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必共识

我们曾经历了严禁不共识的年代。一旦人们觉得需要并且呼吁共识，社会必定已经能容忍某种不共识了，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进步。

那么，今天真的需要共识吗？或者可能达成共识吗？这些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简单。

共识的虚与实

人们肯定具有某些共识，即使是最分裂的社会也是如此。实际上，在“共识”一词出现之前很久，共识就存在了。更准确地说，共识是与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没有最低限度的共识，任何群体都无法存在。

为抵御强大的自然力，我们的原始祖先不能不结为群体；如果没有某种共识作为连结纽带，群体根本无法协调一致地行动。

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共识，例如基本的道德戒律，实际上源于历史深处，其源头也许幽渺难寻，但也并非都是生物本能。

在涉及日常事务——例如趋利避害——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常常出奇地高度一致，这一事实是如此平凡，似乎没有多少人会特别注意它，更难有人去寻根究底，弄清人们何时、通过何途径达成了一致。

人们的一致看法即共识，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互相沟通的结果呢？

我常常暗自发愣：我之所思，怎么恰恰会是他之所想呢？这个“他”，可能身居山野，其经历与我没有任何交集，甚至很少有机会接触文明世界，他从哪里得到我所有的那些想法呢？

芸芸众生的意见浩如烟海，在任何时代，必定只有一部分意见进入共识。共识一定有其边界，只是边界或远或近，或清晰或模糊，会随时间与地域而变化，其确切描述绝不简单，那是社会学家的事情。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确信一点：共识永远存在，无论它的范围多么小。在这个意义上，共识完全是实的。

几乎同样真实的是，共识的那个圈子必定不大；对更多的事情，人们众说纷纭。为表达方便，不妨将共识的反面称为异识。创此一词不免有滥造新词之嫌，我只是姑妄用之，绝对无意过度使用它。

在许多事情上，人们持有异识是一种常态，或许比共识更加自然，更好理解。

各有所见，我为什么一定要和你的看法一样呢？例如，你喜欢广场舞，而我却不喜欢，这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任何人会强求一致。

无论如何，异识将永远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共识就有点虚了。当然，共识的虚，正是异识的实。

至此，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纯粹抽象的层面，并不能得出什么具体结论。我们只是理清了，共识与异识在人类意识中的地位。

这种了解不无意义，它至少告诉我们，不必对共识顶礼膜拜，它并非什么天然神圣的东西；也不必对异识心生戒惧，它并非一定是什么注定邪恶的东西。

共识与异识都同样自然，无论你认为需要与否，它们都会永远与你相伴。

最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共识的边界，也就是共识与异识的界线。

首先需要知道边界何在。必要时须努力去守住边界；但也可能需要竭力去改变边界，使之内移或外推，以适应人类的目标。

这件事肯定不会有标准的方案，它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下加以考虑。这就得从思辨的王国进入现实的领域，那里总是荆棘丛生，很难行走自如。因此，这番探讨未必很轻松。

共识的多与少

今天，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与鼓吹各自主张的社会共识。主张互不相同，这本身就已经是异识。就是那个追求共识的《共识网》，实际上也不过是异识的汇集，可见共识之难。

我对在社会政治领域达成共识，持完全悲观的看法。

与其好高骛远，指望在广泛的议题上达成共识，还不如彻底后退到一条无人能公然反对的底线，在底线之内争取共识，在底线之外认可异识。这意味着，将共识的边界内移到尽可能近的地方，使得它所包围的共识少之又少，确认和实现这样少的共识也就比较容易了。

目标定得如此之低，看来十分保守，但因为更有现实性，或许最终结果比预想的更好。

例如，在今天要人们都认同公有制或私有制有可能吗？不可能！都认同司法独立呢？不可能，首先政法委书记就会反对！都认同均富呢？不可能，富豪们会跟你拼命！都认同取消特权呢？不可能，打江山坐江山者岂肯赞同！都认同民主呢？不可能，民望不高的官员岂肯白白丢掉乌纱帽！都认同彻底清算文革呢？不可能！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还大有人在呢。都认同转基因呢？这一类的问题就更别提了，免得吵得一塌糊涂。

但这样一来，岂不没任何共识可言了？这倒未必，不妨看看下述主张：

人道 善待他人，尤其善待弱者；谴责无法无天、荼毒民众的暴虐行为。

包容 理性对待不触犯法律的任何人和事，让其有存在的空间。

言论 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废止以言治罪的中世纪做法。

平等 真正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所有人由法律赋予的尊严。

规则治理 社会治理必须依据法律、条例、惯例等规则施行。

如此等等。能反对这些吗？似乎很难。即使少数人不以为然，也多半不会公然反对，或者不便反对。这样一来，就不妨认为这些东西都属于社会共识了。

这类共识似乎太少，而且目标很低，仅仅高于人类文明的底线，如果连这些都拒绝，就只有自甘做野蛮人了。但对于形成一个有效共识来说，就需要将目标定得如此之低；否则，除了空唱高调之外，将一无所成。

对于一个政治文明极不发达的社会来说，在寻求共识时，就是应将目标定得很低。唯一现实的假设就是：全社会好比还处于小学水平，你只能布置小学程度的作业。人为地拔高标准，以中学的内容要求小学水平的人，以致大多数人不及格，那就失去了意义。承认现实，今天用小学的标准制定目标，取得进展，或许明天就可能上升到中学的水平。这样，不妨提出如下原则来作为“第一共识”：

寻求低水平的共识，更可能是成功之道。

低水平共识的唯一缺点，就是其中包含的共识太少。

人类是一种高度组织性的动物，似乎本能地追求尽可能多的共识，自然不可能满足于低水平的共识。但在文明水平尚低的状况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欲速则不达嘛。唯有脚踏实地，通过“少共识”阶段的积累，才有可能逐步进到“多共识”的境界。

岂必共识

我们这个民族有厌恶异识的久远传统，可以说患有某种“异识厌弃症”。

老子早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古训，自然要求世界一统于他的道；秦始皇规定“以吏为师”，那是要以吏来统一认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不容异识已不必解释；韩愈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肯定了思想应统一于帝王；现代史上有“舆论一律”、“听某某某的话”、“与某某某保持一致”、“弘扬主旋律”、“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等等。

如上诸般，无非是要求全国思想定于一尊。但若将这当作共识，则纯属误解；这不过是要求一个声音而已，至于你心中是否同意，实际上是管不了的。

依靠权力或者权威来形成共识，会有某种表面的或短期的效果，但最终总是行不通的。

不难举出无数条理由来说明，广泛的共识具有何等巨大的精神价值。但同样也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不适当地强调共识，如何有害于文明进步。必须谨慎对待下面这些共识：

虚假共识
专制权力下的共识多半是一种假象，它要么是强权者驾驭舆论的结果，要么是强势舆论挟持民意的产物。这种共识很少有理性的成分。

二战中纳粹横扫欧洲是德国人的共识吗？盖世太保在盯着每个人呢。大跃进年代的无端冒进，是高层的共识，因而每人都得担负责任吗？有了彭德怀的先例，谁还敢不与领袖一致？文革年代的疯狂内斗是全民共识、因而人人有责吗？刀枪棍棒之下谁还敢不参与内斗？

有害共识
即使全社会真心诚意地达成的共识，也未必有正面价值。一种有害的主张，其共识度愈高，其危害就愈大。

15—16世纪，对于胡格诺教派的迫害，在法国天主教徒中未必没有高度的共识，天主教徒迫害异教徒的狂热，未必不是出于他们的本心，但这丝毫不能增加这种迫害的道义理由。恰恰因为天主教徒一致的狂热，使这种迫害危害巨大。二战后苏联一手导演了外蒙的独立公投，国共两党基于各自的盘算，在承认蒙古独立这一点上竟有高度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极其短视，势必后患无穷。

不可能共识
有些事情，在一定时期内没可能达成共识。

例如在当下，你怎么可能使所有的人都赞同如下事项：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延迟退休；制定编制法严格限制官员编制；清理公务消费；官员公布财产；实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开展转基因产品的研究……。

对于这些事项如果一定要达成共识，要么就只有禁绝一切讨论，不准任何反对意见发声；要么就会吵得一塌糊涂。其实，还不如听其自然，各人不妨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主管官员，不妨首先委托有资质的专家进行研究，但最终还是要肩负起作出决断的历史责任。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需要改革者的担当，未必总能诉诸民众共识的支持。

奥巴马所力挺的医保制度改革，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取得共识，但奥巴马偏偏认准了这是他非干不可的事，不惜以自己的总统声誉、历史地位作赌注，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尽管其成败尚在未定之天，但这种担当，是每个担任公职的人所应有的。我们的官员不致都不及奥巴马吧？

不需要共识
还有更多的事情是根本无需达成共识的。那些纯属私人空间的事情，也去强求共识，不仅毫无希望，只有贻笑大方，徒增烦恼。

你总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喜欢唐装、要求所有的人爱看京戏、所有的人喜欢国学读三字经……。这些事情，人家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有些事情，你觉得关乎原则，但人家就是另有看法，也不犯法，强行达成共识也无道理。例如，主流理论家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信仰唯物主义，但遇到一个铁杆有神论者，也只能各行其道吧。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共识都不值得刻意去追求或坚守。岂必共识呢？一旦共识不再是一种现实的或可能的目标，那就明智地满足于异识吧。

即使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共识，也不能过度地运用，尤其不能用作压制少数人的理由，以免造成可悲的后果。

二战中美国人的抗日共识当然无可非议，但因此而对日裔美国人的过分管制却不可取；欧洲社会对于普遍福利的共识大体没错，但是在没有相反声音的气氛下，福利政策很可能大大过头了，其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已经彰明较著。

伟哉异识

相对于共识而言，异识远没有那么冠冕堂皇、理直气壮，似乎是一种不健康的消极状态，至多是不得已而权且忍受之。其实并非如此。在某些领域，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异识不仅是应当容许的，而且要刻意去营造某种异识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异识不仅不是消极的，很可能有巨大价值而应得到格外鼓励。这种事情，在科学、艺术领域十分平常；在政治、思想领域如何，就有点复杂了。

试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兴致勃勃地组织一个讨论会，但总是一两个人讲话，全体一致鼓掌，再无人发言，更无不同意见。你不会十分扫兴与失望吗？这样的讨论会不可能达到激发科学兴趣的目的，你想必宁愿要一个乱哄哄地争执不休的讨论会。你不觉得，科学讨论会上的异识比共识更有价值吗？

异识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多样性的价值。如果没有生物多样性，生物进化就失去了动力，这正是环境学者大力呼吁保存物种的原因。同样，没有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

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与古希腊时代，出现了空前的学术繁荣；而在中世纪，独尊儒术的中国与基督教垄断思想的欧洲，都沉入黑暗的停滞状态，这足以永远垂训后人。

但要人们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个乱哄哄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不容易。

先秦时代的学术纷争就不为当时的人所喜欢；实际上，当时的每一家都希望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其他各派，从而终结纷纷攘攘的百家争鸣。

在任何时代，主流思想都会本能地挤占其他思想的空间。要能容忍异识，并不能寄希望于良好的意愿，而只能依靠合理有效的机制。因此，对于一个希望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民族来说，确立那种能够接受某种异识局面的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