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亡，这可能是一篇颠覆你认知的文章

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
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何谓死亡质量？
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