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巷春秋

in #cn6 years ago

在传统中国,如果你不是官宦之后或硕儒贵胄,不是自幼泡在经典中,那么,就多半只能从评书、演义中略知历史了。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一类的历史演义,作为无数草民子弟的启蒙读物,其影响并不在《资治通鉴》一类的官修正史之下。

实际上,在大多数市井小民心中,数千年的中国史,不过是演义中所描述的那种野史;而对于正史反而十分隔膜。流行于民间社会中的野史,纵然只是一种“闾巷春秋”,但其影响面之广,却使高踞云端的《春秋》经典都相形见绌。

演义的虚

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凡属稍通文字的人,如果没听说过诸葛亮“草船借箭”、“三气周瑜”,那也够孤陋寡闻了。来自《三国演义》的那些故事,谁不能给你娓娓道来?凡听过这类故事的人,不必再学历史,就已通晓某种“三国史”了。

但那能算是信史吗?至少,在读演义、听评书中长大的市井小民,绝不会有任何怀疑。伟大领袖在东山读书时,就坚信《三国演义》中讲的都是信史;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不惜与校长对簿公堂。

不过,熟谙正史的人,就会将《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视为伪史。《三国志》确载“草船借箭”那么回事,但“借箭”的是孙权而非诸葛亮;周瑜37岁死于箭伤,与诸葛亮毫不相干,他当时是名闻天下的东吴统帅,与小自己6岁、还籍籍无名的诸葛亮至多认识两年,少有交往,根本没有为诸葛亮所气的机会。而且,史载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根本不是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小肚鸡肠。

史上的诸葛亮虽不愧为治国高才,但绝不是小说中所说的那样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尤其不长于军事,《三国志》作者陈寿,就直言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史上的曹操虽然并非仁者,但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三国演义》中所录曹操的至恶之言大概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语原采自野史,岂可遽信?《三国演义》中不实之事尚多,难以尽述。

其他历史演义中的虚构或许更多。

民间传颂的那些隋唐英雄:罗成、秦琼、程咬金、徐茂公……,其故事多半来自《隋唐演义》、《说唐》等小说。

民间最津津乐道的,大概是以李元霸为首的那个“好汉排行榜”;然而,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排行榜,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排出来:历史并未为诸好汉提供一个可以一决高下的擂台!史上的徐茂公,即徐世勣或李勣,只不过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并非小说所描绘的那样,是堪比诸葛亮的“智多星”式的人物。

在民间最脍灸人口的故事,大概属于“杨家将”中的诸位英雄好汉,它们来自《杨家将演义》一类的小说。在历代草民中,杨家将或许拥有最多的崇拜者。可惜,对这些崇拜者来说不幸的是,小说中最具传奇性、最被人喜爱的人物,如穆桂英、佘太君等,竟是虚构的!不过,历史学家大可不必去与小说读者较真,以免败坏英雄崇拜者们的美好想象。

演义的实

如果以为,除了编造一大堆子虚乌有的故事之外,历史演义别无价值,那就所言过当了。在不同的程度上,演义毕竟提供了某些真实的历史画面。

让我们数落了一番的《三国演义》,或许是最接近于信史的小说了。主要依据《三国演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固然不能用作历史教材,但作为让市井小民粗知历史的作品,并不算太离谱;三国时期的历史过程,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出入只是在细节上。普通人斤斤于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

历代文人写了无数的历史演义:《两汉演义》、《两晋演义》、《隋唐演义》、《唐史演义》、《宋史演义》……,这些当然进不了正史的殿堂。但毫无疑问,演义的作者一定熟读过史籍,对其作品所描述的时代的历史脉络了然于胸。为了使历史人物形象丰满、更具吸引力,作者给自己保留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否则,撰写演义就毫无必要了。无论演义包含了多少虚构细节,这些细节所围绕的主干,只能来自真实的历史,而这就是演义的实!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那些虚构得很“离谱”的演义,也并不缺少一个实的内核。

《杨家将演义》无疑“演义”得有点离谱。但它所表现的北宋时期的北方边防形势、宋辽冲突状况、北宋朝廷的权力折冲背景等等,却并非完全出于演义作者的想象。正史中有现成的历史线索可循,推倒现有的历史框架完全另行虚构,必定是更困难的事情,没有人会情愿去干这种舍易就难的事情。演义中必定有相当大的实的部分在,乃属自然不过的事。

这样,演义必定是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唯因其有实在,历史演义才成为一种不宜与历史完全割裂的东西。演义固然不是信史,但对于理解历史,它不无辅助作用。

为演义立法

此处所称的“立法”,不过是为撰写历史演义所应遵循的创作原则确立某些共识而已,当然不是任何司法意义上的立法,也不应当有那样的立法。

如同任何文学创作一样,演义创作的核心原则也是其真实性,当然是指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真实性实质上就是其虚构的合理性,它包含如下几个层次的意义:

直接取用史料 历史过程的记叙、历史文献的引用、历史人物的生平简历,通常不妨从正史中照本录出,无须(且不宜)作任何修改。《三国演义》中引用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与前后《出师表》,这些都是从《三国志》录出,没有作任何改动。这一类的内容,自然不存在什么真实性的问题,除非正史本身就有疑问。

合理性补阙 一些历史资料,可能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例如秦赵长平之战的具体场景;亦可能因场合特殊而缺乏记录,例如古人的私下谈话。如果演义作者认定有必要用自己的想象来填补空缺,那么,其艺术真实性就取决于虚构情节的逻辑合理性:虚构的场面应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虚构的对话应符合当事人的身份、性格与情境。

例如,曹操与其心腹谋士之间有许多私密谈话,罗贯中岂能听到?小说中就全凭他的想象了。既然读者觉得这些谈话自然顺畅,并无穿凿附会的痕迹,就不能不认为罗贯中所作的补阙是合理的了。

人为矫正历史 有许多怀有各种动机的人,包括历史演义的作者,对于改写历史具有不可遏止的兴趣。

对信史的任何“矫正”,无疑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历史演义中是否要坚持这样的高标准,那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矫正历史很可能好处与风险并存。改变英雄人物的结局,常常是受到强烈驱使的想法,但这对于历史演义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对于你特别喜爱的人物的疵瑕作适当的粉饰,是许多作者乐于使用,且似乎不伤大雅的做法。例如,诸葛亮在街亭的兵败,并非仅仅是一个用人不当的问题,实际上还包含一系列的失误与疏漏,这些都是罗贯中不愿意看到的。但安排了一个蓄意添加的“空城计”情节之后,就不再有人特别在意诸葛亮的失误了,反而创造了一个传颂千古的神奇战例。至于如此“矫正”历史是否可取,恐怕还不好定论。

如上诸般,都指向一点,即让历史演义具有一种接近于信史的潜质,且又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正史与野史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演义首先是艺术;演义作为艺术的功能与优劣,此处不予置评。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演义还是一种野史。那么,作为野史,演义的功能如何呢?

首先,将演义当作“史”来看的,只能是草根大众,至少绝不会是富有正史修养的人。唯其如此,我们才称之为闾巷春秋,以区别于官修的“庙堂春秋”。知识精英们并非不读演义,但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绝不会将其中的那些红脸白脸当真。而闾巷小民却是当真的,这叫做假戏真看。于是,文化中就备了两份历史养料:正史喂给精英,而演义喂给草民

这不公平吧?在历史面前岂不应人人平等,凭什么弄出来两种待遇?这是一种误解。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擅自主导一种分配:将正史分配给精英,将演义分配给草民!精英享用正史,草民享用演义,完全出于各自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正史与野史都成了消费品!人们自愿选择什么消费品,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

但两种历史养料的营养高低有别啊,靠喂野史而成长的草民,真的能懂历史吗?确未必很懂,但你真的认为这很严重吗?普天之下,真正懂历史的能有几个?这一点也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也不影响历史的不断进步。

须知,不是少数洞悉历史的精英在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是不那么熟悉历史的大众在无意识地创造历史。对历史一知半解或者懵懵懂懂,固然在学者面前难免尴尬,在祖宗面前必定羞愧,但对于履行公民职责,其实是无妨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你真的认为,野史与正史就有那么重大的区别吗?你真的认为正史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吗?你读《史记》、《汉书》、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大段的对话、演讲词都是真实的吗?如果那些不过是史家的一种杜撰,即使是“合理杜撰”,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小说家在演义中的“合理杜撰”呢?在真实性上,正史当然远胜于野史。

但是两者的区别仅仅是相对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毋宁说两者都是不真实的!人们常说,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但是那个完全真实的历史永远地逝去了,它只存在于想象的虚空中,任何人一生都将与它无一面之缘!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你就不必为此而伤感了吧。

其实,透彻的史学家早就想通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是: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史学家仅仅为着当代的目的而撰写历史。

唯恐被人误解的历史学家,会立即解释说:这绝不意味着为当代的目的而改变历史,只是随时代的变化改换视角而已。但你真能相信,历史的真实性就那样坚固而不受影响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为着当代的目的”,官方正史恶意杜撰的离谱,甚至远远胜过仅供娱乐的演义传奇。

明白了这一切,你就心安理得地去欣赏你手中的演义吧。至于你把它读成信史还是传奇,当作庙堂春秋还是闾巷春秋,不妨一概自便,那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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