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罪犯

国人的许多自豪感中，被经常强调的是：我们的犯罪率很低，只有很少的人蹲监狱，与“犯罪大国”美国相比尤其如此。这确是事实。只是，恐怕大多数人忽略了：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我们的入刑门槛或许是最高的，只要将门槛降低一些，罪犯就会显著增多。极而言之，或许人人——包括你我——都该入狱服刑。

逃罪种种

今年最轰动的新闻之一是，在美国读书的几个中国孩子，由于殴打、侮辱同学而被老美判刑了，最长刑期竟达13年之久。不同于往常，这一次竟然没有一个愤青站出来，抗议老美“欺侮中国人”。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被殴打者也是中国孩子；或许更是因为，普通中国人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校园小恶霸早就忍无可忍了。

没有人怀疑，发生在美国的打人事件真实可信，因为这类丑事在国内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或许就发生在你我身边。所不同的只是，在国内不曾听说有因斗殴打人而被判刑的事；被开除或者警告，就算大新闻了。

如此说来，老美可算是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道谢还来不及，还有谁提抗议？

如果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仅此而已，那么我们真算不上学到了什么东西。几乎不需要什么举一反三的能力，就会想到：我们还有多少从不入刑的犯罪？

早在1980年代，就流传一句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在国有部门顺手牵羊、随意偷拿公物的现象有多严重，就无需注释了。

只要在国有部门工作过，哪个家里不能随手检出几件公物，诸如工具、小电器、文具之类，多半是小意思，但也有胆大的将大家伙搬回去；至于纸张、信封，那就完全不值一提了。一旦听说某位西方政要因拿用一件微不足道的公物而丢官，就只能奚落西方人矫情了。

幸好没有任何人主张，在这类事情上真的“与国际接轨”，否则，中国的监狱岂不爆满？真要是那样做，因拿点公物而入狱的人也会觉得很冤：官员们连公家小车都占为己有了，我这点屁事能算什么？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我的一个同事在美加航线的飞机上，不经意地摸了一个小女孩的头，竟然以“性侵罪”被刑拘了。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个倒霉蛋犯了大事。最近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揭露，美军性侵严重，不少军官因此而被解职或降职。

你想必以为这些人都是强奸犯了，往下看就令人哭笑不得：“性侵犯”们的罪行，大多不过是对女同事拍过屁股，或者说过黄色笑话而已。这类臭事，只要留意，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场所看到。当然，你不太可能看到谁因此而被警察抓去。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绝对不能与国际接轨的。

至于我们这里贪污犯几乎遍地皆是，那就更羞于启齿了。近几年不少贪官锒铛入狱，相关新闻时有所闻。为了不使我们的官场形象不致太难看，媒体不忘作一些平衡报道：西方也不断有贪腐高官被揭露出来。可惜，媒体的这种报道效果不佳，毋宁说是适得其反，因为它无意中让人们知道，原来西方的大贪官的贪污金额不过寥寥数千或者数万罢了，甚至不及我们这里一个乡村级贪官的零头。

如果决心从严治贪，对照人家的标准，我们肯定得大建贪官狱舍了。我们的所谓受贿的门槛，肯定会使西方公务员惊诧莫名：价值几千几万的那点小意思，是不会有人当回事的；更小的礼物就更不用提了。如果你有事必得登某个官员的门，你还好意思空手进去？今日官场中，毕竟不会有多少个胡耀邦、朱镕基！至于某个西方高官在休假时住了商界朋友提供的免费旅馆，因此而下不了台，你会只当人家神经不正常！

如果你批评我们的司法系统，说他们玩忽职守，轻易放过那许多盗窃犯、流氓犯、贪污犯，那也有欠公平。平心而论，这些年这一类罪犯毕竟抓了不少，尽管漏网者肯定更多。

还有一些罪犯，就简直从未动过他们一根毫毛。而且，国人也并不因此而义愤填膺。恰好在这些方面，最需要我们的执法者出手。不妨略举数例。

渎职罪 1980年代，只因渤海倾覆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就使颇具政绩的副总理康世恩受到警告处分。人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不免猜测这又有什么政治斗争背景。从传统观点看来，只要不触犯政治禁忌，“渎职”这种事，绝对上不了司法台面。

大跃进时期，因玩忽职守、倒行逆施而误国误民的重大罪责，简直多到难以数计的程度，倘要认真追究，将成一个什么局面？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缘由，今天的官员在拍脑袋时，自然少了许多顾忌。随便批一个几十亿的工程，即使全打了水漂，风险也是不大的。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垮楼、垮桥、塌矿、塌路的报道，你可曾听说过有什么官员因此而锒铛入狱？多半连乌纱帽也不会掉呢。

听说因三聚氰胺事件而丢官的人，最近升官了，对于渎职者来说，真是好消息！

违宪罪 仅仅说出这个罪名来，大多数人就一脸茫然了，谁听说过？人们根本没有机会想到宪法，甚至不知道宪法为何物。

毛就直言：“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刘少奇的观点也没什么两样。当刘被红卫兵关押批斗，拿出宪法来为自己辩护时，大概没想到，他自己就从未将宪法当回事。

今天，尽管不少人知道在西方违宪是重罪，但谁都知道，中国的事情不可太当真。宪法不是明明规定了重大决策要经人大批准吗？，国事访问中带去的那数百亿大单是如何审议通过的？恐怕没有几个人会为此而瞎操心。

早有法学家说过“劳教”违宪，但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直至废除劳教之前，谁将它当一回事？这一类的事情多不胜数，也不宜多说了。

侵犯罪 在理论上，国人未必不知道公民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不容侵犯。但如果公职人员以国家的名义，对某个公民采取了某些强制性行动：拘禁、搜身、拷打、逼供等等，那么，一般人不太可能去考虑，这样做是否合符法律，是否是非法侵犯公民权利？

许多人或许认为，既然公安认定你有事，那就是“犯罪嫌疑人”了；而这就等同于罪犯，已不算公民，哪有什么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人外国影视看多了，头脑中灌入了不少“要用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歪念，竟至于对中国公安的强势做法有所质疑。但若真认为需要追究公职人员的侵犯公民权利罪，那就只能怪你幼稚病发作了。

法网恢恢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古语，已经流传几千年了。说出这句话的先人，确实智慧非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以上这句话至少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A 法律如网，覆盖天下，无远弗届。

B 法网适度稀疏，不致苛严无度，荼毒天下
。
C 法网并不过疏，不致宽泛无比，漏掉罪徒。

然而，天下事并非尽如智者神算。无论如何精细布下法网，都难免失之过严，抑或失之过宽。失之过严的事，并不少见，其危害也不见得轻些。不过，本文的主旨在揭示放罪犯脱法网之弊，因而更关注法网的失之过宽。

那么，失之过宽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在许多人的意识中，并不真正认为一些已经载入刑法的行为属于犯罪。例如，不致死伤的人身侵犯；“合符人情之常”的行贿送礼；让一部分人受益的施政失误；大家都不当回事的弄虚作假，等等。

这样一来，一方面有不可胜数的人敢于干出这类行为，他们要么不意识到违法，或者至多是一种没有严重后果的轻度违法；另一方面，执法者不敢或者不愿诉诸法律，以免触犯众怒，或者认为这是小题大作，自惹麻烦。

其次，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来都是有意识地贬抑法律的地位，这固然使权力者获得了随心所欲的最大自由，但不能不付出让全社会法治意识低下这样的惨痛代价。既然上下都不把法律当回事，势必使罪与非罪的界线模糊，对于违法与脱人于罪的戒备之心也因之淡薄，直至荡然无存。

还有，几乎所有人都紧紧地与利益纠缠在一起，致使循法的考虑完全被利益的权衡所蒙蔽。不消说，在任何社会中人们都绕不过利益。但在法治社会中，利益的考量不应与法律相冲突，否则将使期待中的利益化为乌有。

而在非法治社会中，利益的实现常常可能恰好需要违法的运作。特别需要指出，官员们出于利益的考虑，常常有意模糊罪与非罪的界线。试想，一个屁股不干净的官员，怎么情愿分明地划出受贿的界线呢？官员们极力提高入罪的门槛，当然也不免会保护一些普通人，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

最后，还存在一大片无法可依的空白地带。立法的这种滞后状况，未必完全是立法艰难与人力缺乏所致，不能排除特权者有意阻挡，或者拖延那些可能于己不利的立法。

关于官员公开申报个人财产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就很能说明问题。再如，哪一个官员会积极推进制定新闻法？他能情愿以一部法律来保护那些紧盯自己种种不法勾当的记者吗？

这样一来，尽管“法网恢恢”早已明镜高悬，但从法网之下漏出的罪徒，还是为数庞大而且与日俱增。下面的估计未必出你意料之外：

● 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违法之举，因之“我是罪犯”并非虚言。

● 在真正法治的环境下，几乎每个官员都难逃法网。

● 即使在目前的法治水平下，认真的反贪会将比已落马老虎多得多的官员送入监狱。

直言“我是罪犯”，也不是什么严于自省的矫饰。身处社会染缸之中，真正扪心自问，谁能自诩能完全洁身自好？当然，一介草民也学不了周永康，真还没有去投案自首的资格。

法不责众

看来，至少我们已经理清了犯罪、刑治、利益与法治环境的关系，尤其强调了法治环境对于法网作用的重要性。如果以为，只要提升了法治水平，法不挡罪的局面就会得到根本扭转，那就想得太简单了。关键在于，你如何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呢？

法不责众，乃是转轨时期不可避免的特殊难题。

在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不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有健全的法治环境的稳定持久的约束，不可能出现犯罪的井喷现象。

你可曾听说过，今日欧美社会中，突然集中出现大量的贪污犯、盗窃犯、强奸犯？另一方面，即使出现较多罪案，独立、成熟且高效的司法系统会随时处理掉，不会因需要等待某个“政法委”的审批而使案子积压下来。记住，法治社会总是处在常态中，不会因什么“运动”的周期性而时紧时松。

在完全非法治的社会中，也不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即使出现某种犯罪暴增的情况，在极其强势的权力面前，也不存在难于处置的问题。

政法部门总可以作两种极端选择之一，并不需要左顾右盼、犹豫不决：或者将所有的嫌犯从重一举处理掉，或者将所有涉案人员一风吹放过去。

不妨回顾一下，一旦启动某个“严打”运动，对于大案、要案，尤其是某个重要领导批示过的案件，不管有多少人涉案，处理起来如快刀斩乱麻，何曾有片刻犹豫？

但对于哄抢私财、盗伐林木、非法捕捞等等事件，负责官员更乐意大发慈悲，以维持稳定为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一风吹了。至于个人或国家受到多大损失，法律威信受到什么损害，这种事情向来是不使官员们烦心的。

如果在法治极不发达的条件下，高调宣布了对于法治的坚持，那么麻烦就来了。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目前是否正属于这种情况，看来接近于此吧。面对成群成片的犯罪，想处理无从下手；要一风吹掉，又于法无据。真是两难啊。

就目前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大面积的贪腐。贪腐官员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敢准确估计，但草民心中的直觉是高度一致的：已经腐败得差不多了。

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是：将所有官员排成一队，挨个杀去，或许有冤枉；但隔一个杀一个，则必有贪官漏网。面对如此局面，通常显得计谋多端的专家学者们也没了主意，不时提出一些不伦不类的办法。

关键问题是，没有人既有气魄又有能力处理所有贪官。现在的法不责众，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没有人敢于作出风险万分的政治决定。

据说，在内部会议上不断有人提出来，应制定出一个一次性赦免贪官的方案。这种提案无疑会极大地挫伤民意，但还是被提上议程，足见今日之法不责众的问题，已使最高层感到多大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