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可畏
任何拥有实力且具有成功机会的人，其中包括失败者，都可能构成对他人的某种威胁，因而有其可畏之处。但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失败者呢？难道失败者具有特别的能量吗？
古今失败者
首先要申明，此处所说的失败者，乃指一时（多半是早年）的失败者；如果是终身的失败者，谁会对他感兴趣？
失败总是相对于成功而言；失败者仍然可能具有某些过人的特质或背景方面的资源，因而可能是潜在的成功者；根本无缘于成功的苦命儿，例如某个毫无特色的贫苦劳工，谈不上是失败者，他本人也不会感到自己是失败者。
古往今来，失败者不可胜数，今天所知的有名有姓的失败者，总有某些事迹流传于世，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了。了无影响的人不过是过眼烟云，岂能进入后人的视野？
古今具名的失败者，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也不排除互相交叉）：
笼中困兽
对于任何有尊严的人来说，身陷牢狱，不仅是一种困苦，更是一番羞辱，特别刚烈的人很可能会宁抛头颅、不戴枷锁。不过，受过牢狱之灾的著名人物，还是可开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孙膑、司马迁、魏征、章太炎……。
丧家之犬
流亡中的贵族、乱世中的败军之将、流放化外异域的失意政客、流落江湖的落魄豪俊、躲避灾祸的文人武士，在流离之中都可能陷此困境。
在这些饱受艰难困苦的失意人士中，产生了许多留下光辉篇章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事迹往往被演绎为最具有吸引力的传奇，在正史稗文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文公、孔圣人、伍子胥、屈原、刘备、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梁启超……，都曾一度不幸成为丧家之犬。
匣中之玉
历代都有一些豪俊之士，在其发迹之前，或寄人篱下，或蛰居乡野，或屈居末位，或投闲置散，虽（自认或真正）负不世之才，即使锐意进取，却总是时运不济，长期进不了上升通道，有如匣中之玉，明珠暗投，无人知晓。早年的管仲、孙叔敖、蔺相如、韩信、诸葛亮、庞德、左宗棠等，就是这类人物。
科场失意
从科场进入官场的门当然很窄，这就使历代大多数士人成了科场失意者，其中留下姓名之人无疑只是极少数。最著名者大概要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套用一个现代说法，他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失败者”了。
上述各类人士，最终并不乏各自的成功；但他们在其失意之时，不能不算是见弃于幸运之神的失败者。
失败者的潜能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失败者，绝不会是一无所长之辈，他身上必定蕴藏着某种尚待开发的能量，这是一种潜能。至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当然会因人而异。
眼下，我们首先将“潜能”当作一个中性词看待，不加以褒贬之意。只有说到潜能的一些具体形态及其所支配的社会行为时，才涉及一定的价值判断。正是失败者的潜能应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根由。
在可能有的各种潜能中，特别值得强调如下三种潜能。
安邦之才
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最大的才能或许要算安邦定国之才，那必定是稀罕之物，出现在失败者身上，似乎尤其如此。
但前面提及的失败者中，却很有一些安邦之才：管仲、孙叔敖、诸葛亮、魏征、左宗棠、梁启超等都是。
这就有一个问题：失败者如何获得安邦之才？
例如，像诸葛亮这样早年蛰居乡野之人，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天下事，他的“安邦之才”从何而来？或许，正因为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在耕读之余，已将天下事冷眼旁观地思考透了。
或许更可能是，在出茅庐之前，诸葛亮并非如小说家所描写的，已具备足够的治国才能；那时，他多半不过是一个放言无忌的评议者而已，种种实际机巧权谋，都是后来才逐步获得的。
其余起自草野的安邦之才，很可能大体如此。
坚韧之志
1969—1973年间，邓小平被流放于江西某个拖拉机厂。
一些传纪作家写到，邓小平在其居地的院子内散步时，已将后来要干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全都想好了，决心更坚定了。
这当然出于作者的揣度，不过依情理推想应当大体可信。所有卧薪尝胆的失败者，都会在其潜伏期砥砺意志，酝酿着日后的计划。
从孙中山、邓小平这类人后来的非凡成就来看，当初陷其于苦难的那些人，实在是孙、邓的大恩大德之人，正是他们为孙、邓提供了砥砺意志的机会。就坚韧意志与顽强毅力而言，经受过磨难者远胜于一帆风顺者，是很自然的。
孤愤之心
如果说，上述的“安邦之才”与“坚韧之志”主要具有正面价值的话，那么下面要说的“孤愤之心”就未必完全如此了。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最复杂、最难评价的历史后果，因而值得加以特别的注意。
韩非基本上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孤愤一词，我们此处在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纯粹从字义上看，这并不成问题。
最好是用实际事例来说明。为便于自由发挥，举一个国外的例子，它是举世皆知的。
与后来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希特勒的早年是由一连串失败构成的。
他在中小学时表现不佳，童年过得并不惬意。他从未原谅过那些给了他低分数的教师，这些人后来都被希特勒的打手们给解决了。中学毕业后，希特勒发疯似地想当画家，却并不被美术学院看好。
他没有职业，在维也纳街头混日子。他在街头画的那些风景画竟无人赏识——尽管今天已被炒成天价。
一战时，希特勒在战壕里呆了几年，军阶一直没有超过下士。战争后期因负伤长期住在医院里，无人问津。
战后他也没有立即时来运转，好几年都在慕尼黑街头转悠，没有正式职业。
幸而，一个小党——德国工人党——改变了希特勒的人生。他在这个正缺领袖的党内如鱼得水，迅速崛起。但希特勒于1923年鲁莽发动的“啤酒馆政变”，使他坐了5年牢。
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失败成就了希特勒，而这对世界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希特勒绝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但如果在另一种人生经历下，也未必一定要成为一个疯子。
而在接连不断的失败的刺激下，他终于成了一个疯子——一个极度疯狂的政治偏执狂。
他在维也纳与慕尼黑街头闯荡时所形成的世界观，是一种完全不可理喻、不伦不类的东西，既无左派的理想主义，亦非右派的保守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对现存社会的疯狂仇恨，尤其仇恨以犹太人为代表的金融界，进而仇恨所有有产者。
“国家社会主义”，恰好成了他的精神归宿。
那么，希特勒早年的失败经历，他的非同寻常的孤愤，如何成就了这个魔王呢？
首先，希特勒那些完全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不难从他早年的经历得到解释。
为洗刷他早年失败的屈辱，他在复兴德国的名义下，对他所不喜欢的一切，进行最无情的清算。
他指使盖世太保残忍地除掉的那些人，正是他早就仇恨的人：他无法容忍成功的犹太人、比他更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信守规则的老派政党人士、曾妨碍他成名的传统艺术家……。
他在颠沛流离的早年生活中所形成的残忍性格，在他为其党徒所写的“纳粹圣经”《我的奋斗》中，在他试图统治世界而作的现实奋斗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种种反人类恶行的种子，早在他是一个流浪者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他的整个脑袋都浸透着反人类的毒汁。
其次，早年失败中的屈辱经历，激起他决意要从后来的发迹中得到千百倍的补偿。
他曾经穷困潦倒、无人问津，现在他要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得到所有人的喝彩，绝不容忍任何人最轻微地拂逆他的意志；他曾经是一个任何人不屑一顾的下士，受尽了军官们的颐指气使，现在他要亲自统帅三军，让所有将帅拜倒在其脚下；他曾经在德法边界的战壕中历尽艰辛，现在他要准备为此复仇，一旦机会来临就尽情地蹂躏法国……。
再回到一般的“孤愤之心”。
或许希特勒太特殊了，失败者未必都是希特勒。但失败者的“孤愤之心”大体上有某些共同之处，最主要者是：
仇恨社会，尤其仇恨成功人士，更仇恨行业相近的成功人士，认为他们是自己失败的原因；决意报复社会，尤其要报复他所最嫉恨的人；洗刷失败屈辱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自己的意志；凡违背自己意志的一切，均应在扫除之列……。
失败者可畏
说失败者可畏，当然是指那些具有可观潜能的失败者；至于平庸的失败者，何可畏之有？
如果失败者具有正面的潜能，例如在失败中锤炼了能力，砥砺了意志，提升了情操，那么在其后来服务于人类的事业中的成功，并不会是一种威胁；此时他们的可畏，无非是对其合法竞争力的一种充分肯定，并不包含任何因恐惧而生的贬斥。这种意义上的可畏，与“后生可畏”中的可畏，有相仿的意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评论的。
因此，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具有负面潜能的失败者，在有机会报复社会时可能带来的危害。这样的失败者，那才是真正的可畏！依失败者情况的不同，这种可畏又可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最主要者，是如下两种情况：
暴君与暴民。
暴君
希特勒之流的可畏是很自然的。如果一个失败者的失败经历，培植了强烈的孤愤之心，执意要报复社会，有朝一日执掌了一定的社会权力，那么，“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成为十足的暴君，很可能致使千百万生灵涂炭，制造出空前灾难。
这种人挟持着长期积蓄的怨愤，绝不会饶过任何他所不喜欢的人，他刻意煽动制造的社会迫害将达到巨大的规模与超级的水平。
这种人将突破任何道德底线，会毫不犹豫地干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来。
这种人必定贪欲无度，必以对社会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来治愈他在失败期间积累下来的极度饥渴。
这种人绝对不可理喻，没有任何人能够以正常的规劝去影响其行为，适度地抑制其暴行。
总之，这种人不是一般的社会祸害，而是真正的魔王。一旦遇上这样的魔王，除了指望他将遭到天谴之外，就无计可施了。德意志民族不能说不优秀，他们在希特勒面前如何了？
显然，上面所说的希特勒之流的可畏，不免言过其实了。主要是忽略了一个关键之点：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整个社会都心甘情愿地迎合一个希特勒。
归根结底，正是可悲的社会条件成就了希特勒。
如果社会机制已得到根本改造，迎合希特勒的那种社会条件与气氛完全不存在，十个希特勒也难有所为。
这就意味着，通过社会改革，可以消除失败者成为暴君的机会。
暴民
大圣人与大魔王的出现，都是千年一遇的罕见之事，人类毕竟主要与平凡得多的人打交道。
更可能遇到的情况或许是，整整一个失败者群体都怀有孤愤之心，在适当的社会条件触发之下，他们被卷入某一社会逆流，成为被邪恶势力利用的暴民。
这番景象可真令人不寒而栗！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同样觉得失败者可畏吗？
与捣动世界的魔王相比，一群暴民所成就的事业可能小得多，但在其肆虐之地为害之惨烈，并没有什么两样。只要看看太平军、义和团、红卫兵的暴行就够了。
并不是说，以上三者全由心怀孤愤的失败者组成，但其中这一类的人占据相当的比例，是不成问题的；况且，正是这些人构成最强势、最有战斗力的部分。
对于文革有过精细观察的人，不会不注意到，红卫兵中最残忍、最好斗的那部分人，往往是学生中深怀孤愤的失败者：他们智力平平，在同学中相形见绌，打架斗殴的兴趣远远胜过读书，不断惹事生非，制造麻烦，在教师与同学中，都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赢得口碑。一旦机会来临，对他们你能指望什么呢？
如果暴民的后面恰好站着暴君，为害之惨烈就更不必说了。
在希特勒驱使下的冲锋队如何让全世界战栗，将会长久地存于历史记忆。
这种性质的社会祸害，一旦降临，除了静候其在尽情折腾中逐渐耗尽其能量之外，少有有效的抵御办法。这或许是太平军、义和团、红卫兵为害惨烈，且难以迅速平定的原因。不过，预防的办法还是有的，效果也更好。以下两点或许是基本的：
● 尽可能避免出现怀有孤愤的失败者，尤其应避免形成这类失败者的庞大群体。
就目前而言，具有这种症候的群体主要有如下两个：流连城市、职业不稳定、居住婚姻等种种人生问题难获解决、积蓄了愤懑的年轻打工仔；找不到工作、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前途渺茫、充满怨恨的大学毕业生。
这两个群体，都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一旦有事，会出现什么局面，令人不寒而栗。
还不该做点什么，使这一类人少一点，或者，使这些人的境遇好一点吗？那是两堆干柴啊。
● 尽可能让怀有孤愤的失败者没有报复社会的机会。这不是官方习以为常的办法——学习、教训、杀一儆百——所能奏效的。
现在是21世纪，应该跟上时代潮流。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失败者群体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一定要通过适当的安全阀，让其宣泄减压，使之不致在不断积蓄中突破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