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之地

纵观世界，谁有幸荣登文明古国之榜呢？是那些曾经威名赫赫的国家，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吗？全都不是！除了中国之外，恰恰是一些在现代世界没有什么特别声望的国家：埃及、苏米尔、印度……。

那么，究竟这些国家的先人何德何能，能够盖过他人，率先建造光照古今的辉煌文明呢？答案可能有点让你惊奇：最主要的原因，不过是他们有幸生活在一块天赐之地上！这或许正好应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一个著名思想：历史终究孕育于人类的大地母亲啊。

文明之源

今天的科学并不能让我们确知，人类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进入文明社会。或许，多少年后，我们也只能站在古埃及、苏美尔等等的文明遗迹前徒然地出神，无从知晓，建造了那些令人惊叹的远古文明的人类，在文明的旅途上到底走了多远。

如果你置身于古埃及金字塔之前，深深地为古埃及人的智慧而震撼，必定会想：古埃及人哪来的智慧？进而又会想，古埃及人何苦如此艰难地去创建文明？无论是金字塔还是神庙的修建，都要历时数十年之久，就没有外界的干扰阻止那些惊世骇俗的超级工程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竟然在于说明天赐之地应具有的如下条件：

A 为人类提供了既不太好也不太坏的生存条件。

B 对于人类有足够的刺激，促使他们去发展生存技术。

C 具有足够完备的天然屏障，足以保障其居民不受外界侵犯。

生存条件自然不能太坏，至少应能维持人类生存。另一方面，如果生存条件太好，人类不必作任何努力就可获得食物，全无冻馁之虞，人类就没有任何改进生存技术的动力，就不可能有提升智慧的机会。可见条件A是必要的。依据条件A，“天赐之地”既要排除沙漠、高寒地带等不宜生存之地，也要排除热带雨林这类原始人类的天堂。诚如汤因比所言：文明是在艰难而非优越的环境中产生的。

人类智力的开发无疑强烈地依赖于环境的激励，而激励特别来自环境的多样性，尤其来自环境的变化，包括气候、水文状况、生态等等方面的变化。一个完全静止、单调的环境绝不会成为孕育文明的土壤。为使条件B得以满足，以下因素都是重要的：明显的季节变化，水位涨落有时的河流，可观察到周期性地变化的星空……。

一个古人类群落能够赖以获得安全保障的天然屏障，就是使其他人类群落难以逾越的地带，既可能是难以通过的交通障碍，也可能是不宜人类生存的大片地区，例如沙漠、海洋、高山、沼泽、林莽等等。

我们用一个介于0与10之间的指数来刻画某个条件被满足的程度，条件A—C的指数分别记为a，b，c。其次，以不同“权数”来表征条件A—C的重要性，不妨设定其权数分别为0.35，0.25，0.4。令Z＝0.35a＋0.25b＋0.4c，则可以认为Z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刻画了一个地区有利于孕育文明的程度；不妨称Z为文明指数。

要强调的是，此处的文明指数，仅仅用来刻画原始人类创建古文明的可能性；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现有文明，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现在就将文明指数用于埃及等地，借以说明它们最有可能成为文明古国。

埃及

埃及不就是那个以其神奇的金字塔被全世界记住的国度吗？今天，那涌向吉萨大金字塔、卢克索神庙的成千上万的游客，在匪夷所思的远古建筑之前注目欣赏之际，是否想到，创造了这一切的古埃及人蒙受了多大的上天赐福，才格外幸运地获得如此超群智慧呢？

埃及位于北纬22度—32度之间，气候宜人，尼罗河两岸一片沃土，绝无冻馁之虞；境内水上交通之便利，在古代举世无匹。另一方面，古埃及的农业全赖于尼罗河水的灌溉，这就要求古埃及人在水利方面有相当的付出。这意味着他们的收获也来之不易。可见，古埃及人的生存条件介于太好与太坏之间，不妨评定a＝9.5。

古埃及人所居的尼罗河流域的季节、河水涨落都有明显周期，而古人的农业经营恰恰要求对这种周期的准确掌握。此外，尼罗河两岸提供了观察星空的理想场所，而这种观察所获得的知识，是古埃及许多大工程建设所需要的。正是这类涉及气象、水文、天文的观察，为古埃及人的智力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激励。这就表明，古埃及很好地满足了条件B，可以评定b＝9。

古埃及人所居住的尼罗河谷地，不过是一个宽度不超过15公里的狭窄长条；埃及的其他地区，则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几乎没有水的踪影，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骄阳似火，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恶劣地域之一。这就毫不足怪，在公元前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史中，绝少外部势力，越过沙漠去侵犯古埃及人。埃及北邻地中海，南接地形复杂、几乎无人居住的沙漠荒原，在古埃及时代，还没有一个人类群落，强大到足以从埃及的北部或者南部侵入埃及。唯有东北角有一沿海的狭窄通道连结西南亚；历史上，中东地区那些强势民族，正是沿此通道侵入埃及。但这种侵犯并不容易，事实上这样的事情那时也是千年一遇。因此可以说，埃及的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天然保护，让古埃及人在完全安全的条件下，不受干扰地、从容不迫地建造着自己的文明。这样一种安全性条件，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无与伦比。因此可以说，古埃及完美无缺地满足了条件C，应评定c＝10。

现在已可算出古埃及的文明指数：

   Z＝0.35×9.5＋0.25×9＋0.4×10＝9.575。

苏美尔

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多半完全不知道，在他们东北方千里之外的两河流域，有一个同样智慧的人类群落在建造另一个古文明，这就是神奇的苏美尔。只是，苏美尔的历史更加曲折破碎，所留下的历史遗存更少，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其形象不像古埃及那样完整清晰。实际上，苏美尔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一点也不比古埃及人差。

苏美尔人居住于两河流域下游直达河口。正如尼罗河流域一样，那里是一片气候宜人的沃土，足可以养育这里的远古居民。当然，古人类从这里获得所需的生活资料，仍然要付出艰巨的劳动，这种付出或许略大于古埃及人。据此，可评定a＝9。

就环境因素的多样性而言，较之于古埃及，苏美尔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比尼罗河更变化不定，两河之间的地域遍布沼泽，两河周围地形更复杂，周边的人文环境更富有挑战性。这些因素都构成对苏美尔人的强烈激励。因此，就条件B而言，苏美尔人更胜似古埃及人，可以评定b＝9.5。

与古埃及人比起来，苏美尔人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要复杂些。沿两河的两旁，也是大片不容易逾越的沙漠，但这些沙漠中不乏稀稀落落的绿洲，其严酷的程度明显不及撒哈拉沙漠。两河上游直至河源是没有被人类充分开发的山地，任何由此进入两河流域的古人类，都不会很轻松。下游的三角洲面对波斯湾，那片海域在今天当然不算什么，但在远古时代就足以阻挡入侵者了。综合起来可以说，苏美尔人具有某种天然安全屏障，正因为如此，苏美尔文明才不容易被外部侵入者干扰或者摧毁。但由沙漠、山地与海湾所构成的边墙远非完美无缺，依然不免有一些强势闯入者，不时地扰乱苏美尔人的安宁，甚至中断其文明进程。因此，就条件C而言，苏美尔人的幸运就逊于古埃及人了，只能评定c＝9。

这样，就可以算出

    Z＝0.35×9＋0.25×9.5＋0.4×9＝9.125。

这个数据，略低于古埃及的9.575，这似乎是合理的。

印度

由于种种原因，现代中国人对于印度民族的智慧与文明能力，似乎难有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古印度文明是相当辉煌的；近代的考古发现，尤其强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结论。那么，古印度人是在怎样优越的条件下创建他们的文明的呢？

印度也有一些大河流域，例如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等。但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半岛，或者宁可称为一个次大陆，其内部形态万端，是远非相对单纯的尼罗河流域或者两河流域可以相比的。远不能说，印度次大陆都是宜居之地；但完全可以肯定，它包含了若干条件尚可之地，例如印度河流域，足以孕育一个发达的文明。不妨说，古印度人在一般的程度上具有条件A，故评定a＝8。

古印度环境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气候、地形、植被、水文等等方面，古印度人都不得不面对极其多样的挑战，对于他们智力上的激励，既是多方面的，也是强烈的。正是这种复杂环境的启示，古印度人领先于人类的大多数，最早获得了涉及天文、农业、水利、生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对他们所具条件B可给予足够的高估，比如，评定b＝9.5。

印度北方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即喜马拉雅山与西藏高原，没有任何人试图翻越这一屏障，即使在近代也大体如此。印度在南面是浩瀚的印度洋，这在古代无疑是可靠的屏障。东面以狭窄的陆地与东南亚相连，那一带在古代肯定密布原始森林，几乎没有可通行性。二战中，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撤回缅甸所经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足以证明这一点。印度西北部是高山、高原与沙漠，其可通行性之差，即使在今天也是无人否认的。当然，那里毕竟有一些孔道，为那些特别彪悍的人，提供了进入印度的途径；在历史上，印度人正是不时面临这方面的威胁。鉴此，就条件C而言，古印度人与苏美尔人是接近的，故取c＝9。

现在已可得出：

     Z＝0.35×8＋0.25×9.5＋0.4×9＝8.775。

这个数字，明显地低于古埃及与苏美尔。

中国

中国之为文明古国，当然没有任何争议。不过，我们仍然想看看，与前述的埃及、苏美尔、印度比较，中国的优势如何？

在普通中国人心中，中国“五千年文明”已经成了一句套话，似乎再无讨论余地。当然，对于历史有更多了解的人都知道，严格地说来，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有文字为证的商代算起，迄今至多3600年罢了。如此久远的文明史，已足以让我们傲然挺立于世界，完全不必将传说中虚幻缥缈的尧舜时代算到文明史中来。

文献与考古证据都毫无疑义地指出了，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中下游。与大众的想象相反，古代圣王贤君，并未据有后来所知的“天下”。商代人不过据有今日河南（或者延及山东）境内沿黄河两岸的一小块地方。该地气候温和，水量充足，土地肥沃，当然是发展一个农耕文明的理想之地。在这一点上，甚至胜过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黄河是一条不易驯服的大河，我们的先民所经历的艰辛，早已尽人皆知。据此，评定a＝9.5，应当不成问题。

我们古代先人所生活的那块土地，在地貌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多样性；至于气候上的四季分明、黄河水位的季节性涨落、古代生态的多样性等等，则足以给古人的生活提供多方面的激励与启示。鉴此，可取b＝9。

就整个华夏地区而言，在天然的安全屏障方面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东方与东南方面对太平洋，大洋当然是完全的安全屏障。南方是一大片难以开发的多山地带，并不存在足以挑战中原地区的劲敌。事实上，自古迄今几乎未曾有过来自南方的大规模入侵。西方的青藏高原恰好是护卫中原的一堵高墙，在古代没有什么势力能越过这堵高墙侵入内地。北边广阔而寒冷贫瘠的蒙古荒漠，阻挡了任何来自大漠之外的外部势力；但源于蒙古腹地的游牧部族，则构成中原地区的持久威胁。如果限于考虑殷商时代的华夏先民，似乎并不存在可靠的天然屏障；但其四邻都是文明程度很低的“夷狄”，商人在其占据中原腹地的整整六百年中，所受到的外部入侵都不严重，除了最后败于来自西部的周人之外。综合而言，不妨评定c＝9。这样，就有

        Z＝0.35×9.5＋0.25×9＋0.4×9＝9.175。

现在已经清楚，依据文明指数，四个文明古国的排序应当是：埃及、中国、苏美尔、印度。这样一个分析结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