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基因

迄1900年之前，中俄两国似乎少有共性。但人们大概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即两国都有被蒙古人统治的不短历史。正是这一非常不幸的统治，给两国注入了中亚游牧民族的基因——我们姑且称之为“草原基因”；它之影响深远，恰是今天不可不注意的。

蒙古人在中国

首先，请你做一个自我测试：对于那个已经进入二十四史的正统王朝元朝（1271—1368），你知道多少？即使你不是历史学家，对于许多朝代都会有某些熟知的东西。你或许会津津乐道汉武唐宗的文治武功、宋代边关守将的传奇、明清的宫廷故事等等。

但是，对于元朝的道统教化、官宦人物、文人墨客、江湖传奇，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吗？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元朝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黑洞，或者是中华文明的一段空白，它几乎完全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之外。

事情能不是这样吗？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以其铁骑扫荡中华大地时，屠杀了无数的中原人士与十分之九的南宋人！你我正是那场浩劫的受难者或幸存者的后代，我们的先人，能有兴趣于入主中原的蒙古王廷的国故事功吗？

或许，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真正的理由更可能是，窃据中华的蒙古王廷，在其近一百年的统治中，没有留下多少特别值得后人记忆的业绩。成吉思汗的现代崇拜者——真是不幸！居然还有这种人存在——会强调蒙古人南征北战、开疆辟土的赫赫武功。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蒙古人最大的兴趣、也是最大的成就是破坏！他们摧毁无数城池、灭绝无数流传数千年的文物、将大片富庶的田园变为供其牧马的荒蛮之地——这些都是骇人的破坏，但还不是最致命的破坏。

真正致命的破坏是摧毁已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浸透儒学精神的传统文明，或许并不值得格外褒扬。但一个理性客观的评价，完全应当肯定古代中国人、尤其是被蒙古人所取代的宋代人的文明成就。

到宋代时，我们的先人所达到的成就不仅不能低估，实际上应令现代中国人惊叹不置、羞愧难当。整整一千年前，我们已有可称完备的法律典籍与司法制度；有严格的文官制度与大体公平的官吏选拔程序；士人即知识分子已居于社会上层，甚至取得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尊荣地位；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适度流动造就了最低限度的身份平等，世袭贵族已成为罕见的例外；通常与贵族共存的直接奴役近乎绝迹，几乎每个士人都获得了沿正常的社会阶梯上升、建功立业、扬名显世的权利与机会；对于肆意杀戮的否定、对于生命的尊重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人命关天”的观念已深入民族的集体意识……。

且不说，同时代的欧洲人是否达到了同样的文明程度；如果仔细审视一下今天我们的生存状况，能够说，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已完全达到或超过先人的成就吗？

然而，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并不看重这一切——要真正理解这些文明制度设施的必要性与天然正当性，他们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文明教养。

蒙古人毫不在意地毁坏了这一切，代之以他们所习惯的草原制度。蒙古人或许也将某些汉文律典放置案头，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当回事，他们更惯于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马上得天下”的蒙古王公，只欣赏“马上治天下”，本能地排斥与厌弃文官制度；在科场上绝无优势可言的蒙古人，岂能热心于科举取士？元代停开科举竟达70年之久，与“弯弓射大鵰”者共治天下，不再是汉族士人们的奢望；蒙古人裂地封侯、圈地蓄奴，在已高度文明的中原大地恢复了野蛮的奴役制度；蒙古人按照来自草原的原始习惯，重组汉人社会，限制居民流动，固化职业身份，这就完全中断了汉族社会中已初步显现的平等化潮流；蒙古人杀人如麻，视生命如草芥，更使社会普遍野蛮化。

可悲的是，这种种倒行逆施，至今并未被主流学者充分认识、正视与否定。学者们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华文明降服任何外来征服者的无比威力，欣赏着蒙古人的迅速汉化，陶醉于中华制度文物的表面传承，仿佛在一百年的蒙古统治中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

如果元朝的所有制度设施都随着蒙古人的最终败退而消失；如果紧随其后的明清两朝完全光复了宋朝的制度文化；如果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并未留下什么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对于今天默认蒙古统治正当性的主流学者，也就不必置喙。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蒙古野蛮统治的相当一部分传统，恰恰被明清统治者继承了。这就表明，蒙古人并没有浪费君临天下的那一百年。

蒙古人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草原基因植入了中华文明的肌体。我们如何能轻易摆脱这一基因的遗传后果呢？

蒙古人在俄罗斯

今天还有一些爱国者津津乐道：“我们的”伟大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也曾征服过欧亚大陆呢。成吉思汗的征服确实超过了此前的亚历山大，也超过了其后的帖木儿，可谓空前，也许可能绝后。不过，成吉思汗并没有因此而建成一个世界帝国，只是留下了几个割据多年的蒙古专制王廷，盘踞乌拉尔两侧的金帐汗国（1242—1502）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金帐汗国的盛期大约从十三到十五世纪，占有中亚、伏尔加河流域直至莫斯科一带。今天的赫赫大国俄罗斯，那时还在襁褓之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根本不足以抗衡金帐汗国举世无匹的骑兵，于是只得做了蒙古人的藩属。对于今天气吞天下的大俄罗斯来说，那段历史十分心酸，显然不太光彩，以致后来羞于提起。

都遭遇蒙古人统治的中国与俄罗斯，其实很不相同：在蒙古人入侵之际，前者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而后者则几乎刚刚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法国学者谢和耐就曾指出：“中国早已开启近代化进程，而蒙古入侵阻断了这一迅速推进的过程。”

另一方面，那时的俄罗斯对于蒙古人却没有什么特别不服气的，俄罗斯社会几乎还没有真正成形，蒙古专制统治的整套方法似乎都可借用，其中许多也确实在俄罗斯土地上扎根生长，今天已成为俄罗斯自己的遗产。

俄罗斯人不仅驯服于蒙古人，忠诚地与之合作，而且热心于与其联姻，以致留下大量蒙俄混血儿。俄罗斯近现代史中不少政要名流，例如库图佐夫、屠格涅夫、门捷列夫、巴甫洛夫、列宁、布琼尼、朱可夫、勃列日涅夫、叶利钦乃至普京，都有明显的蒙古血统。

不只是蒙古人的生物基因大量注入俄罗斯族的血液，蒙古文明中的草原基因也大量植入俄罗斯的社会肌体。对于尚未完全脱离野蛮状态的俄罗斯社会来说，蒙古社会还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强势文明，相对落后的俄罗斯人并无排斥心理，一开始也没有只是后来才逐渐感觉到的那种民族屈辱。

这样一来，金帐汗国的两百多年统治，就多少使俄罗斯社会蒙古化了；而且，这还使俄罗斯实现了“脱欧入亚”（注意不是脱亚入欧！）的转折。这一点，是今天骄傲的俄罗斯人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的。

蒙古“草原基因”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地留下的遗产未必完全相同，但一些明显相同的遗产不能不引人注意。例如，俄罗斯与中国一样，都继承了特别野蛮、残忍的蒙古式专制制度；都深受嗜杀成性的蒙古屠夫的影响，高度蔑视生命，为了某个中听的目标，不惜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都以蒙古王公为榜样，强化贵族权势，不合时宜地维持以采邑制与农奴制为特征的直接奴役制度；都被蒙古统治强化了身份等级制度，如此等等。

在接受外来统治的负面影响方面，可以说俄罗斯更甚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毕竟有更强的独立性，更大的免疫力，更少可塑性；而根基尚浅的俄罗斯民族则更容易接种某种外来的强势文明。

例如，俄罗斯人如同蒙古人一样排斥商业活动，至今都未能培育出某种商业精神；而中国人却并不完全效法蒙古人的拒斥商业，颇热衷于经商，近世尤甚。俄罗斯人传承了蒙古游牧民族的劫掠天性，他们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松花江畔，都表现出十足的强盗天赋；而中国人则从来都是自边陲闯入的劫匪的受害者；俄罗斯人在尚武方面较之于蒙古人也不逊色，而且承袭了蒙古人那种“胜则毁灭一切，败则飘然而去”的风格，而中国人则宁愿欣赏文弱书生，视格斗为非良家子弟所为。

鉴于这些差异，近代史上中国人被俄罗斯人占去许多便宜，也就不足为怪了。奇怪的只是，一些聪明的中国人至今还在乐于与俄罗斯人称兄道弟。至于胡锡进认为：支持俄罗斯就是捍卫中国利益，那就未免想象力过于丰富，以致完全无法理解了。胡锡进幸而以其腰杆之硬，竟然全无被骂为汉奸的担心。

野蛮基因的功过

发生在750年前的蒙古征服，对于中俄两国文明进程的影响，必定还会有多年的研判与讨论，并非简单几句话就足以作结论。

就目下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待野蛮民族的征服？由蒙古征服所启示的问题是：一般而言，游牧民族或野蛮民族的征服有什么历史后果？是祸还是福？

你会说：当然是祸，何福之有？倘结论就这么简单，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至少可以举出一种反对意见。对于日耳曼人大举征服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地（大约发生在公元3—6世纪），一位欧洲哲人评论道：

凡日耳曼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日耳曼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合适。这就说明了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157）。

对于野蛮民族征服文明世界的积极后果，没有比这更高的评价了。那么，这是能够认可的一般结论吗？今天，历史已经提供更多的视角，我们已不难作出较为全面的观察。

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日耳曼人，在其势不可挡的征服中，给垂死的罗马世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令其起死回生，从而开启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这对于欧洲文明史是一个恰当的描述。但是，孕育着现代民主胚胎的日耳曼野蛮人，并不等同于坚守军事等级制的蒙古野蛮人；垂死的古罗马文明也不同于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中华儒教文明。因此，分别发生在东西方的这两场征服似乎并没有可比性。

无论是古代日耳曼人还是中世纪的蒙古人，都携带着其所具有的文明基因，并将其注入被征服的社会。这类基因能否起作用，则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受体只会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基因，这关乎原有文明的性质，非任何个人意志所能左右。其次，被受体接受的文明基因，仅当其具有某种优势时，才可能导向积极的后果；反之，劣质基因则唯有消极后果。

具有原始民主性的日耳曼文明基因，无疑是催生欧洲近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而带有顽固专制特征的蒙古“草原基因”，则适足以强化中俄两国的专制制度。

最后，为使被移植的基因长久地影响受体，使之呈现出稳定而明显的后果，受体必须具有某种独立的发展环境，不受其他强大外力的干扰。

不幸的是，上述种种前提恰好均为中俄两国所具备，这就不可避免都得承受蒙古征服的恶劣后果。首先，中俄两国要么没有能力要么没有意愿抵制野蛮的蒙古制度习俗，因而成为“草原基因”的受体。其次，从蒙古移植的“草原基因”，恰恰是人类文明中最不堪用的劣质基因，它生不出什么好果子来。还有，被蒙古征服后的几百年间，无论独处东亚一隅的中国，还是偏安于东北欧一角的俄罗斯，都几乎不受干扰地消化着来自蒙古的文明养料，没有任何强大的外来力量足以抵消蒙古人的消极影响。这样一来，“草原基因”的长久危害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这远远不是最大的不幸，真正的不幸还在后面。

750年前倒于蒙古铁骑之下的中俄两国，在20世纪终于成了盟邦；尽管后来一度中断，但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至今依然哥俩一对。

这奇怪吗？溯本求源，不能不说还是传承了共同的“草原基因”使然。否则，就不能解释，源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近代乌托邦思潮，不能在其故土生根成长、开花结果，却恰恰在中俄两国找到了最佳的生长土壤，并真正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不能解释，经过一个世纪的磕磕碰碰，在局外人看来怎么都应是冤家对头的中俄两国，到头来还是心连意结，而且其默契之深，步调之一致，风格之相近，都超出常人之想象。

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中国行将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关键时刻，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取向特别需要远离野蛮落后文化的时期，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利益最不需要与西方世界对抗的时代。难道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遁的劫数吗？

稍通历史的人都会清楚，中俄两国毕竟具有异质的文明，各自经历了十分不同的历史轨迹，而在今天也有很不相同的国家利益，且不说无法抹去的数百年历史恩怨；在表面的亲密合作之下，必然隐藏着各自的利益计算。

不清楚的只是，究竟是我们利用了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利用了中国？以普京——须知今天普京就是俄罗斯——的狡诈与老到，中国利用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是俄罗斯利用中国，那就真正该温习一下近几百年来的中俄关系史了，对于北极熊可不能掉以轻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