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纪闻之三

in cn •  2 months ago

在欧洲走马观花,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并不能深入了解那里的社会结构与人们的政治、精神生活。但对于欧洲社会毕竟已有所听闻,在结合一些实地观察之后,就不免有若干有趣的启示。

强势工会

奥地利总统府位于维也纳的一个幽静的院子中,但该院子并无完全封闭的外墙,实际上是自由开放的。我们进入参观时,看到里面搭建了很多帐篷。据说,这是供五一劳动节使用的;届时,将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里集会,眼下尚属安静的院子将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所见的帐篷则是为集会者准备的临时商店。

上年纪的中国人应当记得由政府组织的五一节大型集会。五一节是工人阶级的节日,无产阶级的国家理所当然地拥有对五一节的专利权。

这些年,官方不再主办五一节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了,人们对五一节的记忆也就逐渐远去。除了每年享受的五一小长假之外,恐怕不再有人提起具有政治含义的劳动节,与年青人说这些更是匪夷所思。

而现在竟在一个西方国家——在我们意识中那是工人被压迫的地方——居然听说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五一节,不能不使许多人大感骇异:这不有些颠倒错位吗?

中国游客们更感骇异的是,主办如此大型活动的并非政府,而是具有独立权利的工会;至于政要们是否出席五一集会,则取决于工会是否愿意邀请他们,而不是他们是否愿意赏光。如此强势的工会,就更不是中国人所熟知与理解的了。

西方工会之强势,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逗留时间甚短的旅游者,也不能不有所感受。

特地来欧洲烧钱的土豪们,对于星期天不能购物大为光火。然而,禁止商店星期天开门的,不是政府而是工会!工会既不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也不愿意那些每天开门的商店的“恶意竞争”损害工人的利益。

近年来,那些尚未接受西方观念、且永远不知疲倦的华人店主,包揽了星期天的生意,由此而引发的愤怒抗议已被广泛报道,即使在国内也曾有所闻。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说明问题。在欧洲旅游大感头痛的问题是如厕不易,几乎所有的厕所都是收费的,致使在欧洲尿尿成了有点昂贵的消费:每次得花(折合)人民币5-6元,肾功能较差者就得每天扔50元到厕所了。开始人们大惑不解:如此富裕的欧洲竟舍不得开放厕所,让大家方便,未免太吝啬了。后来才知道,这并非政府所为,又是工会在强势干预。

工会坚持认为,厕所的清洁员应得到较高的工资,而这笔钱又不能由纳税人出(政府出资等同于纳税人出资),唯一该付费的就只能是厕所的顾客了。听了这一番解释,本来愤愤然的游客也无话可说。

工会并不满足于做几件可在媒体上风光的事情,它更注重扎扎实实地保护工人的日常权益。据说,工会甚至派出便衣到工人中去明察暗访,了解老板们是否有亏待工人的行为,如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等等。

面对如此强势而又紧盯着的工会,老板哪里还有半点违规的胆量!要他们学东莞、深圳的老板是绝对不敢的。

我不知道,对欧洲工人的如此面面俱到的保护,是否也惠及来自中国的打工者。倒是有机会遇到一个深感受惠于欧洲法治的中国开业者。在一个意大利小镇的中餐馆,我和来自温州的老板攀谈,在得知他颇满意于此地的营生之后,我特意问他:可曾遇到当地管事者的刁难,送过礼吗?他断然否认有这等事!

前面已提到,建筑工人是不会在风雨天登上建筑工地脚手架的。这也是工会主导下形成的禁令,而并非所有建筑工人都如此娇弱、未经风雨。

总之,强势的工会为工人编织了密不透风的防护网,确保工人的种种权益不受侵犯。因此,说欧洲工人是人类中最具安全感的一部分,大概并不为过。但在种种严格限制之下,欧洲的企业还有竞争力吗?这可是一个难题啊。

亲民的官员

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为喊烂了的口号,不再有人为之动心了。至于西方的官员,在我们的教义中,当然是统治者与压迫者。在旅游中,还是有一些观察机会来间接检验先前的看法。

奥地利是内阁制国家,总理执掌最高行政权,总理的办公之地自然受人瞩目。不过总理府仅在某些节日开放,我们并无参观它的机会,但在总理府附近溜达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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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府是一幢典型的欧洲传统建筑,装潢精美,但并不庞大显赫,其大门尤为平凡。门口有一个老头在值班,据说依规定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能干这份差事,这样的老人显然不足以阻挡任何强势闯入者,至多可以防防小偷。该国的警惕性实在也太差了点,若与我们的政府比较,那简直有天壤之别。

总理府旁边的一块空地是专门留给高官的车位。所有官员都乘私车上班,根本就没有“公车”这一说,自然也不会有让中国朝野烦恼透顶的“三公消费”问题。就在我们眼前的那些官员私车,全都是廉价的低档车。

官员只用低档车的理由据说是:一、从税务上考虑,使用低档车比较合算;购买高档车而又不想向税务部门报告高收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二、一些在乎民望的官员不希望给人以奢华的印象。从我们务求高尚的教义看来,这些理由都不堂皇,但很实在且管用。

欧洲的历史与我们很不相同。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大一统王朝统治,压在民众头上的是巨大的权力金字塔,上层官员高踞于民众之上,所谓亲民,即使有意愿,现实中也难以实现。

欧洲自古小国林立,漫长的中世纪更是诸侯割据。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还是领主——所辖臣民不多,甚至与民众朝夕相见,即使不愿亲民,也难以在民众面前摆出神一般的威严。

我们在极端年代所经历的那种权力崇拜,欧洲人是断乎不能理解的。今天的欧洲官员强烈地倾向于取悦于民众,固然有民主制度的因素(民选官员更不待言),但亦有其深远的历史传统。即使是欧洲君王,也远不像中国帝王那样,高踞云端俯视百姓。

普鲁士那个开疆辟土、声威远播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还声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公仆”呢。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则扮演着勤勉公务员的角色,在其执政的几十年间,每天早上四点半钟起床办公。就凭这一点,当我在美泉宫参观他的寝宫时,敬仰之心不免油然而生。

欧洲君王经常在王宫的阳台上面见民众,在近代成为一种风气。当然,从在阳台上接受民众欢呼,发展到泰然面对民众的质询批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与中国帝王或高官的虎虎威严相比,不能不说欧洲统治者是高度平民化的。
捷克原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参观它的总统府自然有特殊的兴趣。从外观上看,捷克总统府与奥地利总统府几无区别,两者都是老建筑,都只有象征性的警卫。离捷克总统府大门不到50米处,三个街头艺术家(或许不过是街头卖艺者)趁大批游客涌来的机会,毫无顾忌地演奏起来,接受游客们自愿投下的钱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维稳人员冲出总统府出面制止。

我不禁想起,不过二十余年前,住在眼前这幢楼里的书记爷是何等威严,他能容忍一介平民在其近处喧哗吗?他能没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吗?

今天的总统府当然也不可能处处开放,但毕竟有一些地方是让游客进去的。记得我的一个游伴从总统府的厕所出来时,竟然乐得连声大呼:我在总统府尿尿啦!似乎要借此一扫无缘进入中国官厅深宫大院的愤懑与遗憾。

上帝无处不在

欧洲城市的首要特色,是其高耸入云的尖顶教堂无处不在。在欧洲旅游,说有一半观光时间是在教堂中徜徉,大概并不为过。哥特式教堂的标志性的巍峨尖顶,在中国游客眼中无疑是最具异域色调的景观;而在欧洲人看来,自然极为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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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教堂是城市中最高大最雄伟的建筑,它既提示人们意识到上帝——毋宁说是教会——的至高无上,也表达了基督徒们企望升入高空尽可能接近上帝的强烈意愿。

城市中教堂之多,不免让人担心,欧洲人能够承受修建这些教堂的巨额资费负担吗?布拉格并不是特别大的城市,而其教堂之多,使它具有“百塔之城、千塔之都”的美誉。其实,维也纳、佛罗伦萨这些城市的教堂也未必少些。即使完全立于水上的威尼斯,也少不了宏大的教堂。

遍布各处的教堂,只不过是无处不在的上帝统治的物质表现。这种统治已持续两千年了,它已融入西方人的生命,是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现实。

熟读历史的人不会盲目地称颂基督教,以为它圣洁无暇。基督教的历史,就如同西方社会的历史一样充满曲折,在文献记载中毁誉参半。不过,在今天不能不看到,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宗教毕竟起了巨大的正面作用。

简单地说,在西方,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关怀、抚慰与引导,是教会的职责,而非政府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者无权干预人们的精神生活,而负责管理灵魂的教会,则不具有政治权力。

这是一种微妙精致的社会安排,是习惯于君师合一的我们既不熟悉、也不理解的一种二元化,正是这种二元化造成了今天西方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且健康的局面。政教分离与君师合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对其巨大区别的认知,今天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

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宗教力量的存在,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巨大的稳定器。即使在战争频仍的中世纪,西方社会亦未陷于崩溃,且最终走向复兴,无疑有赖于宗教的维系。

在旅途中看到的巴黎圣母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等的修建时间,都延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从12世纪开始修建的巴黎圣母院就直至13世纪晚期才完工),几乎不受王朝更替的影响,这是生活于“举国体制”之下的人很难理解的。

在我们看来十分自然的疑问是:在政府更替的混乱时期,由谁来主持大教堂的建设呢?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离开了政府是干不成任何事的。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有独立的教会在啊。

没有哪个欧洲官员会自命有资格教训民众应如何做人,倒是民众有权利品评官员的德行,指斥失德官员的秽行。在这种普遍“犯上”的情况下,西方社会依然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水准,不能不归功于宗教的巨大作用,不能不归功于上帝对于人们灵魂的有效约束。

与此相反,我们的社会恰好缺少这种灵魂约束,我们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官员的教导,而容易陷入腐败的官员,教导自己尚且来不及,教导民众哪还有效果!说来可悲的是,历数千年之久,我们的官员都没有想明白这一道理,今天仍然不能完成这一智慧上的突破。

西方当然不是圣洁之地,同样污秽多多。但确与我们先前的想象相反,欧洲人的道德面貌维持在某种可接受的范围内。

西方确实经历过正派人所不齿的“性解放”,但那不过是年青人的婚前放荡,今天似乎已经退潮了。婚后对于家庭的忠诚依然被普遍遵守,欧洲的离婚率未必高于我们。大多数欧洲人在下班之后都早早回家,陪伴家人,远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习惯于泡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打发时光。

欧洲城市的夜晚,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喧闹,没有多少人无所顾忌、淫乐无度;更没有人公然包养二奶、嫖宿幼女。在那里,人们既惮于社会舆论,更受制于无处不在的上帝的管束。今天的西方,仍不失为可称道的良性社会,其所以如此,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无处不在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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