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国籍

上帝有国籍吗？你大概会说此问题毫无意义，不必置论。实际上，它引申出一些绝不平凡的思考，其意义甚至超出对上帝的信仰之外。

上帝无国籍

上帝是何国籍？对此，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回答。

无神论者的回答最为干脆：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何谈其国籍？

犹太人则认为：上帝当然属于以色列，而且上帝本人就是一个犹太人！如若不信，不妨去看看圣经，就知道上帝最初是与谁在一起了。

中国的早期基督徒会说：上帝居于西方，因为基督教就是西方人传过来的，西方人自然拥有上帝无疑。这一说法似乎也暗合了中国的古老传说：佛祖居于西天或西土；作为至尊之神的佛祖，难道不就是上帝吗？

国学家可能会说：上帝实际上是中国人。远在欧洲人归化上帝之前，中国古代经典就已经提到上帝了：你没听说过“皇天上帝”吗？不过也有人反驳说：此上帝非彼上帝也。但这种反驳不见得有什么道理，你怎么知道东方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就不是同一个人？难道只有你与上帝沟通过？

西方的神学家则另有高论：上帝没有国籍，他无所不在，无远弗届，全智全能，普惠天下；你信仰他，他就与你同在。况且，上帝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因而完全不适合凡人的国籍概念。谈论上帝的国籍，岂非将上帝从神降低为人？如此亵渎，真是罪不容赦！

神学家的论断有何依据，且不去管它。要紧的是能够肯定，今天的基督徒，无论他属何国何族，多半会认同神学家的说法。很难想象，信徒们会接受一个偏处一隅的上帝。

即使是非基督徒，仅仅基于理性的考虑，也会认为神学家的说法更高明，且不说它是否更真实。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只能建立在某种普适性认同的基础上，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得到法理的或事实的支撑。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上帝从来都不是通常的经验对象——宗教人士可能提出反驳：无数教徒的宗教经验都涉及与上帝直接沟通，岂能说上帝不是经验对象！但宗教经验仍然不足以作为理性分析的依据。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性的角度看，上帝都只是精神的对象，这意味着，上帝仅仅活在人们的内心世界中。

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物种，其心理基础本质上必定是同一的，他们所信仰的那个最高的神，本质上也应是同一的，无论人们赋予他何种特殊的形象。因此，认可上帝是普适的，不仅符合基督徒们的意愿，而且也符合隐藏于人性中的对于世界本源力量的共同敬畏。

为了行文方便，下面我们将上帝理解为一种超越于人类之上、具有普惠功能的支配力量，至于它是宗教的还是自然的，是人格化的还是理性的，概不限定。在这种理解下的上帝，与其说是最高的神，还不如说是普遍正义与真理的化身。这就无需特别强调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这并不影响下面所作的分析。

爱国主义

上帝的普惠性与个人的地域性，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矛盾，这导致一些微妙的问题。

普惠的上帝似乎应当拥有普世的信徒；上帝的信徒应当不分彼此而结为统一体。但这只是一种宗教幻想。即使是基督徒，除了宗教生活之外还有其世俗生活；在世俗生活中，个人首先得归属于某个群体——民族或国家。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不能没有其国籍，除非你生活在某个尚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中。

生而为人，降生在这个星球的某块国土上，而不是另一块国土上，似乎纯属偶然，就如同你随手掷出的骰子随机地落在任何地方一样。然而，这种偶然性仅有学理的意义，几乎不进入任何个人的自觉意识。

作为个人，我关注的只是：我已经是这块土地上的国民，我该如何扮演好国民的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民身份具有神圣意义，这既与国家的大小强弱无关，也与个人的贤否智愚无关。

对于国民身份的崇尚与虔敬，这种国民意识既不是刻意训导的结果——当然教育能够强化国民意识——，也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国民意识主要源于个人身处其中的环境，而社会环境则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国民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深入人的骨髓，镕铸成一种本能，在人的一生中随时迸发出对各种事物的本能反应。

因此，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国民的爱国情怀，都近于本能，古今中外并无区别，也无关乎国家的文明程度及个人的道德水平。从根本上说，爱国心只是一种心理取向，而并非一种道德。然而，同样是具有爱国心的个人，在国难当头之时，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及所作的选择，却不能不决定于个人的修养与操守，往往有天壤之别。唯因如此，爱国者才区别于仅有爱国本能的芸芸众生；爱国者具有崇高价值，爱国本能则几乎人人有之，不值得特别赞誉。

至于爱国主义，不过是表达了对爱国行为的肯定与提倡，并非某种系统的理论。相应地，爱国主义者只是爱国本能与个人高尚情操相结合的结果，并非某种刻意为之的“爱国教育”的产物。正直、公义、勇敢的人一定会成为爱国主义者，猥琐、自私、怯惰的人无论如何宣称狂热爱国，都只能是口头爱国者，就如同那个自称有资格代表亚洲的芮成钢一样。

爱国主义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在任何时代，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性，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价值；而爱国主义则正是维护这种独立性所必需的。

爱国主义甚至具有超越时代与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屈原、荆轲、文天祥所精忠图报的国家都灭亡了，从历史进程看来，刻意去挽救这些国家的行为本身，并无什么实际意义，但他们仍不失为伟大的爱国者。并非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有什么实际结果，而是他们伟大人格榜样留给后世的巨大精神力量，激励着历代无数爱国志士去为民族的解放而赴汤蹈火。

不过，对于爱国主义的赞颂，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必须强调，爱国主义固然是一种有益的精神价值，但它并不是最高价值；它的作用将随文明的进化而渐趋降低，直至消失。

超越爱国主义

说爱国主义不是最高价值，意味着它可以而且应当被超越。这种超越可分两方面考虑。

首先，爱国主义可由其自身超越，这意味着一种爱国主义被另一种爱国主义超越。

在历史学家，尤其像黄仁宇这样鼓吹“大历史”的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人物如同蝼蚁，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哪能看得清历史大势？屈原只能坚持效忠于楚国，并最终以身殉国，他哪能像秦始皇的后世崇拜者一样，认定秦国终将一统宇内，因而弃楚而投秦？屈原、荆轲、文天祥等人正因为其始终不改变效忠对象，而成就为伟大的爱国者。

但从后世人看来，改变效忠对象不仅常常难以避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必要的；聪明的中国人所找到的最好的理由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明末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誓不仕清，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素被尊为伟大的爱国者。但随着满清王朝逐步确立其合法性，明末士人誓不改变效忠对象的那份坚持，就会渐渐失去其意义，且现实上也越来越困难，继续坚持也就没超过一代人之久。

曾国藩、李鸿章无疑是清朝的大忠臣，他们在清廷上磕头的响声不低于任何满族权贵，却不曾细想，他们的祖上原都是明朝的忠臣。而几十年之后，曾李的子孙还不都剪掉了辫子，全成了清廷的贰臣、民国的国民！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倘有机会相聚于九泉之下，他们将如何看待各自的气节，还真是一个难测的问题。

两千年来，汉民族几乎一直生活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王朝可能改名换姓，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却已成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爱国者的效忠对象恒久不变，这真是一种幸运！

然而，边陲少数民族却没有这种幸运，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被迫不断改变其效忠对象——例如蒙古人有时忠于蒙古王朝，有时忠于中原王朝——，那种凄苦的体验，汉族士人能够理解吗？现代人又该如何去评价呢？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不随时间地域变化的、绝对的爱国主义，显然是说不通的。

其次，爱国主义可由其他更高的价值超越。马克思的名言“工人无祖国”，今天已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遗忘了。工人真的无祖国吗？当然不是。德国工人及其导师马克思的祖国，不就是德国吗？但当祖国“母亲”痛打工人时，在维护祖国的体面之前，维护工人的权利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在这种价值面前，“爱国”的价值已不足道，甚至显得荒谬。

如果一定要同时坚持爱国的价值，那就只能说，与那个违逆历史潮流的德国政府抗争，正是维护德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声誉，以免它被专制政府所糟蹋。一般地，为维护某种众所公认的人道价值而成为本国政府的批评者，既可以看作对于爱国主义的一种正当的价值超越，也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形态的爱国行为——旨在维护一个遵循更高价值的祖国。这种意义上的爱国者的极端情形，就是在战争状态下投奔敌国的人，例如二战中投奔美国的大批德国学者，抗战期间定居延安作日俘工作的日本人野板参三，中越边界战争前夕来到北京的越南国会副主席黄文欢等等。这些人虽然一度被母国政府定为叛国者，但与其政治对手比较，他们不是更令人尊敬的爱国者吗？

与上帝同在

那么，效忠祖国与信仰上帝有何关系呢？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论断：上帝无国籍。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不能不归属于某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既享受由国家保障而获之安全，也履行一个国民应尽的爱国责任。效忠于各自祖国的个人，如何同时服膺于无国籍的上帝呢？这正是个人经常得面对的艰难抉择，人们往往在这一点上陷入尴尬境地。

但是，既然已肯定上帝普惠世界，当然就得承认上帝高于国家。因此，在忠于祖国这一旗帜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口号：与上帝同在！然而，人们如何能做到，既与祖国同在又与上帝同在呢？至少，可以考虑以下三种情况。

首先，如果能如我们前面所主张的，不是将爱国主义看作最高价值，而只是看作某种有限的价值，那么，将可能适度地兼顾爱国主义与高于它的某些普世的人道价值。记住，我们已经将上帝理解为真理与普遍正义的化身，自然也是普世的人道价值的化身。而这就意味着，能够适度地兼顾爱国主义与上帝，即在不背离爱国原则的条件下，在最高价值的指引下与上帝站在一起。例如，在两国交战之际，身为侵略国的士兵，“掉转枪口”这种事当然有悖于人的爱国本能，但你总可以“将枪口抬高一点”吧，如果你不想背叛上帝的话。

其次，显然在一个大一统的“全球村”中与上帝同在没有任何问题。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就不能期待一个“世界大同”的前景呢？这可是许多先贤执着追求的理想啊！且不说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大同理想，就看一百年前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近代在各个领域为实现全球一体化的那些仁人志士的不倦奋斗，都实实在在地增加着世人生活在一个全球社会中的信心。当然，这种大同前景还十分遥远，我无意故作乐观误导世人。此处强调这一前景的可能性，实际上仍然意在当下。既然“全球同此一家”都是可能的，将国籍看得过于神圣，将民族的分野看得万古不变，就十分荒诞可笑。同样，将仅具有有限合理性的爱国主义，超拔成社会的最高价值，也是十分狭隘荒唐的，这无益于提升民族精神、提高社会的文明质量，无益于弘扬以维护社会公义为核心的现代道德。

最后，如果说“世界大同”这种终极理想近乎虚无缥缈，那么，它的一个“弱化版”则在静悄悄地、实实在在地被推进着，这就是各种国际组织与机构，愈来愈有效地管理着范围广泛的全球事务；这些机构颇像未来世界政府的雏形在发挥作用，而它们所制定与遵循的规则，则可看作未来世界法律的某种草案。

这种仅具雏形的“全球治理”，无论其规模或其态势都如此温柔，根本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却在缓慢地、扎扎实实地侵蚀着国家的主权，至少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决策。例如，对于WTO的贸易仲裁，有谁能毫不在意吗？与这种趋势相对应，国界的神圣性也在弱化。尤其是民间社会，对于国籍的敬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趋淡化。且不说国际机构与跨国公司中大批雇员的身份认同正日趋多样化，科学文化及艺术界杰出人士中的相当一部分，无论就其工作性质或其心态而言，实际上已成为世界公民；对祖国的认同早已十分淡漠。远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就曾公然宣称自己愿作世界公民。对于爱因斯坦、卓别林等世界名人来说，国籍已失去往日的意义。今天，即使一个三流演员或末流球星，怀揣几国护照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愈来愈多的人来说，争取某个国籍只是工作或居住的需要，无关乎文化或历史的认同。

抛开文明水平不谈，淡化民族与国籍这一无法遏止的发展趋势，难道不正像大一统前夕的战国时代吗？如果你已看准并认同这股潮流，你心中那股让你寝食难安的爱国豪情，还会气焰万丈吗？

确实，在我们的时代，个人拥有大量的选择机会，而且这种机会只会与日俱增。你不觉得，选择与上帝同在，更符合理性且更合于历史潮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