本还会痛苦一百年吧”。这就是症结了。真理、美不美的标准被抛弃了，虚无主义的“救赎”观反而出现了——纳粹，或法西斯——这是启示性宗教的畸形形式，它来自启示，宣称启示，却不再相信启示了。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要自省、变化、持守，必然面临让自己敢于承受“痛苦”的窘境，森鸥外以前是怎么说“丑陋”的呢？为了保持，也不要怕丑陋。现在他说：“反正本质不一样的东西，赞美或贬低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他人憧憬而失去自信，就会变得很丑陋”，这岂不是与“拿来主义”的精神相反，与“颜色卫兵”的精神一致么？森认为这就是“道理”。

爱丽丝不再听“道理”了。她知道，曾经阻挠他们铸造在一起的坚固铁剑不再存在了，外部的帮助她一点都不重视，她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判断。她因道义的崇慕而敢于只身探往异地，就是因为相信这种人的品质的“义”而非天真地相信纯粹的“爱”。她的爱里面包含不变的东西，这才是二叶亭对她痴迷的原因，即日本人有用武士道和西洋两面不断往复根据状况为自己找借口的传统，这点和海德格尔也类似，而西洋人爱丽丝反而让人看到了她身上的尊贵：她问你“生命和尊严哪一个重要”？尊严最被提及的日本人犹豫了，爱丽丝却从不犹豫。这有点像斯提利科——比罗马人更像罗马人的蛮族人。黑暗时代一种践行罗马精神的悲剧典型。

“为了国家，军人不能任性”。“爱也是任性吗”？“爱就是任性”。“来干杯吧，为了你的国和家”。

这值得人思考的不是“近现代是对人的解放”而开始搞性错乱。而是人应该在国、家、人之间寻找最保持人尊贵品质的路。

森鸥外再也不想谈恋爱了，“我对不起她，长谷川也没有能留下她……夏目先生，在长谷川二叶亭的墓前，我想起来这样的辞句”：“看吧，这里的无用之人，你昔日曾自认为有用而一意孤行，现在却站在这个自认为无用而终其一生其实才是有用之人的墓前沉默不语。又有谁知道此人也曾有过令人心动振奋的初夏往事”。

爱丽丝对富士山印象深刻，认为新兴国家有为青年也会如山一般高。但她最后说：“你的理性我可以谅解，你对感情的不诚实我会追究到底。林太郎，我会恨你一辈子的。在我看来，你变了，你已经不再是我在德国认识的那个人了，你只是个有用之人罢了。”

“日本才前进了一小步而已”。

“我不是在谈日本。我是在谈你这个人的事”。

“我就是日本，日本也就是我”。

按：其实，日本进步与否，与这个文学家参与与否，并不重要。他并不能改变日本军事化运动的进程。他高看自己了。

“日本在整修”。

“在整修又如何呢？所以……”

爱丽丝很明确，这还是借口。整修与个人的判断无关。是全体的，但真正的感触却超过这种压迫。爱不能超过压迫，它怎能说保有过去日本人宣称的“品质”，无论它的名字是儒学、道学还是武士道？

森鸥外还继续找了好多借口，爱丽丝不再想听了，并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不喜欢听理性的国家梦想，而是她再也看不下去他的海德格尔式的对品质的麻木与敌对了。这种爱过的、有品质的人，对品质的丧失，最让人痛苦。

“这个勇气与智慧的少女”离开了日本。翌年林太郎写了家里人也夸奖的好小说。但“一定有人有着总算拔掉了心中芒刺的清爽感受”。

某一夜，寂寞的黄包车载着这个观察过日本现代并寂寞离开的少女在灯光下熠熠离去，象征着好品质的人性光辉也随着明治那无边庞大的借口群消失殆尽。

是的，我们品质背后的芒刺与国家无关…

3少爷的时代 3 苍空之下
石川啄木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提。罗马音只是为了“不做壮士决断”而已。
4少爷的时代 4 明治流星群
夏目这一本也是个游离角色，他反而不会为了生命的激情与陨落写什么革命文学，如他所唱，他是个冒失鬼。石川啄木认为日本将无法过冬，因为就连无政府主义者也想要一个规范，虽然他们是自暴自弃的；但这自暴自弃是可理解的：明治元老老是压迫，谁能不自暴自弃？

共产主义者分为两派，暴动派和议会派，中江兆民讲的其实是“超越造反的易姓革命周期律”，林有造们不理解。林和日本的这位秋瑾，其实并不是根据理论和理性计划革命的，至多作为女性她比男性更强更理性而已，但一点都算不上为大部分民众着想。这两派里，后来参与社会党的是议会派，参与暗杀的其实可以算北一辉-秋瑾派。幸德秋水虽接近后一派反对议会政治，但他其实在表达上却最不再相信孙文式暗杀政治真是在对民众好。他埋头著述倒不是害怕死亡。只不过他恐怕并不真懂共产共妻的问题，至少文中如此，他没有经历过亲眼追问背叛的事实。倘他也和前任被女权分子抛弃的寡村一样去追踪和被熄灭热情，他也会反问吧？他的自信是不完备的情报导致的，他的理论则高于暗杀派。这位女革命家的火热，其实并非理性认知革命的火热，而是如她所说，是对性的复仇，是对“男人们的复仇”。这就变成了私仇与“易‘性’革命”了，毫无意义和实质可言。所谓“暗杀只是为破除神性以启蒙群众”，在性复仇和享乐的袒露之间更多像是幌子和托词。日本人与中国人其实在暗杀方面是一样的“极右”，都是表面民生革命实际北一辉的三岛由纪夫式右翼美学服膺之徒：“恐怖分子的力量源泉就是年轻”，菅野须贺子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我是在发泄感情与仇恨能量，而且与明治早期那个唾液殉情的新女性本质并无区别，是在寻求‘新美学’的自赏以他人生命完成我自己的作品”。有关“四十年”，幸德的判断也不对。中国的民权革命其实是名义上的，并不是日本的“第二阶段”，需要多久才能迈入和构建好资本主义，谁也说不清，没有外来力量，在议会政治下最快也需要四十年，1911+40就会变1951，就算是“第二阶段”，那也说明日本需要慢慢来，图快不可能成气候，何况，不掌握政权力量，只讲反对派，连席位都没有、有了也不争取、争取到也不要，这能改什么呢；俄国的资本主义又如何呢，只比中国强二三十年而已，但也是非常缓慢的，1917年到1991年都是非常畸形的发展，也谈不上任何“革命”；幸德秋水的日本其实已经比中俄好多了，因为再互相暗杀，至少日本明确发展出了可能有限程度共和的“门阀制约”体系，日本无论是封锁还是不封锁，最后都会和美国一样成为安兰德式的贸易威权大国而非阶级内耗大国，虽然没有同类型的美国帮助也许会有一点变化。
5
《互杀之和》

这一卷用文中的秋雨季节用语菊花尽数与苍穹无疆可以涵盖，是夏目对死亡和日本国民性衰败的思考：

夏目的胃病最后导致他吐血近死。在恍惚之间……

夏目对一叶说：“可是我不了解，你明明一点都没变，那为什么还能自己过了这么多年”。她说：“那是……因为你的欲望太深了”。“欲望太深，在怎么说呢”？“你想把二十一年前的瞬间移动到更美丽的影像中去，在生存之中会去向往更美丽的事物而无法自拔。所以就上了年纪”。“原来是这样……那你不是少女了。也不是女人，你只是……单纯的美丽罢了……”“夏目先生对我并没有思慕之情……不，应该说是一开始没有思慕之情。只能说是一种美丽事物的象征，或者说就像是乡愁吧。他只执着于自己中意的女性来当成幻想的对象，并不是对谁有所思慕和盼望。倒不如说不可以对任何人有思慕和盼望。”
“而你是一幅画啦”。“对……而你就像一首诗。画是不会变的，言语却常常移动的。”
正冈子规对她说：“当你领悟到夏目只不过是一个幻象而死去时，就变得越来越可怜了”。
“你可以看得到我吗”？夏目问石川的幻象，石川说：“是啊……不过我只不过是个耍宝的小丑。”“啊？耍宝小丑？那你找错人了吧。你应该去粘着那个红衬衫的才对啊。”“所以我就黏着你啦。”“啊红衬衫是我？我有那么滑稽吗？”“怎么算是滑稽呢？惹人厌，孤立自大，装腔作势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是那个红衬衫……”

石川说着你看你就像那只猫，他消失了。夏目独自呢喃到：“……这瞭望……无际……光年的孤绝……”“这缥缈而寂寞的安详……”

夏目自己想的是：到不惑之年突然死亡又劫后余生的余已不知今后能活到何时。我们人类的生命在漫漫长夜只不过是一点贪婪罢了……与其说短暂无常，不如说是真正的偶然才更其恰当。

夏目还有机会看到山县有朋、提及秘密警备和乃木的无能。“夏目先生，你知道我国国民的性情吧？机敏而善于计较，好动而爱闹情绪，思虑太肤浅却喋喋不休，容易从浮躁的兴奋状态突然跌进悲观的深渊，自幕府时期就毫无变化。如果对这样的国民公开正确的情报会如何呢？我国在战中”……可都是险胜啊。

夏目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相扑力士在场上对峙扭打、平分秋色时，站立在相扑场中央的两人看来出奇平静。然而他们的内心，在还不满一分钟的短时间内就要进行好几波可怕的攻防（按：这让我想起富坚义博的心理战争现象学。），打得汗流浃背。从外表看来，两名力士没什么动静，其实是因为彼此间有一道相等的力量平均抵消的缘故，这就叫互杀之和。我自己的生活也完全一样。外在看来，自己安分地上班，其实是为了养活妻儿而跟社会拼搏。（按：也是森鸥外丧失品质的写照。）在互杀之和的情形下，在柔和的笑容内部，充满着杀伐之气。不仰仗官的权威，也不成为组织的一员，对于走着自己的经营之路的个人而言，自然就是那既公平又冷酷的敌人……而社会就是那不正义却有人情味的敌人……连这么想的自己，一天都有好几次变成自己的敌人。尽管劳累，依然继续着不得不打的战争，沦落到孑然独老的境地，除了悲惨之外，我还能说什么？”旁边的人通知他好几次幸田露伴给他的博士证书到了，他听也不听继续说：“我才不接受官府的照顾，也不接受大学的照顾。更不屑拿什么博士的头衔。我只是以一介夏目金之助的身份来承受世间苦难，打算就此度过这偶然生还的余生。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讨厌的东西就是讨厌！”夏目哭丧着脸却坚定地表示着退回。

“是啊，茉莉，日本人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除此之外，日本人没有别的生存之道。”日本人不再是日本人了，而且看似是为了自强，但学习到的并不是更好的，并不是丧失了自己固有的品性而让人排斥和不安，而是丧失了自己更好的品质而感到幻灭。风吹着石川啄木时他还呻吟着“明治的风体谅我们青年的苦闷而轻抚脸颊”，到了后来他就只能说出：“围绕着我等青年的空气现在丝毫都不流动了。强权势力横行，在国内无所不及”。时代之闭塞让石川这样的颓废派也思考“我等之中最急进之辈，要在哪方面主张‘自己’，即使抛弃我身，也要打破闭塞的恐怖主义者，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在德川机飞行的五十七秒当中，石川啄木看到的却是“无限长而且无限高的飞翔”。这是他集子内最后一首歌，而这象征的是与石川遥远而且无关的事物——飞机。军部的扩张、国民的痛苦、改革的步伐……这都不是写作者再能改变的了，从明治末期开始，日本就不再是思想引入与思想写作的寄托者们所能改变的了。飞行，充满了无限进步论色彩的冰冷触感与生活无尽的轮回气。在国家，是看不到痛苦的，和飞机一样；人是可触碰的有限单位，国家是抽象的，一如飞机；人失落、不幸，国突进、高歌；人失去了人，国却永在后面笼罩着；人在国家的后面，喘息，毫无更变地刻在大地上——大地是不飞行的，大地是劳作，是尼采的“意义”，不是星空与大概念——日新又新地喘息……

的确是这样，知识分子在病中反而比较适合，虽然他说的还是胡话；他们健康反而难过，当然常态本也是胡话。这是妻子很恰当的评价，可是知识分子常常就是“经常莫名其妙地喜欢讲梦话”。

《少爷的时代》其实不适合小时候的我读。我也庆幸我读书是比较晚的，这能让我整理它的谱系。诚然，少年时期的阅读最打定人的根基，但这是为了大部分的信仰稳定与语言鉴赏力。倘若是能长做自我革新的自戕自克者，那就不一定需要了。相反，儿童时代是没有建设能力的。想建设自己怎样才较好？只能靠勤奋与天赋。为了启示录感，一定要追求根基年龄吗？也不一定。启示录感一定大于人的怀疑论省察吗？不一定。如果真的是能做个人的精神净化运动者，启示录感是常态，到青年时代往往自然没有启示录感了，人就只好认清实际。但也正因不会受震撼，人才能理性评价那些可以反复推演的作品与主张：而且不再是神学的“魅力”，而是可以自造的“魅”了，只有这种魅力才是人主体制动的“非理性”，否则就与儿童不稳定的“受启蒙”状态学到的暴戾信仰一样脆弱、贫乏与可疑了。

这样的明治时代是“国民”“伪”青春的“借口”时代的陨落。“美学”是肤浅的，现实是残酷的。光荣？黑暗？这是病到衰竭还继续生存的时代。

有关疾病可以引一段话：
疾病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干扰和中断，同时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21年6月给孙伏园的《山中杂信》袒露了内心的挣扎：“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至其极了。”“我的神经衰弱，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这段经常被引述，以印证此时“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老孔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等学说、主义在他头脑中不能调和统一。这样的主题在他部分诗作如《歧路》中也有表露，但疾病引发的不仅有思想的动荡，某种诗的感兴也伴随其中：

自从三月底旧病复发，进了医院之后，连看书写字都被禁止，变成了纯粹的病人，除却生病以外，一件事都不能做了。但是傍晚发热，以及早晨清醒的时候，常有种种思想来到脑里，有的顷刻消灭，有的暂时存留。偶值兄弟走来看我，便将记得的几篇托他笔录下来，做一个纪念，这结果便是我的病中的诗。或者有人想，躺在病室里，隔开世事，作诗消遣，似乎很是风雅的事。其实是不然的。因为我这些思想的活动，大概在发热苦痛中居多，并不是愉快里来的。待到痛苦退去的时候，这种东西也自然要渐渐减少的罢。（《病中的诗》）

（引姜涛：《公寓里的塔》）

或者可以用夏目的话说是“国民和政府的互杀之和”：谁也没有办法战胜谁，但后来也难以对峙，两具可以量具自身进步的尸者，最后只剩下“军备不仁，以军民为刍狗”的喘息而已，像大正时代写下反思痕迹的文士后来岂不是都因无法在思想中喘息而发出与“国权的扩大即人的扩大”的法西斯存在论想通的诗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