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的价值

在许多人眼里，异见似乎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此，当你听说应容许异见存在，甚至认为持有异见是一种“天赋权利”时，必定会大惊失色。那么，我就要告诉你：至少有一部分异见具有巨大的价值，这类异见关涉到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领域。

科学的异见

许多今天已为众所周知的科学思想，最初从个别人脑中飞出时，曾被看作是无知谬见甚至异端邪说，受到抵制与围攻，其景况十分惨烈。

日心说
其诞生过程，大概是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古人囿于习见，认为太阳环绕静止的地球旋转，是十分自然的。如果谁倒转这一看法，竟然认为地球环绕太阳旋转，肯定会被众人看作谬误，甚至冒犯神灵。

提出这一异见的就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他被公认为是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哥白尼于1535年完成其6卷本科学巨著《天体运行论》，系统阐述了日心说。

他因此而得到的不是鲜花与奖赏，而是面临迫害的恐惧；他没有勇气在生前蒙受守旧势力的攻击，几乎到临终时才让其著作面世。

哥白尼的追随者就未必能躲过教会的迫害，历史留下了一批科学殉道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1548—1600），他因宣扬日心说这种危险思想，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日心说的主要推动者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他被尊为“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也受到教廷的迫害，虽免于火刑，但也在年近七旬时被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景凄凉。

伽利略纵然内心不改初衷，但还是选择了悔过服罪。直到1979年，伽利略的这一“冤案”，才由梵蒂冈平反昭雪。

在现代人看来，因提出科学异见而惨遭迫害，实在是匪夷所思。不过，在伽利略时代，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幸而，伽利略等是最后一批科学殉难者了，此后的科学异见者，至少可免去牢狱之灾——但斯大林时代生物学家李森科的对手却是例外。

不过，科学异见之被人拒绝，则绝难避免，至今亦然。一些突出的事例如下。

血液循环论
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依据实验结果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否定了沿袭近两千年的古罗马医生盖伦的“生命灵气”说。新观点不符合教会的陈见，遭到教士们的严厉谴责。

进化论
主要由达尔文（1809—1882）所奠定的进化论，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可以说是科学史上最大的异见，至今仍然争论不断。布什总统就公开支持，在学校中教授非进化论生物学。

不过，今天进化论毕竟已成为现代生物学的主流观点。

非欧几何
从常识看来，欧几里得几何的第五公设似乎无可替代。但在19世纪中叶，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等人发现，即使不用或改变第五公设，亦可建立自洽的几何理论，且不失其意义。新观点因其过于违背常识而长期被冷落，直到20世纪才被普遍接受。

相对论
几乎由爱因斯坦（1879—1955）独力创立的相对论，初看起来是如此背离常识，以致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接受；即使在今天，也未必易被平常人理解。不过，至少在科学界，今天相对论已经成为共识，且是理论物理学家的必备工具。

量子论
由波尔（1885—1962）等人创建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一起可称为物理学中的两大异见。表面上与常识的背离程度，量子论甚至超过相对论，起初难为人们接受是很自然的。

宗教的异见

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发迹史，特别体现了异见的价值。

佛教
佛教教祖释迦牟尼（前623—前544），并不如中国民间所想象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真神，不过是一个凡胎肉身的尼泊尔小国王子，他在创教之时，大概根本不会想到，他的宗教后来会风行世界。

在三大宗教中，佛教的早期历史最为朦胧不清。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佛教教义远非被普遍接受；至少，源于雅利安人的印度最高种性婆罗门，就明显歧视佛祖所属的释迦族。

因此，在许多古代印度人看来，佛教教义只是一种异见。即使在今天，印度佛教徒之少，也远离中国人对于“佛国”的传统想象。

基督教
在不了解基督教历史的东方人看来，基督教似乎自古统治着西方。

实际上，基督教诞生之际，希腊罗马世界仅有一些原始宗教。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基督教是一种地道的东方宗教，它发源于地中海东海岸地区，那一带被古代欧洲人称为东方。

这就不难想象，欧洲的第一批基督徒有多孤立！那时，基督教不只是被看成异端，基督徒简直九死一生。到基督教在西方确立其稳固统治，已是耶稣死后近400年了。

伊斯兰教
在三大宗教中，伊斯兰教出现最晚，其发迹史也最为清晰。

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570—632），被穆斯林尊为先知，当然也不过是大凡人一个，且在其早年，势力与影响都微不足道，因而在当时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人看来，伊斯兰教肯定是一种异见。

与佛教、基督教不同，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传教主要依靠剑与火，这倒十分有效，不出两代人时间，伊斯兰教就统治了地中海沿岸大片地域，进而扩张到亚非欧三大洲的广大地区。

可见，三大宗教都曾被看成异见。

然而，这些宗教一旦在大片地区获得统治地位，就毫不留情地将其控制地域内的其他教派视为异见者。

对于异见者，向来温和的佛教徒或许还算宽容，基督徒与穆斯林就没那么大度了，他们自身作为异见者曾经经受的一切，现在该让他们眼中的异见者来领略了。

进入中世纪之际，不多的几个大宗教大体上覆盖了全球，大规模的创教活动从此停息。

但是，宗教内部创立教派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尤其在三大宗教内部教派林立，创教活动甚至延续到现代，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最发达的地区。

这样，宗教异见仍然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

例如，对于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罗马天主教来说，新崛起的新教无疑是一种异见；对于新教的主流势力而言，新教中的卫斯理教派、公理教派、普救教派等，也不能不是异见。

但是，宗教异见有价值吗？要作出肯定回答，只需提到——哪怕是对无神论者——宗教对于推进人类文明有巨大价值就够了。如果没有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你能想象，已有的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和令人荡气回肠的尘世生活，能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丰富多彩吗？

思想的异见

此处思想概指社会、政治、哲学等领域的思想，其中的异见纷见迭出，十分多样。在历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些思想异见如下：

启蒙思想家的异见
以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是思想史上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贡献给时代的思想，既振聋发聩，又反叛传统，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运动，其影响之大，几乎及于全世界，甚至及于今天。

葬送了旧时代的这些思想家，当然不能指望安富尊荣，伏尔泰、卢梭等人都尝过流亡的滋味。但对比于给传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他们已算享受相当礼遇了。伏尔泰等更是出入宫廷，尽显荣耀。

君王们未必意识到，正是这些儒雅之士的思想，最终推动了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导致无数王公贵族的头颅滚滚落地。

幸而，主要的启蒙思想家都没有活到大革命爆发；否则，他们未必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革命既然能吞噬自己的儿女，岂必不能吞噬自己的父亲？

马克思主义
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整整100年，马克思主义降生于欧洲。

对于传统西方文明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大的异见，而且这种异见地位至少持续了100年。仅仅是一直不被主流文明接纳这一点，也无怪乎马克思要与旧世界作最彻底的决裂了。

平心而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核心，正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西方文明的合符逻辑的产物。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激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且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即对立于西方世界的东方世界。

这一事实多少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渊源。

不过，即使在冷战的高潮中，一些清醒的西方思想家，还是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终究是一种西方思想，因而属于最近被教育部长袁贵仁猛烈抨击的西方价值。

东方世界的异见
很少有人像马克思那样激烈地抨击对异见的压制、坚决地维护异见的权利。

只是，马克思大概没有预见到，正是他身后那些握有权柄的门徒，催生了史上最受压制的异见者，这就是冷战年代苏联阵营的异见者。历史纪录了这样一些著名的异见者：索尔仁尼琴、麦德韦杰夫、萨哈罗夫、哈维尔……，

在这些人之前，还有一个西方人：奥威尔，他在1945年写了一本震惊世界的书：《1984》。除了沿用启蒙思想家的陈货之外，东方的异见者们似乎少有建树。

思想的进化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异见的价值何在？

可举一万个例子来说明，曾被视为异见的东西，后来可能被证明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珍品。

对于异见价值的这种证明，固然不无说服力，但并不理想。难道不可以同样举出一万个例子来说明，异见可能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糟粕吗？如何能够肯定，这类糟粕不会抵消前面所说的珍品呢？

现代进化论证明了，物种的进化，不过是保留与积累优势基因的结果，而优势基因源自生物演化过程中的基因突变。在成千上万的基因突变中，未必有太多的优势基因；但必定存在优势基因，也就够了：它们将成为物种进化的资源。

由此可见，因基因突变而造成的生物变体，对于物种的进化不可缺少。这就是为什么，生物学家何以如此坚决主张，必须竭尽全力保护所有现存物种，绝不轻易剔除任何一个似乎无用的物种。

然而不幸的是，人类的这份智慧，却未完全用到思想文化领域。

没有人能反对，人类也需要思想进化。

但思想进化赖以实现的优势元素从何而来呢？那个与生物进化中的优势基因相当的东西，该是什么呢？那不正是人类社会常常要竭力排除的异见吗？

这就是历代思想家——其中尤其包括伽利略、卢梭、马克思、奥威尔——极力主张维护异见权利的真正理由。

怎么知道，你今天所扼杀的异见，不正是未来天才思想的萌芽呢？怎么知道，你在消灭一百种邪说的同时，也扼杀了一百种卓见？能够为了纯洁思想园地，铲除所有杂草吗？“香花与毒草”之辨，在中国人意识中太根深蒂固了；让每种草——包括某些人认为的毒草——都有存活权利的这种现代意识，也就难以生长。

根本无需特别为某种异见辩护，无论该异见具有什么价值。

重要的不在于为个别异见辩护，而是为所有异见辩护，所有异见都应有存在的权利——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无用甚至有害的异见——，就如同每个生物物种都值得保留一样。

应当看重的，主要不是某个异见的特殊价值，而是全部异见的整体价值。

“容许发表异见的自由，但不包括发表错误的异见。”

这是我们多年来固守的信条，很少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难道你真的看不出，“不准发表错误异见”与“不准发表异见”实际上并无区别？谁有如此智慧，能立即判定刚刚发表的异见的是非？言论自由的本义，难道不正是发表可能不中听的意见的权利吗？

引用美国高官的话可能遭人非议。但如果某个美国高官恰好说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刻意不听它也未必明智，美国副总统拜登就正好说了这样一番话：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她的持续发展。但是……他们缺少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在创新和科技上引领世界。
这些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时被一个年轻人问道：“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我怎么能成为你那样的人？”乔布斯做出了著名的回答：“另类思维。”
你不能在一个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运用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不能挑战权威的国家有另类思维，因为进步只有来源于对权威的挑战。

另类思维无疑正是导向异见的思维。这就意味着，乔布斯的成功恰好有赖于他产生异见的能力；而拜登讲话的核心思想，无非是将美国在创新与科技上引领世界的原因，归结为鼓励异见。

既然一个伟大国家的成功，首先在于其容纳异见；同一个逻辑难道不也推出：

一个伟大国家的失败首先在于其压制异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