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代价

由秦始皇奠基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历代中国人的骄傲；否定大一统的必要性，其罪行几乎如同叛逆。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就不可能有人去思考：大帝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真正值得的吗？

大工程

埃及的金字塔、神庙，狮身人面像等，不只是大工程，简直是超大工程；对于其巨大的震撼，只有实地观察之后才能完全体验到。

它们是如何建造出来的，人们争论不休，也许永远不会完全清楚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工程都是巨大数量的人——最多可能多达数十万——协调合作的结果。

显然，太小的国家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埃及不算大国啊。不！在四五千年前的人类黎明期，埃及岂止是大国，简直是超级大国了。你可能未曾想过，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其疆域未必超过今天的河南省，因而未必大过古埃及。

建造大工程需要大一统，这实在是一种常识，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只是，仅仅说大一统，还说得不准确。要成就大工程——建造这样的工程往往旷日持久，据说胡夫金字塔就修建了20年——仅仅大国不行，还得是强国，否则在外敌侵扰下如何坚持完工？仅仅强国还不行，还必须是帝国，否则其内政不高度集中如何统一步调？

可见，大工程需要大帝国。至于那些涉及广大地域的工程，例如万里长城、治河工程、大运河等等，需要大帝国就更不必说了。

秦始皇、隋炀帝等只是修建大工程的发起者，而不是记述者与评论者，他们未必想过，正是大帝国成就了他们所需要的大工程。至于史家，尤其是现代史家，就绝不忘记反复强调，大帝国对于成就大工程的必要性。当然，其中也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意味。

当代理论家尤其需要用这一条理由来说明，大一统或举国体制如何不可或缺。这种论证并非无懈可击，关键的缺陷是，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格局，在古代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今天未必同样需要。只是，这一层意思不属本文的论题。

秦始皇、隋炀帝等人，如何凭借他们拥有的大帝国来实现其工程目标呢？

建造工程是一种非常“民政性”的行为，与开疆辟土、攻讨征伐这样熠熠生辉的帝王业绩不能相比，其具体细节进不了宏大的官方文献。今天，欲知其详者很难直接从史籍中获知所需要的资料。古代文献只是留下了一鳞半爪的零星记载，从中我们仅仅略知大概。

今天，与长城有关的文字、影像、游记资料不可胜数，但常人未必注意到，所涉及的乃是明长城！至于秦长城，即使片段遗迹尚在，恐怕也是踪影难寻了。《史记》提到长城，不过寥寥数语：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始皇本纪》）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列传》）

至于埋在长城之下的累累白骨，司马迁可能就不会很在意了。后世心怀恻隐的人演绎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似乎给万里长城的修建增加了一点悲剧色彩。只是人们发现，孟姜女所哭的是齐长城，它在今山东境内！

自春秋时代以来，历代都有修建运河之举。隋运河就是在这些旧运河的基础上修建的。

隋炀帝修建运河有三次大发动：605年修邗沟，自扬州至淮安三百余里，发役夫十余万；同年开通济渠，自洛阳至盱眙，长千余里，用工百余万；608年开永济渠，自河南武陟至河北涿县，长两千余里，用工百余万；610年开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余里。

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动辄征发百余万役夫，役夫苦难之深重，实在远超想象。史称“死者大半”，真是白骨如山。今天那些津津乐道大运河的辉煌成就的人，对于当年役夫的累累白骨，不知如何能毫不动心。

万里长城与大运河，都是长数千里乃至上万里，地跨数省，当然只有在一个统一大国中才可能修建。

在技术极其原始的古代，如此大工程之艰难，远非笔墨所能形容。处于半蒙昧状态的古代民众，只是默默忍受着那空前的苦难，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苦难记录。

一个王朝能够驱使几百万人去服苦役，政权之非同寻常的强势自不待言，那只能是大帝国才可能具有的强势。即使如秦、隋这般强势的大帝国，也承受不起超大工程对于国力的损耗，终于二世而亡。大帝国的这种代价，现代人似乎已经淡忘了。

大僵尸

大帝国所拥有的惊人地庞大的国力，正是一些胆大妄为的帝王滥发想象力的资本；凭此，他们不知休止地去干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不过，大帝国也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现，即寂寂无声地近于休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无所作为，发展停滞，几乎僵化，成为一具大僵尸。

不少动物有休眠现象，不过多半是一些能找到安全隐蔽处的小动物，例如青蛙、乌龟、蛇之类。不便隐蔽的较大的动物别说休眠，就是在旷野上打盹也是风险很大的事情，除非是那些根本没有天敌的大型或者强势动物，例如大象、狮子、老虎之类。

可见，无需特别保护的睡眠或者休眠，只是那些强势动物的特权。

近于同样的道理，弱小国家不可能在列强环伺之下酣然入睡，停滞不前，唯有警钟长鸣、自强不息，才是自存之道。

至于大而强的国家，尤其是大帝国就不同了，它的那份自信、自负，适足以窒息其戒备心，在无所用心中成为一头睡狮。

在很长时间内，中华帝国正是这样一头睡狮，即使在拿破仑大声疾呼“中国这头睡狮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之时，依然照睡不误。今天许多国人对于拿破仑的这句名言津津乐道，快意非凡，很有一种东方大国的自豪感，但就是懒得去想，这个大帝国何以如此嗜睡成癖？明明应当以生龙活虎的形象傲然挺立，怎么能情愿以大僵尸的形象示弱于世界？

许多年前，我有幸在湖北的一个考古现场，亲眼看到一批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出土，那是一些精美无比的大型宗教用具，其花纹之高度复杂与细腻，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我不熟悉铸造技术，但据行家说，今天的工匠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铸件。这是一个难得的辉煌例证，它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类拔萃。许多人忙于抒发优越感与自豪感，我却不免有点忧伤：过去的这2500年，我们原本如此智慧的先人干什么去了？难道我们真的已可怜到如鲁迅所说的，只剩下回忆我们祖上曾经如何辉煌了吗？

如果只是一件青铜器的问题，那倒不是什么大事。问题在于，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文明全面停滞了，包括技术、思想、文学、甚至文字语言等各个方面。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来到中国的西方旅游者，在看到农民扶犁耕地时，惊叹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原始社会！确实，那时的农业技术与两千年前的农业没多少区别。

今天，不少人对于大量古代发明失传深感惋惜；那么，对于大帝国时代技术进步几乎冻结，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呢？今天，有那样多国人不胜得意地夸示《易经》、《道德经》、《论语》等表达的古代哲人智慧；那么，对于历两千年之久都不能有哲学上的重大推进，怎么能无动于衷呢？《诗经》、《离骚》一类的古代作品今天仍然让你敬仰不已，你不觉得，两千多年后我们的文学超越了那个水平吗？

那些始终不忘以数千年辉煌文明而自豪的人，不妨反躬自问：既然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即已举世瞩目，而迄19世纪还是那样原始落后，整整两千年间不是停滞不前又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阻滞了我们的文明脚步？

文明如同社会经济一样，其演进的动力来自竞争。这种竞争在列国时代曾经非常激烈，它造就了连续500年的百家争鸣，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飞跃。

那是一个真正万马奔腾的年代，一个百花竞艳的年代。几乎每一项文明要素，包括技术、经济、政治、军事、语言、文学、思想，都在那时达到高峰，很少为后来两千年所超越。

但一旦实现了大一统，这个百花竞艳的局面就消失了。大帝国为它的每一片疆土规定了制度模式与生活规范，甚至规定了衣食住行的细节，包括房子的高度与衣服的颜色，它哪里能够容许其内部各自独立发展、互相竞争？

外部竞争也没有了：北边的游牧民族与你根本异质，能和它竞争？西边是高山荒漠；南边是落后少数民族，被视为食人生番，还能与之竞争？域外海洋民族就更不必说了，大陆人对于海洋唯有恐惧与厌弃。

既然无论内外都不再存在任何竞争性的激励，结果就只能是固步自封了。汉朝人曾经嘲笑过那个坐井观天的夜郎。盲目自大的夜郎确值得嘲笑，中华大国天朝也非夜郎可比，但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停滞了几千年的中国，不也扮演了夜郎的角色吗？

大泥潭

鲁迅最不看好传统文明。他最著名的表述就是，翻开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鲁迅的着眼点是礼教。至于政治的黑暗，自然也连在其中。

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黑暗，近代学者已经写过很多了。将其喻之为酱缸者有之，喻之为漫漫长夜者有之，我则称之为大泥潭，以表明它不仅肮脏不堪，而且非常危险，一旦落入其中绝难自拔。

只是到了近年，在一些弘扬国粹者的鼓噪下，人们似乎又突然发现，古代中国毕竟还是伊甸园哩！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它就是一个大泥潭！

别看这片土地上忠臣义士匾额无数，贤臣良将的功德碑如林，实际上官场一片狼藉。历史上奸臣无数，贪官无数，酷吏无数，这些都史有明载，就不去说它。或许，更说明问题的是，就是那些著名的廉臣良吏，也无法洁身自好。

至今被尊之如神的林则徐，应当是廉臣的典型了。如果在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官场中，林则徐自然会洁身自好，但在清代的官场就不行！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就免不了得屈服于官场陋习，收下部属的送礼，也就是贿赂。他岂能例外？他得有钱打点京城的衙门，没有这个他根本寸步难行；而他非富豪，除了收下进贡，哪来这笔开销，难道去卖祖田不成？

那么，这一切与大一统有什么关系呢？

政治的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制约，这几乎已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一条公理。

在中国古代，权力的内部制约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极不完备。不过，还存在另一种制约，即外部环境的压力：只有那些政治腐败还没有严重到明显削弱国力的国家，才不致在国际竞争或者角斗中被淘汰。

这不正是一种优胜劣汰吗？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拒斥它；无论生物竞争还是社会竞争，都无法避开优胜劣汰规律。正是这条规律的作用，说明了何以竞争的消失，会阻塞吏治的净化之路。

可见，在净化吏治这一点上，所用的逻辑与维系文明进化的逻辑是一样的。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政治或有优劣，但可以说，政治污浊至如同后世王朝一般的诸侯国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早就败亡了。一个强手如林的环境，怎容得某个国家的官吏们胡来，周边那些虎视眈眈的强邻，还能不乘机将你吞了？这样一来，诸侯无论大小，就无不兢兢业业，小心维持着自己那份家业。

就是在为期不很长的三国时代，竞争也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奋力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谁敢掉以轻心，荒废治理，使敌国有可乘之机？魏晋的情况尤为明显，统一前后区别甚大：曹魏时代大体上还保持了较正常的统治秩序，统一后的晋朝立即陷入了空前的腐败与混乱。

像汉、唐这样的强盛大帝国，要其统治者头脑清醒，能够居安思危，注意吏治，是很困难的。唐太宗还在帝国固若金汤的时候，就时时警惕反省，注意扬善除弊，这毕竟是千古难寻的例外。在更多的情况下，帝王们会无所顾忌，荒淫暴虐；官吏们则贪赃枉法，无法无天。除了短暂的太平盛世之外，大帝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可救药地陷在大泥潭中无法自拔。王朝更替这种事，毕竟要几百年才有一次，大多数帝王不会想到要未雨绸缪。

大帝国当然远非一般的力量足以撼动，不会像小国那样，因一点小错而致国破家亡。然而，这可能恰恰加重了大帝国的老朽麻痹、冥顽不灵，即使深陷泥潭，也多半会继续敝帚自珍，不思进取，直至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