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江山爱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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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已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不过,除爱德华八世之外,不爱江山者还大有人在,只是其所爱则各有不同而已。这就给世界留下了另外一些或许更有趣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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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民

1797年3月,美国东北部的费城还只有淡淡的春意,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一对老年夫妇从城内驶出,奔向远在弗吉尼亚州波托马克河畔的弗农山庄。

马车上的绅士已年届65,饱经沧桑的脸庞略显老态,却不掩其内心的欢欣。老人已不是第一次从远出中返乡了,但唯有这一次特别轻松,因为终于了无牵挂,可以归隐林下、颐养天年,不必再出外劳累奔波了。

老人的眼中,仿佛已显现出故园那绿草如茵的牧场、硕果累累的葡萄架,他开始盘算着来年的拓殖与收成……。

这个老者就是大名鼎鼎乔治·华盛顿,刚刚卸职的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享誉世界的美国开国元勋。此刻,他清楚任何显赫头衔都已成为往事,今后他将只是一个农民,就如同40年前他未任公职之前,不过是一介农民一样。

但是,谁都知道,他这个农民非比寻常。在他逝世时,国会悼词称颂他是“战争时期第一人,和平时期第一人,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其实还应当加进一句:退职后他是美国第一农民!从农民到国家元首,然后从国家元首复归于农民,这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人。

当然,华盛顿首先是为国效劳的第一人。他21岁任少校民团副官;22岁即因战功卓著而被提升为中校;23岁升任上校,担任弗吉尼亚民团总指挥;31岁投身于起于波士顿的抗英斗争;43岁任大陆军总司令,组织并领导了长达6年的独立战争,直至获得胜利;55岁作为制宪会议主席领导制定了美国宪法;1789年当选为美国首任总统,连任一届直至1797年退休,这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一幕。

一个拥有如此多的光环、处处受到欢呼的人,真的会情愿归隐山林、不惮寂寞吗?他真的不可惜抛却那人人心驰神往的至高荣誉吗?

实际上,华盛顿十分珍视荣誉,甚至可以说酷爱荣誉,也未必轻视权力。但正因为他视荣誉如生命,才特别看重他以一生的付出所换来的美誉,绝不肯让其毁于因贪权而招来的谤议。

1782年,一批高级军官不满于当时政府权力薄弱、效率低下,强烈要求华盛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国王的重任。这一违背共和精神的鲁莽建议,受到华盛顿的严词拒绝。笃信共和而又珍惜荣誉的华盛顿,岂能接受一顶王冠而断送一世美名?

华盛顿本来就欣赏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6年领军征战、戎马倥偬的紧张劳累,从政生涯中劳于繁杂政务的疲惫,更使他归心似箭。华盛顿早已没有留恋高位的意向与理由。

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华盛顿立即功成身退,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之职,亟亟乎奔回他那朝思暮想的弗农山庄。

此后,华盛顿在国家召唤时不能不数度出山,继续承担重任,特别是履行了长达8年的总统职责。但那给予他少时欢乐与幻想、凝结了他的家庭亲情与田园遐思的弗农山庄,才是他真正心向往之的归宿。

第一农民的生活,既平凡而又惬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让许多人羡慕不置。

华盛顿如此度过他的一天:他晨曦微露时即起床;7点早餐,通常吃三块涂黄油的玉米饼,喝三杯茶;早餐后骑马外出,照例巡视农场,仔细观察依他筹划种植的每一颗小树,直至将其一枝一叶的枯荣记录在案;下午两点吃正餐,通常只吃一份菜,饮半升葡萄酒;饭后与亲朋好友或来访者叙谈,倘若说话投机,历两小时也兴趣不减;晚餐常常招待客人,如果是好朋友来访,则畅叙痛饮,直至夜深。

如果华盛顿不是这样打发人生,他完全可以在纽约(当时的美国首都)的总统宝座上呆至生命的终点,就如20世纪不少打下江山的枭雄一样,尽享其“坐江山”的乐趣;只要他稍多一点贪欲与狠劲,未必不能再捞一顶王冠。但这都不是华盛顿的志趣与境界。

他偏偏不爱江山而爱田园,让全世界追求平等、民主的理想主义者敬仰至极,而让那些孜孜于抢夺江山的枭雄们大惑不解。

对于统治者平民化的理想追求,历代思想家曾写过千言万语;只可惜,现实社会中却少有人真正践行。而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则已超过了历代思想家的期盼。仅仅这一点,华盛顿对人类的贡献,就无人能及;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也就无人能匹!

超脱之人

在这个并不特别追求崇高的世界上,华盛顿必定是曲高和寡。要打江山的人情愿不坐江山,除了华盛顿,这样的人到哪里找去?

不过,若将标准放低一点,仅考虑不贪恋权位的超脱之人,那么还是代有所见,他们也为人类树立了榜样。

中国历代官场竞争十分激烈,官位资源稀缺,主动弃官之人必定是世间异数,向来被尊为贤者,其中的隐士尤其被历代推崇。

尧舜的禅让,伯夷的隠遁,迹近传说,姑且不去说它。与文种一起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功成身退,浮海而去,其中不无避祸的考虑,人们在赞其高风亮节时不免有所保留。
至于那个替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传奇之士张良,不以侯爵为贵(张良被刘邦封为留侯),在功成身退之后飘然而去,真可谓不乏道骨仙风,最让历代士人倾倒。

魏晋六朝盛行佛道之学,也是盛产隐士的时代。最著名的竹林七贤,虽并非全为隐士,其中倒是确有弃官如敝屣的怪杰。稍后的陶渊明更留下千古传奇,成为历代名士的标杆。自此之后,“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就成了隐退者的理想境界。

隋唐以后,科举成为士人进身的正途,隠身林下几乎等同于科场失意、文思枯竭,丢弃功名之人自然少之又少。至于朝中大吏,往往官位为其身家性命所系,岂敢轻言引退,挂冠归田的人就更少了。

暴君朱元璋则干脆剥夺了士人当隐士的自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岂容你幽处林下!苏州士人姚润、王谟只是“征召不就”,就被斩首了!

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中的东方社会不同,西方有着悠久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智力资源的配置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相应地,社会权力亦分散于政府、教会、社会组织及学界等多个部门,并不像东方那样独尊官府。因此,才智之士并不以从政为唯一选择。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弃官从商、弃官从教等等,并不少见,不像在中国一样被看作特立独行的非凡之举。尽管如此,那些已接近于权力巅峰却急流勇退的人士,还是并不多见,因而仍然能赢得普遍的社会声誉。

例如,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马志尼与加里波第,都是传奇性的人物;加里波第带着他那千人红衫军,转战那不勒斯、西西里,为意大利统一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更是被普遍传颂的奇勋。但是,在统一后的意大利政府中,这两个人都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显要位置。

戴高乐无疑是最具世界声誉的二战英雄之一,但他并不认为让其长期执掌国柄,是法兰西人应当给他的酬谢;他的适时引退,赢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尊敬。

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体制中的游击战英雄格瓦拉,当然是另一类人物。姑且不说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否被普遍认同,他毫不留恋哈瓦拉宫廷中的显贵尊荣与舒适生活,毅然去拉美、非洲丛林扮演现代佐罗的角色,最终献出生命,这既令他的政治局同僚汗颜,也使那些与他信仰同一主义却老死在龙椅上的金日成、霍查之辈黯然失色。

打天下坐天下

上述的这许多事例,无论如何让人心动,但都不能与华盛顿的特殊榜样相提并论。让我们细察一下华盛顿的卓绝之处。值得指出如下三点:

1) 华盛顿是对于“打天下”作出最大贡献的第一人;2)华盛顿继续“坐天下”并无重大障碍;3)华盛顿“弃天下”并无任何不得已之处。

在西方语境中,“打天下”一类带有强烈专制王朝色彩的词,是难以受人欢迎的,用在此处只是为了便于与东方传统相对照。

如果以上述三条标准来衡量,在东方不仅不可能产生华盛顿,而且随处所见的,将多半是恰恰相反的人物。况且,运用东方的思维与语言来评判华盛顿,也有点不伦不类。

首先,“打天下”的概念已不再适应现代的法治理念。在现代法治理念下,主权在民,并不是任何强势集团可以随意抢夺的对象。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民意的委托,而不是强势的夺取。

华盛顿的一生事业,并非如从东方眼光看来那样一直在打天下,而是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英国手中争得独立,姑且参照东方说法称之为打天下,但并非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打天下,而是为全体美国人民打天下;

后一阶段是获得最高权力并实行统治,这是人民通过选举授权的结果,不仅不能称为打天下,而且与含夺取之意的打天下无法相容。因此,即使认定华盛顿任总统的8年是在坐天下——西方人大概不会认同此说法——,也不能认为这是他劳苦奔波打天下的结果。

就是说,华盛顿一生事业的前后两段,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恰好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理解的。

其次,“坐天下”这一说法,带有强烈的享受所占有的产业的意味,根本不能与现代的执政理念相提并论。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执政,既谈不上在沉湎于“坐天下”者看来的那种美好的肉体享受,也没有传统官场中那种颐指气使的权力享受。

华盛顿在总统任内的8年,不仅苦心竭力,实际上是焦头烂额;既无身体上的舒适感,更无威风八面的快意感。他不仅为政务上的无穷无尽的难题所困扰,而且为来自各方面的责难、攻讦、谤议而苦恼。在他的体验中,中国皇帝的那种八面风光,是一星半点也不会有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那样心急火燎地要返回弗农山庄了。

再者,在法治条件下依据法定程序放弃权力,是一件既获美名又很安全的事情,任何倦于执掌权力的从政者何乐而不为!与此相反,在专制政体下的“坐天下”者,势必骑虎难下。
失去权柄所面临的高风险,让任何有意弃权者都不能不三思而行。这就使得“坐天下”者弃“龙椅”而去这种事情,在专制政体下几乎闻所未闻。

回归弗农山庄的华盛顿虽是一介平民,他所受到的仰慕与尊敬并不下于他任总统之时,更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至于匈牙利的改革派总理纳吉,伊拉克的军事强人卡塞姆,捷克布拉格之春领导人杜布切克,失去权力之后落得什么下场,世人都已看到了。

这不正是萨达姆、卡扎菲、金正日及巴萨尔之流,在任何殆势下也要拼命硬挺下去的坚实理由吗?对于这些人来说,“坐天下”这件事,还真不是想不坐就不坐得了的。

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称道的明智行为,似乎无关乎社会制度。但是,唯有在专制社会中,这才被看作是大德大勇的崇高之举;而在法治社会中,这虽不失高尚,但终究是一种并不惊人的自然选择。

华盛顿的“功成不居”与东方传统中的“打天下坐天下”,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逻辑,而且也相伴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背景。

醉心于“坐天下”者,无法理解华盛顿的急流勇退,总不免要挖掘出某些另类理由来证明,华盛顿似乎有其难言之隐而不得不退。另一方面,彻底厌弃恋权者之人,更无法理解“坐天下”的不可理喻:天下者本为天下人之公产,怎么能由先占者一坐到底呢?上述两种看法毫无交集,就只有各说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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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这部分分析还有点浅层,更深入根源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