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治可期？

向来被左派史家指为暗无天日的古代世界，好歹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盛世的记忆。最被孔夫子推崇的“三代之治”，烟远缥缈，不去说它。至少，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似乎至今仍然被一致看好。

“至治之世”，理应配以“至圣之言”。唐太宗留下的《贞观政要》，的确成了历代推崇的治理经典。前无古人的当代领袖，自然以超越《贞观政要》为标的。无论是古代的《贞观政要》，还是现代的“治国理政”，都不能不激发人们对于至治的想象与向往。那么，“至治”真的可期吗？

古之“至治”

中国人似乎一发明文字，就准备好了用来描绘至治之境的美妙文句。且看《礼记·大同》如何描写古代的圣明盛世：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如此尽善尽美的太平盛世，孔夫子当然相信曾存在于“三代”之际。那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社会普遍和谐，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安定祥和，夜不闭户。也不必去考虑孔夫子究竟依据什么古代史志，得到有关古代大同社会的这些信息。儒家著作对辉煌古代世界的记述，岂止这些？不过，那多半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依托罢了。

如果对涉及大同社会的那些词句作稍平实的解读，也未必尽属虚言。这好比某个现代文人写尽善尽美的人民公社，只要去掉那层神秘光彩，作平实的解读，也未必全脱实际。比如，今天朝鲜每天都在宣传，它的民众如何幸福：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小孩免费上幼儿园、免费读书……。不妨说这些很可能是真的，只是不要问住得怎样、医药怎样、小孩在幼儿园吃得怎样……。只有极天真的人，才会真正从字面上去想象这类乌托邦。

至于唐代的贞观之治，你还真不能不当回事儿。宋代人没必要特别美化唐太宗。读宋代人写的《资治通鉴》中对贞观之治的记述，对唐代人的成就很难无动于衷。如果需要加以评点，我想只要一句话：现代人唯有抱愧！如果你不以为然，那么不妨对照一下，在唐太宗做到的下述事项上，现代治理能否与之一比：

贞观年间几乎没有贪腐！或许，比这一奇迹更难得的是，唐太宗并非像朱元璋那样，依靠严刑峻法与恐怖统治做到这一点，而是主要依靠以身垂范与某种制度化的监督。唐太宗本人及那些与其一起打天下的高官，岂能不想享受？唐太宗欲望的冲动，从来就突不破谏臣魏征那堵坚不可摧的墙，乃至帝王之家也只能节俭度日。宫廷尚且如此，哪还能养一窝大老虎？

历代都以“河清海晏”相期许，贞观之治算是实现了。那时的社会太平到什么程度，不妨只说一件事：贞观6年岁末，唐太宗准许290名死刑犯回家处理后事。次年9月，此290人无一逃亡，全部返回就刑！

唐太宗为政治清明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他肯定是史上接受批评最多的帝王。不留情面的当面批评，常常让他下不了台，直至怒不可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克制住自己的忿怒，坚守着“兼听则明”的承诺。这种风范，现代还有踪迹可寻？

唐太宗也有制度创新，最卓著者就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权制度，这已是现代“三权分立”的某种雏形。这种政治智慧与胆略，就更非那些自命不凡的现代政客所能望其项背。

即便如此，能够说贞观之治已经是“至治”吗？如果真是至治，那么皇族就应受到更健全的教育与约束，不致相继出现犯规的王子，以致因不得不屡次易储而大伤脑筋。如果真是至治，那么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就应维持更长的时间，不致仅仅百年之后，社会就陷入一个更加不堪的乱世。

既然堪称古代治理顶峰的贞观之治都不算至治，古代就无至治可言了。

今之“至治”

公正的观察不难断定，改革开放前后的国家治理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其中哪一段已臻至治呢？如果说“前三十年”已臻至治，那些视大饥荒与文革为噩梦、坚决主张改革的人，不仅不能认同，简直会嗤之以鼻；如果称今天已臻至治，那些痛恨改革、一心要回到毛时代的人会和你拼命，就是支持改革、痛惜改革半途而废的人也不能认同。

可见，现在提出“至治”二字，会让大多数人哑然失笑。如果说现代中国还有过什么至治，那么，它只存在于主旋律影视中、理论家的高头讲章里、官员们神采飞扬的报告内、关闭脑门者的梦幻中。这样的“至治”，不谈也罢。

如果说，“至治”这一话题今天还有意义，那么它只在以下意义上：如果某个治理问题已经万人瞩目，盼望彻底解决，而解决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那么它能彻底、完满地解决吗？或者说，在人们特别关切的某个领域，有希望臻于至治吗？这样的治理问题很多，不假思索就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廉政、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环境治理……。在这些方面，人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抱一个乐观的期待？

从我们的国家政治哲学看来，“廉政”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仅仅是“人民政府”这块牌子，就不能容许不廉政了。至于廉政的标准，究竟参照贞观之治、包公时代，还是瑞典丹麦、日本新加坡？似乎很少人会想入非非；至少王岐山没有承诺很快给你一个清澈见底的官场。精明如王岐山，他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有多难。他亮的底牌现实而真诚：目前只是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那些急切地盼望着黄河水清的人，显然没有听懂王岐山的这句话。

如果一定要争“至治”之名，或许教育更有资格。因为今天的教育模式整个地来自西方，与孔圣人的遗教没有多少关系。不要想象今天的中外教育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要忙于每天去西方取经。无论学制、专业、课程、教材等等，中外的差别（且不说文科）都远非你想象的那么大。但问题是，人与猩猩的基因差别也不过微不足道的百分之几！中外教育的那一点点差别，或许是最致命的；而缩小这种差别却恰恰是最难。例如，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能够将教学自主权无保留地给予教师吗？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子女送往国外，在很长时间内将仍然是许多人的首选。

以上所述不过是两个特殊例子而已。但它们已能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度追求至治有多难。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无论草民、官员以至每天都在唱高调的理论家，心中都十分了然。理论家之所以一定要唱高调，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与饭碗。

文明的局限

或许会说，至治之难乃中国的特殊国情使然。这不算错。通观中国历史，且不说根本未曾有过至治，就是如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的良治，也是少之又少。倘非如此，历代的理想主义者，就不致那样伸长脖子盼望着“黄河清，圣人出”了。黄河何曾清过？至治或者良治，肯定比“黄河清”更难啊。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让国人相信，现代治理将很快臻于至治。

不过从根本上说，将至治之难归于国情终究没有道理。最简单的反驳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已经或者将实现至治。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肯定是在2016年世界幸福排行榜中居于首位的丹麦了。正是这个国家，被某些人称为“当今世界真正的共产主义天堂”。

那么，丹麦已达于至治吗？我不知道丹麦首相每晚睡得如何。如果他带着白天思考的问题入梦，我猜想他很可能寝不安席。他与其他国家的领袖没有什么两样：面临的问题成堆，且没有哪个问题不是棘手的。没必要去给他开一个问题清单，略举数端就行了。

无论丹麦如何富裕，今天的丹麦经济肯定不算特别繁荣，实际上是发展乏力，而且几乎无药可治。一个如此成熟定型的经济体，哪能找出新的刺激方法？在这个依然是丛林社会的残酷世界上，丹麦人哪能有什么特别的高招，来应对生死存亡的竞争？丹麦那几乎无懈可击的福利制度，让全世界的穷人垂涎欲滴；但它却不折不扣地消磨了丹麦人的工作热情与创业雄心。丹麦人早已习惯于国泰民安，但在今天，它能置身于恐怖袭击之外吗？凡此种种，使压在丹麦首相及其人民心头的那块石头，未必比其他国家轻些。

如果头号幸福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无论其发达还是贫穷——就更别说了。因此结论只能是：

世上根本就没有至治这回事。

既然如此，那么，至治之难的原因就不是局部的、特殊的、暂时的，而是本质的、普遍的、永久的，它就蕴藏于人类生活的内在机理中，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至治之不可能，如下这些理由或许是最基本的。

首先，人类绝不是一种知足的动物，文明人类尤其如此。要使人类对现状完全满意，就是上帝也做不到，世间的凡人——即使是伟人——又怎能做到呢？

今天，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就念兹在兹的平等理想，在欧洲福利社会中似乎已完全实现。我游览欧洲时，看到那几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一片片居民住宅，不禁心想，西方社会已经消灭了穷人，醉心于社会解放的斗士们去为什么而奋斗呢？后来我终于知道，不满意者不仅存在，而且绝不算少。那些境遇稍逊只能住廉租房者——多半是新移民或失业者——就充满了愤恨，那里正是恐怖分子的温床。社会精英也并非心满意足，我的一个旅居英国的同行就多次抱怨：现在连失业者都赶上我的生活了，工资的近一半用来养这些闲人，有什么干头！曾经被万众欢呼的伟大社会进步，今天的结果竟至如此，人类该如何重新选择奋斗目标呢？

其次，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新时代总不免面对新的问题。这样，新问题永无穷尽，何时有至治可言？例如，就社会治安而言，贞观年间的主要问题不过是肃清盗匪而已。而今天的治安官员还得对付神通大得多的电信诈骗、网络攻击、金融盗窃……，这些东西，仅仅几十年前完全闻所未闻。

或许更加吊诡、也更被忽略的是，每个治理举措都可能导致新的问题，因而治理是一个使社会问题自增殖的过程。例如，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可能导致创业热情消退；工业化可能导致环境污染；教育平等化可能妨碍英才成长；促进妇女解放可能降低生育意愿，酿成人口危机；惩罚犯罪可能激化恐怖活动……。

所有这些因素，都潜藏在人类社会的常规运行中，既非某个或某些人的过错，亦非社会结构的病态所致。它们之所以存在并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不是由于社会失序，而是因为任何文明成果所固有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它们是不可排除的。

思考过这些之后，我不禁深感诧异：伟大思想导师们何以如此乐观，竟至于真的坚信人类的伊甸园很快就将降临？

问题无穷

这种种坏消息，似乎预示了人类前景不那么辉煌。其实，上面所说的仅只是一件事：人类社会不可能达到至治，无论是过去、现在与将来。这只不过是挑明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丝毫不涉及任何变化趋势的揭示。既然如此，就谈不上传递了什么坏消息。

那么，人类的未来将会如何呢？首先是：

提出的问题将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因而永远没有一个“终成正果”的时候。

这种问题无穷的状态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昭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已。但对此过程，人们可以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或者心态：

乐观主义者不妨着意欣赏解决问题的成功。不断解决问题就是不断的成功，那无疑是人类智慧与毅力的胜利，也意味着经验、知识与文明的不断积累，意味着一个前后相继的文明史的构建。

悲观主义者则可能伤感于世事无常，一切都永远处在无情的流逝中，到头来似乎一事无成，更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崇高与伟大。

两者都是正常的人类感受，人类的睿智就蕴含于二者的综合中。唯有闭目塞听、自鸣得意、陶醉于垄断权力的“辉煌政绩”，才自外于文明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