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鞋子的故事

记忆里最早的鞋子是绿色解放鞋。这双鞋从春天穿到夏天，再从夏天穿到冬天。那时的袜子总是不保险――要么丢掉一只要么破了大洞夹得脚趾头不舒服。因此一年四季里，大部分时间是光脚穿鞋。

大部分时间没有鞋带原因在于，鞋带实在是做抽打陀螺鞭子的绝佳材料――牢固耐用且有很强的抽力。鞋带虽好，磨损也快，当大人发现鞋子上的鞋带变成棕榈叶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我便收到一顿暴扁。暴扁也挡不住用鞋带来当陀螺鞭子的热情。

解放鞋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很好地履行了它的职责，除了冬天，尤其是新疆的冬天。冬天我是要穿袜子的，但冻疮被磨破后和破袜子粘在一起的滋味实在难受，于是我拒绝穿袜子。事实很快证明我犯下极大错误――长满冻疮的脚会被胶鞋坚硬的内表面磨破，血水和组织液渗出，渐渐将我的脚和鞋子粘为一体。到了晚上洗脚脱鞋时，让彼此血肉相连的脚和鞋分家，需要关公刮骨疗毒的勇气。而每个冬天的夜晚，我都会在昏黄的灯光下龇牙咧嘴地冒充一回关公。第二天起来，继续光脚穿解放鞋到处晃荡，从未想过是否有法子不再让鞋和脚不要再血肉相连融为一体。
那时的解放鞋最先烂的总是鞋底，而且是从中间断开。晴天还好，最多有点砂石混到日日新生的冻疮伤口中。最怕下雨下雪，刺骨的雨水或雪水从断裂处涌进鞋子，让本已严重不堪的冻疮雪上加霜。

直到父亲给我买了黄色翻毛大头鞋。那温润的白色绒毛啊，很快又与我的脚血肉相连难以分割。足够的保暖毕竟让冻疮日渐痊愈，将脚和鞋分家越来越轻松。然而我的第一双反毛皮鞋没有等到我脚上的冻疮痊愈就牺牲了：我坐在自行车三角杠上，由同学带着去溜马路时，不小心将右脚塞进了前轮。人仰车翻不说，最糟糕的是右脚鞋帮脱线，张开大口。鞋坏最轻的后果是一顿臭骂，最坏的结果是父亲的一顿爆扁。怀揣被扁的恐惧，我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走路鞋不离地面，则鞋上的巨口就不会张开。于是，没人时我依然迈开大步踢的一路飞沙走石，有人时则小心翼翼拖着右脚迈着碎步，确保鞋上的巨口不要张开，露出长满冻疮的脚趾。

然而我偏偏刚好得了一个数学竞赛的奖，偏偏颁奖仪式是在众目睽睽的高台上。当我听到念我名字的一刹那，脸都吓白了――因为那个主席台侧面有五级台阶，无论我采用什么姿势走上去，都不得不抬起右脚。这时装昏厥已经来不及，只好硬着头皮拖着右脚往台上走。到了台阶跟前，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先迈左脚上第一个台阶，然后右脚贴地挪到第一级台阶前，用脚尖抵着台阶垂直面把右脚往上挪，直到有脚安全抵达第一级台阶上面。后面四级台阶都是采用此法挪上去。当到达校长旁边，我已汗湿重衣。好在没露馅。

在老家农村，遇到不下雨的天气，可以穿纳底布鞋。由于家庭特殊，纳底布鞋于我而言是奢侈品。所以童年的我特别羡慕有纳底布鞋可穿的小伙伴，偶尔收到一双母亲亲手做的纳底布鞋，我总是舍不得穿。稍大一些住在广元城里，母亲做的纳底布鞋逐渐沦为只在家里偶尔穿穿的地步――我无法忍受身边小伙伴们异样的目光和好奇的询问。母亲也逐渐知道我不再喜欢纳底布鞋，也渐渐做得少了，直到完全不再做。

遇到湿滑泥泞的路面时，我特别盼望有一双雨靴。总觉得身边穿雨靴的小伙伴特别有范儿。但那时我并不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因此，这种雨天作业的工具永远也不会为我配备。所以，每每遇到路面状况糟糕的时候，我都会将鞋脱下，拿在手中，赤脚走在泥泞路面，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冬。只有有一次，我和哥哥再一个下雨天要去母亲家，不知道找来谁的一双水靴给我穿上，于是，那天我央求哥哥故意不走寻常路，顺着一条水沟从爷爷家下到山脚，一路摔跤无数，浑身是泥。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活脱脱一个泥猴。他们不知，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穿水靴走这么远的路，心里的激动哪里能用语言形容。

儿时记忆中，鞋子总是不耐穿。最夸张的一次是父亲从万里之外的新疆寄回一双新鞋给我，我满心欢喜地穿着它去走亲戚，半路上就坏掉，让我心痛不已，让旁边的亲戚笑话不已。所有鞋子中，最不耐穿的是凉鞋，只要脚上出汗，稍微一滑，鞋帮一定会断掉。好在人们智慧无穷，最开始是大人将火钳烧红，然后将断开的两个缺口稍稍重叠，迅速将火钳放到两个缺口之间，只听哧溜一声，伴随着刺鼻的塑料烧焦味，凉鞋便完好如初了。这个修凉鞋技巧并不复杂，因此很快我自己就掌握，而且还能用一块废弃的凉鞋部件将断裂处连接起来，这样就不会导致修好的凉鞋尺寸发生变化。当凉鞋上全部是火钳烙下的印记时，这双凉鞋就已经宣告死亡，而这时往往夏天还没结束。所以，为了尽可能延长凉鞋的生命周期，我和小伙伴们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赤脚满山跑。在城里孩子的眼里看来，赤脚跑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铁钉、玻璃、棘刺。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脚掌扎进东西，实在是家常便饭，也无关紧要――拿针将异物挑出即可，即使没有钢针，也可以用山上随处可见的硬刺来代替钢针。

对于从小懒癌症重度患者的我来说，洗鞋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尤其是白色的回力鞋。偏偏那时到处是白色的球鞋。这也许是最后回力衰败的根本原因吧――为啥不提供更耐脏的颜色的鞋呢？大人们给我们传授了很多增白鞋面的土方法：比如洗干净后用卫生纸覆盖鞋面，比如晒干后用粉笔涂抹鞋面。但这些土方法并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一直讨厌白色球鞋。我希望有一双不用洗的鞋――皮鞋。但皮鞋跟雨靴一样，我很少有机会获得。中学一个人在家那会儿，妈妈留下了她的一双圆头小皮鞋在家。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宝贝。但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我的脚比妈妈的脚大，她的鞋我是穿不进去的。所以我只能看着那双皮鞋咬牙切齿心里白痒痒。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奇想，为啥不试验下看能不能穿进去呢？于是，我坐在沙发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笋壳大法（它其实是老家人们用来对付太紧的新鞋的办法：将笋壳光滑的一面朝向脚后跟，插入鞋子后跟，靠着光滑面减少摩擦阻力的方式将脚塞进新鞋。）都用上了，终于把脚塞了进去，哪怕脚趾头剧痛也顾不得了。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剧痛难忍，咬牙挺住。心里想着古代妇女缠足之痛，大概也不过如此，怕啥。当脚趾头痛得发木之后，也就不觉其痛了。从此，我愉快地穿着妈妈的圆头皮鞋去上学了。这一穿，就是好多年。

总结我前半生穿鞋的经历，最恐怖的除了鞋子坏掉带给我的困扰，还有一些其他让人尴尬的场景：一是鞋垫会自己从后跟一点一点溜出来。当我到新疆后，就被教导要在鞋子里垫上鞋垫。但那时的鞋垫要么比鞋小，要么比鞋大。比鞋小的鞋垫会在脚后跟位置制造一个断崖，让我的后跟一半在断崖上面，一半在断崖下面，特别难受；而鞋垫太长的后果就是走路的时候，鞋垫会不知不觉地溜出来，在鞋子后面留一个长长的尾巴。我甚至想到过用胶水将鞋垫粘在鞋子上，都不管用。其实现在想想，只要拿掉鞋垫世界就清净了，可惜那时一根筋地认为有鞋就要有鞋垫，所以白白出了N次丑也不知道把鞋垫拿走。

在我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里，鞋子都只是一个生活必需品，有鞋子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舒服的鞋子穿到脚上是一种什么感觉。直到前两年对户外用品发烧，狠下心买了一双scarpa的徒步鞋和登山鞋。毫不夸张地说，这两双鞋让我的脚获得了新生――从此，脚不再臭；从此，我才真正体会到到行走如飞也能是一种极其舒适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