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情结

古代人想必苦难深重，但幸而可托庇于天降的救世主——释迦牟尼、耶稣与默罕默德等。然而，这些大圣人并没有真正拯救人类，致使近代仍然有一些心高气傲之士萌生出救世的冲动，而且演绎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悲喜剧。直至现代，救世的诱惑仍然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地那些不安于现状者。救世主之于人类，必为永恒的需要吗？

天国可期

落难者在茫然无助之际，那声吁天唤地的呼喊，所饱含的痛心恳求与急切期待，喻之以“惊天地泣鬼神”，并不为过。

如果这个世界已经是一片乐土，人生的苦难仅是一种罕见之事，那么，救苦救难的祈求就不会成为普遍的呼唤。然而不幸！人类的苦难既普遍又深重，而且几乎与生俱来。略读佛书的人，该已听到对尘世苦难的种种诉说了，其中不少曾为我们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不必去备述其详了。

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实际上仍然遵循着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严酷的生存竞争，一如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中该会有多少受难者与牺牲者！文明固然在不断演进，但它仅仅改变了失败者的苦难形式，而苦难本身则从未绝迹，且势将永存。真是苦海无边啊！就生命与苦难相伴而行来说，人类与动物界并无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但人类与动物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人类中有一些特别悲天悯人者，他们不时萌生出救世的冲动，其中的最杰出者终于干出一番普济众生的事业来。于是，人类中就出现了救世主。如前所述，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正是这样的救世主。

无论信徒们在崇敬与幻想中赋予救世主多少神性，但现代人毕竟知道，救世主也是人，并非法力无边，不可能在这个浑浊的尘世真正拯救多少俗人。他们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他们的最大善行只在于：他们以其超人的智慧构想出一个光辉灿烂的天国，一片让受苦受难者无限向往的乐土——想象中的天国更可能是无数人的集体创作，但这一点于受难者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天国可期！无论是此生还是来世，那都是振奋人心的喜讯、无与伦比的福音。基督教的天国、伊斯兰教的天堂与佛教的极乐世界，在细节上有什么区别并不重要，它们的救世功能是一样的。

在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看来，对于天国的许诺，实在是一套虚无缥缈的说辞，虽然并不容易驳倒，但也永远无法证实。然而，正是这种许诺具有难以置信的神奇力量，在信徒中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甚至真正改变了世界。

要知道耶稣所许诺的天国有多大吸引力，只要看看自古至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在殉教时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景象，就再无疑义了。古罗马的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在位）排斥基督教，在帝国各地酿成了大肆屠杀基督徒的血腥暴行。那时，让局外人绝难理解的一道奇异景观是，许多基督徒竟然争先恐后地将脖子伸向屠刀之下！在这些急迫赴死的基督徒眼前，如果不是天国的光辉耀眼照人，又该如何解释呢？

穆罕默德所许诺的天国，绝不更少吸引力。穆罕默德的后继者们，如何利用一心向往天国的穆斯林的狂热，在短时间内横扫亚非欧三大洲的大片土地，就不去说了。只要指出：现代伊斯兰极端分子甘愿充当人肉炸弹；因为，据说他们坚信，圣战者死后不仅能进天国，而且在那里还能美美地享用56名处女！我们这里不乏仗义之士，对这些为“抗拒西方”而慷慨赴死的圣战斗士大为赞赏；只是不知道，为得到天堂美女而赴死这件事，使我们的“正义人士”悟出了一些什么道义价值？

地上天国

当然，如任何不失理智的人所能预见到的，天国的召唤并不能真正改变尘世的苦难。因此，对于救世的期待，并没有终结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几乎覆盖全球的统治。那么，还有新的耶稣降世吗？且不说老耶稣尚未从许多人心中腾出位置，在一个文明业已充分发展的时代，人类已不太可能接受另一个神圣的救世主了。

然而，恰恰是因为“神圣救世主”的逐渐退场，为“世俗救世主”出场提供了机会。如同老救世主一样，新救世主也不可能真正救万民于水火，他们也只能为受苦受难者提供一个足资期盼的天国；所不同的只是，耶稣或穆罕默德所许诺的天国在九霄云外，而世俗救世主所许诺的天国就在尘世，不过其现身之日还在遥远的未来，仅可望而不可即也。将天国从天际降到地上，这可是救世事业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啊。

苦难中的人类从来就有幻想出现地上天国的本能，即使在上古史中都不乏这类思想资料的蛛丝马迹。就中国历史而言，至少可以举出“大同”之说（见《礼记.礼运》大同篇）为证。对于地上天国的第一个系统描述见于英国思想家莫尔的《乌托邦》（1516），该书为近世构建地上天国蓝图开了先河，因而至今人们以“乌托邦”一词泛指任何想象中的地上天国。莫尔的众多后继者中，最著名者可举出傅里叶、圣西门与欧文。这些以救世为己任者，既是博学的思想家，也是古道热肠的贤者。尤其是英国慈善家与社会主义者欧文，几乎具有一个普济苍生的大善人的完美形象，他一生倾其全力扶助劳工，建立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合作工场，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家产。

不过，无论是欧文还是他那一时代的同道，其救世情怀与不懈追求，都只给人类谱写了一个凄婉悲催的故事。他们的事业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真正引人注意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他们曾倾心救助的劳工大众的多少热心反应。他们甚至被讥为空想家，更无缘进入成功救世主的行列。倒不是因为救世主的时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只是这样的角色将由新的人来扮演。就在欧文等人的身后，历史准备了更强劲的后继者，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马克思。
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将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公众而献身；那时我们所体验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与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发挥作用且将永世长存；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不管马克思的指导教师如何评价其学生的论文，在今天读了上述文字之后，你不觉得那正是一个命定将成为救世主的人所吐露的心声吗？一个期待其事业将永世长存的人，一个指望身后有千百万人洒下热泪的人，他所选择的职业，除了救世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马克思的雄心与成就，当然远远超过了被他称为空想家的欧文等前辈。但同样作为救世者，马克思用来拯救芸芸众生的东西，与欧文等人却并无根本不同：许诺一个地上天国而已。只是马克思所提供的天国，编织得更加完善细密，修饰得更加新颖华丽，因而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此后的一百年，为建造并进入这一天国而动员起来的亿万人，他们的欢呼与迷茫、憧憬与失落，马克思还能感知吗？

救世情结

无论是欧文还是马克思，都早已进入历史。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也在逐渐隠去，是否能永世长存，无人能够知晓。至于其事业的成败利弊，则远非三言两语足以论定，且不说它。更有趣的问题是：人类何以如此深陷救世情结？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问题应区分为恰好相对的两个方面：世人对于救助的渴望与潜在救世主的救世宏愿，两者所涉的人和事显然都大不相同。

第一个问题更简单些。如本文前面所述，尘世充满苦难，世人常常深感无助，渴望救助是十分自然的，不管这种救助来自世间豪杰圣贤，还是神仙上帝。世人既祈求一次性的救助以解一时之难，更指望能永远脱离苦海的彻底救助，这就需要一位大慈大悲、全智全能的救世主。因此，就芸芸众生而言，谈及救世的情结，实际上就是期盼救世主的情结。世人之需要救世主，就如同基督徒之需要上帝，穆斯林之需要真主，不仅难以免除，实际上十分正常。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歌词》），那不过是少数决意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有志之士的豪言壮语，其豪迈气概固然足以感天动地，而且也实际激发了改写历史的伟大解放运动；但以为所有人都已达到这种觉悟，就实在远离现实了。恰恰相反，即使在今天，不少人依然寄希望于救世主或神仙皇帝！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每个人都立志去“自己解放自己”，世间大大小小的蛀虫蟊贼还能安稳睡觉吗？

问题的另一面是，各个时代都不缺自命不凡之人，决意以救天下为己任，这些人所怀有的，自然就是救世主情结。与前一种情况不同，救世主情结只涉及极少数人；但所关涉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似乎也更加有趣。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牵涉到多个方面，这些恰恰是很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的。

首先，是什么力量驱使救世者自愿肩负起如此骇人的重任；或者说，救世者的动机是什么？是利他还是利己？这无疑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动机常常是隐蔽的，谁又能独具慧眼，足以洞穿救世者的心扉呢？我们只能说，有些人深深地同情大众的苦难，诚心要救世人于水火；有些人不想殁世无闻，希望干一番大事业来扬名显世；有些人更等而下之，只是想以救世为名，得以君临天下，以遂一己之私。要判定某个救世者属于哪种情况，殊非易事，常常引发争论。从最善意的角度看，我宁愿相信大多数救世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至少，救世者献身伟大事业的初衷不乏高尚的利他动机。不然，人世不免过于黑暗，不必去谈论它了。况且，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救世者，如释迦牟尼、孔子、耶稣、欧文、华盛顿、林肯、曼德拉……，不能说他们没有疵瑕，但其高尚形象已凝结于世人心中，成为维系并提升世道人心的标杆。不轻易让怀疑论的阴影随意投射到救世者身上，不失为一种明智与虔诚。

其次，救世者用什么去拯救世人呢？思想家与实干家持有不同的方法。如前所述，作为思想家的救世者，首先在头脑中建造成某个天国（天外的或尘世的），然后将这个天国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世人头脑中去。耶稣与马克思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件事。实干家中的一部分人致力于达成有限的、现实的目标，不妨称之为“现实的救世者”，林肯、曼德拉等人就是如此；另一部分人则力图实际建造出那个理想中的天国——当然只能是地上天国，基督教的天国是永远无法人工建造的——他们是“浪漫的救世者”，欧文、列宁、格瓦拉以及我们有幸曾沐浴其光辉的大救星，都可归于此类。

再次，救世者的胜算如何？历史上，现实的救世者成败参半；尚待一试的“现实的救世者”胜算不会太少。浪漫的救世者则胜算甚少。实际上，至今人们还在期待着第一个成功的例子；至于失败的例子则可信手拈来：欧文、列宁及其追随者便是。问题在于，乌托邦固然美妙，但毕竟出于某个（或某些）头脑的设计，其中空想的成分多，现实的根据少，凭这样的蓝图建造某个庞大的社会工程是绝难成功的。从根本上说，任何庞大的社会工程都是不能设计的，那已超出人类的智力。这样，任何乌托邦都只是空想家手中的一件祭品，除了用于慰抚苦难中的世人之外，别无实际价值。

因此，由乌托邦引导的救世者就都成了悲剧人物，无论他们的初衷是高尚抑或卑劣。

最后，救世主情结有正面价值吗？“现实的”救世主情结当然有正面价值，无论立志救世者是真正大慈大悲还是只想显世扬名。人类的许多解放事业（例如民族解放、被奴役者的解放等等），不正是有赖于那些由强烈救世情怀驱动的杰出领袖人物吗？另一方面，“浪漫的”救世主情结没有什么正面价值，实际上十分有害，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了。

可能会认为，老一代的“浪漫救世者”都已故去，在年轻一代中不会再有“浪漫的”救世主情结了。其实不然。“浪漫救世者”拥有宏大理论与华丽理想，比平淡无奇的“现实救世者”更具吸引力，对于那些少不更事而又想入非非的年轻人尤其具有吸引力，而这绝非人类之福。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一些野心勃勃而又不乏才具的极端分子在招兵买马、蛊惑人心，无论他们打的是伊斯兰旗号还是极左派旗号，都将成为人类的最大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