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边界

权力的边界在哪儿？

不就是关着权力的那个笼子的墙吗？

但是如果笼子模糊不清、若有若无，甚至无限大，那么权力边界的问题就复杂了。

较常见的情况或许是，那个关住权力的笼子由几道围墙围成。

那么，权力的最外层边界是什么？或者说，权力的底线位于何处？

政治统制

大体上，政治的演化史，是权力不断扩张的历史，权力的边界随着权力扩张而不断外移。

权力首先限于政治领域，继而扩至经济领域，最后扩及思想领域。

权力管控整个政治领域的结果，形成政治统制。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统制主要取王朝专制的形式。

秦始皇被公认为是王朝专制的奠基者，但他并非王朝专制的发明人。

认为“历代数行秦政制”，虽不无道理，但秦政制并不具有典型性，不宜用作说明的例子。

实际上，中国王朝专制在宋朝达到最成熟状态，那时权力的边界既不太远，也不太近，可以作为政治统制的典型例子。

不妨就用宋朝作为范式来说明，在政治统制之下，权力的边界位于何处。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第一次实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官政治，这无疑有利于政治统制的法制化，且有利于塑造某种政治文明的外观。

那时，政治权力的内容已大体明晰，它包括：

收税权
这无疑是政府的第一权力，政府赖以获得其维持统治、顺利施政的财政基础。

这项权力十分古老，经过历代的变迁，已经非常精细，但仍然是政府麻烦的源泉。

几乎每个王朝的重大改革都与税收有关，王安石的改革就主要涉及税收。

司法权
它包括缉捕、判案、刑治等权力。在古代，司法权通常隶属于行政权，至少在地方政府中是如此。

严格划分司法与行政、治安与审判这一类的现代观念，还未在古人心中形成。

在古代也不能不如此：较为笼统的统治方法，有利于维持一个较小的政府，这就大大节省了施政成本，以适应那时较低的财政能力。

征调权
它包括征兵、管理徭役等权力。徭役可能与兵役一起施行，亦可能与税收一起施行。如同税收一样，这项权力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

科考权
经隋唐两代运行之后，到宋朝时科举制已大体成熟，成为朝廷选官的定制。

与前面三项权力不同，科考权仅涉及士人。但至少在原则上，任何人都有成为士人的潜在权利，因此不妨认为，科考权也与所有的人有关。

政府对于科考权的看重程度，已经反映在不可胜数的史籍与文学作品中，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

此外，王朝还拥有治史、办学、祭祀、铸钱、专营盐铁等权力，不必一一细述。

如果不指出王朝不具备的权力，似乎就不容易划出权力的边界。

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王朝权力无限，其实那完全是一种错觉。

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专制王朝的权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至少比今天的政府权力小得多。

王朝不具有的权力实在太多，用逐一列举的方法来说明并不现实，下面只举一个典型例子：私人办学这种事，王朝就管不着，除非事涉离经叛道。

这样，就不难理解，政治统制时代的权力边界，并非遥不可及。

经济统制

一个现代政府很容易产生一种欲望：将社会的经济生活全面地管起来！付诸实行的结果，就是经济统制。

不要误认为，经济统制与政治统制是完全平行的概念。

经济统制要能施行，必需有政治统制作为前提；否则，你哪来如此巨大的权力？

因此，经济统制已隐含了政治统制，从而是一种更严厉的统制，具有更大的权力，权力的边界划得更远，关住权力的那个笼子更大。

也不要误认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王朝就必定有统制经济的意向。

实际上，经济统制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

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管理的经济统制，自然拥有不可胜数的经济权力。

不过，最主要的权力不过是掌控产权而已。

一旦产权属于国家——所谓集体产权，从没有完全真正实行过，此处置而不论——政府就可以制定出种种经济权力，几乎没有任何边界。

经济统制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比较表面的后果是，经济统制极大地降低了经济效率，从而在根本上摧毁了社会的生命力。

今天，随着经济统制时代渐行渐远，再加上左派理论家们肆无忌惮的误导，经济统制的巨大破坏力，在人们印象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在一些极端人士口中，甚至流行恰恰相反的论调，似乎唯有经济统制能达到最高的效率。

影响更深远的后果是，经济统制必然一步步溶蚀独立人格。

无需任何深奥论证，如下简单情境就能说明一切：

如果我唯一的生计，就是在政府的锅里盛饭吃，我敢砸掉自己的饭碗，公然持有不同于政府的意见吗？

既然对任何事情，全社会都只有一种意见，讨论的气氛就永远消失了。

既然不存在任何激发热情与智慧的讨论，失误与社会弊端就无从纠正，离灾难来临也就不远了。

我们曾经历的现代史，不正是这样吗？

那么，经济统制时代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呢？

可惜，我们所经历的经济统制，与思想统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无从知晓纯粹的经济统制将会如何，因而单独考虑经济统制的权力边界就失去了意义。

思想统制

所谓思想统制，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全面管控人们的思想。

思想统制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它是一项十分古老的遗产。

秦始皇无疑是古代最有“雄才大略”的思想统制者，他的思想统制似乎很成功，只是断送了他的江山。

唐宋时代在思想控制方面可以说相当宽松，即使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

例如，在那时的宫廷中，佛教这种“西方思想”竟能与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公开辩论，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不幸的是，继之而起的后面三个王朝，中断了这种宽松趋势，让思想统制达到新的高度。

即便如此，较之于后来的文革年代，也许还算不了一回事。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就思想统制而言，文革都是绝唱，这也是创造奇迹的雄韬伟略啊。

依现代的标准，古人的思想统制并不周到。但就思想统制的方略而言，一些主要的方面古人似乎都想到了，检视一番是很有趣的。

制定教义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确立核心价值观。

中国历代虽然略有变化，但大体上离不开如下几个字：忠孝节义，或仁义礼智信。

这些教义出自儒家，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之后，已成为民间普遍接受的不易准则。

尽管如此，朝廷的正式确认与钦定颁行，仍然意义非常。例如，汉朝明确宣布以孝治天下，孝就成为举拔人才的首选标准。

管制言论
对于口头、文字及其他方式表达有违教化的言论，历代都有惩罚规则，从给予训斥，直至杀头。

秦始皇就将触犯言禁的460个儒生给坑了。不过且慢说秦始皇残暴，因现代就有人抱怨秦始皇坑得太少了。

管制传播
古代传播手段少得可怜，管住不难，禁书就是主要方法。

李贽、黄宗羲、曹雪芹等人的书都曾被禁，但正是这些书后来颇走红，可见遭禁未必是坏事。

对于传播谣言，很简单的办法是如秦皇、汉武那样，将抓住的传谣者杀了完事，至于所传是谣言还是实话，谁有兴趣去查验？

如果说古人管住了思想统制的所有渠道，那就对古人估计过高了，古人还没有这样精于算计、百无一失。

例如，古人竟然放松了对最重要的教育行业的管治，除“国子监”等少数国办教育之外，绝大部分教育都交给了民间。

对于影响重大的宗教的管治也相当宽松，官方对于绝大多数寺庙堂观都不闻不问，似乎未曾细想，这是否有碍于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

在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领域，官方的管控更加疏失，几乎放任自流，让民间的各种私家著述到处流行，除非有人举报重大不敬嫌疑，此外一概不问。

也幸亏有这一疏失，才有那样丰富多彩的古代作品流传下来。

现代人当然聪明多了，不仅吸取了古人的教训，堵住了上面所述的种种漏洞，而且也改进完善了已有的思想管制方法，终于实现了最严密的思想统制。

完全的思想统制是权力的极致。

一旦实现了权力对于思想的完全统治，世间就不再有任何事物逃离于权力之外了。权力走到这一步，也就最终完成了它的扩张。

保住底线

上述的政治统制、经济统制与思想统制的范围，可以说是围住权力的三个笼子。

这样，我们就有了用笼子管制权力的一幅简略画面。

为了将这幅画面描绘得更真实些，还必须作某些更细致的分析。

如前面已指出的，经济统制必定隐含了政治统制。同样的理由，可以说明思想统制必定隐含了经济统制。

这样，三个笼子是一个套一个的，三者的边界组成由内至外的三道环线，最外环就是思想统制的边界。

外环限定的权力最大，而内环限定的权力最小。

如果将权力约束在内环之内，那么它既管不了经济，也管不了思想。

以上这幅权力边界的画面，似乎已够清晰；但用来解释现实中的权力边界，仍然过于粗略。

问题在于，将政治统制、经济统制、思想统制这三种权力看得太单纯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例如，经济统制以宽严程度的不同，就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等级：完全国有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完全的私有制，等等。

这样一来，原来的每道环线，就必须代以多道前后相套的环线；所有这些环线构成一环套一环的体系，其中的最外环就是最强思想统制权力的边界，最内环则是最宽政治统制权力的边界。

原则上，这提供了一幅完全的权力边界的画面。

最外环显然也是全部权力的边界，构成对所有权力的限制，它就是关住权力的那个笼子的外墙。因为任何权力都不能越出这道线，它自然就是权力的底线。

保住底线，乃是控制权力的最低要求。

如果完全不存在思想统制，那么经济统制的边界，就成了全部权力的底线。如果经济统制也不存在，那么政治统制的边界也就是权力的底线。

还需要说明：上面所述的那些环线都依权力主体而异，且随时间而变化。权力变化既受到制约社会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推动，也是种种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

通常权力倾向于扩张，亦即外推权力边界；而力图制约权力的那些社会力量，则竭尽全力挤压权力，亦即内移权力边界。

权力边界的位置，大体上就是上述两种力量达成平衡的结果。

但这种平衡永远变化不定，权力的边界也就变动不居。

不过，在一定的时期内，大体上可以认为权力边界是确定的。

力图约束权力的社会力量，其目标就是全力内移权力的底线，至少阻止它外推，这就是保住底线。

为保住底线而战，也就是对过度扩张权力进行抗争。

保住底线的前提，是承认位于底线之内的那些权力有其正当性；从这个角度看，保住底线具有保守性，不是什么激进之举。

另一方面，抗拒那些越出底线的权力，完全可能成为激烈且危险的行为。

不妨以一个例子来作说明。

今天，媒体使劲鼓噪的一个口号，就是夺回话语权。

这个口号特别令人费解。不知是夺谁的话语权。

如果是夺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就完全不可理解：所有媒体全被官方管着，一纸命令岂不足够？

如果是夺个人的话语权，就得看个人如何发布话语。个人在官方媒体上发布话语的权完全无需去夺，因为个人向媒体投稿，你不接受就得了。

如果个人仅仅通过非官方渠道甚至纯粹私人空间发布话语，这种可怜巴巴的权也要夺，那就是突破底线的一个典型例子。

如果执意要夺回这种话语权，受损害最大的未必是个人，更可能是权力：垄断了一切公共媒体的权力，居然害怕个人的微弱声音，实在不是表达自信力的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