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绝：成都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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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私下里认为，如果你来成都，有三个人文历史景点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三个景点就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

成都武侯祠之所以值得首推，那是因为它独特的价值取向：全国唯一的君臣合享庙祠。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并不是四川人，他也不曾在四川长大，但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蜀汉王朝，甚至儿孙也战死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如此，四川人民才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召，所钦佩，世世代代怀念他，以他为榜样。诸葛亮与刘关张虽然没有义结金兰，但他们的精气魂却早已一脉相承，融为一体了。正因为如此，四川人民也世世代代有这种忠魂，这种侠义精神。抗日战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四川虽然没有被日寇直接侵占，他们却有300万人奔赴抗日前线，伤亡64.6万，牺牲28万。这种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与牺牲精神，也或多或少受到诸葛亮精魂直接或间接的哺育。

成都武侯祠始建于章武元年，即公元221年，距今已有1801年，一开始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后来才变成君臣合享祠。

这件事发生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91），蜀献王朱椿对武侯祠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废除原在汉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把诸葛亮像移入汉昭烈庙内刘备像东侧，关羽、张飞像排列于西。后来，四川的官吏将北地王刘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和镇守关口格斗而死的傅佥也陪祀庙内，就基本形成了君臣合享的格局。

成都武侯祠在历史上进行了多次修葺。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由刘沅主持修缮武侯祠，将两庑（即今称为文武两廊）的法正、许靖、刘巴，以及于史无考的李彪、张虎塑像去掉。另在文臣武将每位塑像前增加了一块人物事迹简要说明石碑，文字根据陈寿《三国志》中记载加以提炼而成。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武侯祠的大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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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熟读《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甚至不了解这片土地的苦难与悲壮，你或许会觉得其实武侯祠也没什么好看的。无非几排宫殿而已，无非一祠一庙一坟几尊塑像几个碑牌而已，这样的建筑哪里都不缺少，也不见得比其它地方辉煌、壮观与奇特。只有真正了解蜀汉传奇、诸葛亮生平事迹、品行修为、高风亮节的人，才会对武侯祠肃然起敬。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帝王、官吏才会这样重视武侯祠的瞻仰、修葺与维护，才是武侯祠两千年不倒的真正根基。因为所有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仁人志士，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参照，找到了精神皈依，自觉成为武侯的信徒。

唐朝的杜甫就是显然的例子。杜甫的一生忧国忧民，与诸葛亮的精神气质几乎一脉相承。诸葛亮与杜甫都生于乱世，都有经天纬地的大志，不同的是，诸葛亮得遇明主，杜甫直至终老也郁郁不得志。

杜甫到了成都，第一时间拜谒了武侯祠，留下了那首经典名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这首诗写于公元760年春天，他因为安史之乱避祸来到成都。我们几乎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处境与心境，这首诗既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也表达了自己百感交集的心情。从人格上来讲，杜甫与诸葛亮的追求与品性是一致的，从处境上来讲，可谓天壤之别。但生命的最后，却是惊人一致的苍凉。

那一年，杜甫48岁，是入川的第二年。杜甫在四川断断续续大约呆了8年写了400多首诗歌，其中在成都大约生活了四年左右，写下了24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既有生活纪实和生活情趣，也有忧国忧民的倾情之作。正因为如此，成都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千古才子，给他留下了一座“杜甫草堂”。历史就这么神奇，多少达官贵人没人记得，多少高楼广厦化作了尘土，唯一这一祠一草堂，当真千古留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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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侯祠，我们读不到更多《三国演义》里的传奇与豪壮，更多一些平凡与惨烈。那些文臣武将，除了战死就是病死，一般生命都较为短暂。这也难免，从东汉到三国，从两晋到南北朝，其实更多的是战争与动荡，人们的生活不可能像和平时代那么幸福安康。所以，如果要以《三国演义》为评判标准，就难免有些失望。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它就这样平淡，琐碎，也这样波澜不惊。只是，每一朵浪花都折射着历史的苦难与璀璨。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

三国年代蜀汉的后期，国力逐渐衰微，田地逐渐荒芜，男丁基本上了前线，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诸葛亮为实现刘备遗志，不断组织北伐，不但自己心力憔悴，病死五丈原，而且成都被攻破后，儿子诸葛瞻与孙子诸葛尚均战死，成为英烈。

无论诸葛亮在生的时候，还是死后千年，对他的是非功过的争论还是比较大的。武侯祠有一副“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据说这副对联是清代赵藩撰写的。赵藩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副对联？是警示他人还是对诸葛亮治蜀的反思？

赵藩其实是云南人，晚清学者、诗人、书法家，官至川南道按察使。1900年赵藩以道员衔分发四川候补，那时四川白莲教、红灯照起义方兴未艾。清政府派封疆大臣车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岑春煊残暴剿杀起义，并杀害了深得民心的廖九妹。赵藩不愿苟同岑春煊的妄杀，做此对联婉劝。与其说说这副对联是诸葛亮治蜀的反思，不如说是警示陈春煊。

当然，蜀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不管是诸葛亮与益州李严集团，还是与刘禅本人，这种矛盾的后果都逐渐显露出来。矛盾的焦点在于刘禅与益州集团都不想打了，但诸葛亮一心要蜀汉实现统一，执意北伐，执意实现刘备生前的愿望。从当时的三国格局上来看，无论是其它两方的势力还是实力，还是蜀汉自己的国力，其实都基本不可能实现这个宏愿。诸葛亮的“一意孤行”，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所以结局注定是悲壮的。

诸葛亮果真错了吗？从信仰与情怀上来讲，是丝毫没有错的；从实力对决上来讲，是毫无胜算的，所以也是违背他一贯的用兵法则的。

所以这注定是一个悲剧。

但人民不会从这个角度去审视诸葛亮的，他们只看重诸葛亮的人生气节与忠贞不二，所以立庙供飨他。而且，他们旗帜鲜明，不供飨刘禅，觉得他是个软骨头，不配。所以，武侯祠是没有刘禅的供位的。或许，这才是大浪淘沙后的“世道人心”吧？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不灭，之所以最终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因为从来不信邪，很多时候都是从弱到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杰出。这中间，既有忠贞不二，也有坚贞不屈，还有是非分明。不若此，如何能有辉煌的明天？

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明天的太阳必须辉煌雄壮。

或许，这才是武侯祠要告诉我们的千古不变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