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祖宗

在21世纪的今天，向老祖宗讨教仍然不失为时髦的举动。至于在历史上，时时求教于老祖宗，永远以祖宗遗教为依归，则不仅是一种智慧，简直是不容违抗的处世准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长大过，它始终是祖宗怀抱中的孩童！

人文初祖

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认祖归宗都是人生大事；尽管看起来有点守旧过时，但总比文革中盛行违宗背祖要好。问题是，到哪里去找祖宗呢？就循族谱寻去。最近，一位熟人依族谱找到了发迹于江西的第19世祖某某公，一族人都欣欣然额手称庆。较之于那些不知始祖为何人者，这一族人该何等幸运！但始祖自己也有始祖，他们为什么不追寻得更远一点，至少从殷周或列国时代找出一位始祖来呢？太遥远了于史无据啊。

可见，就家族寻祖而言，人们还算是严谨的。但对于国族寻祖，国人就大胆多了。在周公时代，也不过是认了周人的始祖，例如追溯到后稷罢了。但一到后五百年的孔子时代，就突然远远地前推到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也不知炎黄、尧舜这些人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就是在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文字或考古的证据。如果这些人确实是华夏先祖，那么废先祖而不祭祀的商、周人就很有些失德了。如果他们并非真正先祖而认之，那么孔夫子对自己的真正祖宗就算大不敬。不过，此事过于缥缈，实在无从考究。

今天朝野、学界一致认可的是：华人都是炎黄子孙，自然炎帝黄帝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文初祖。这件认祖归宗的事情，还做得越来越像模像样：郑重其事地勘定了炎帝陵、黄帝陵的所在，修建、扩建了陵园，每年的祭奠则已常态化。海峡两岸人士一起祭奠黄帝陵的那种庄严壮观场面，让所有炎黄子孙都激动不已。已走到这一步，还去考证黄帝的有无、出处，就不再有意义了。你不妨去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岂有去考证亚当、夏娃真伪的兴趣？

更实质的问题是，人们从人文初祖那里继承了哪些东西？这不属于历史考古学，而属于文化考古学。这意味着，后人所继承的哪些东西，恰好就是传统上认为来自炎黄的那些东西？至于它们实际上形成于什么时代，倒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依据儒家文献，农业、历法、文字等等就源自炎黄本人，至少源于炎黄时代。后世历代相传的那些典章制度、文化风俗，包括官制、礼制、婚姻、家庭等等，也源自炎黄时代。大多数器物发明，包括农具、交通工具、文具、炊具、宗教用品等等的发明，还是属于炎黄时代。至关重要的医学的首创权属于炎黄，更是不容争议的：你就没听说过“神农尝百草”、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吗？甚至还有人将最私密的“房中术”，也归在黄帝的名下了。总之，老祖宗似乎为其后代准备了所需要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的历史真实性，在过去和今天，都不是值得关注细究的问题。重要的仅仅是：在文化上，完成了这一追溯最远的认祖归宗之后，实际结果如何呢？——结果极其辉煌！试想，既然炎黄是被一致公认的、迄今最古老的始祖，因而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那么继承自他们的每一样东西，岂不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才是真正关键之所在，人们真正需要的也就是这个。像《黄帝内经》这样神圣的经典，仅仅是亲手触摸一下都会虔敬不已，谁还敢有一个字的挑剔？在这一点上，依托祖宗的功效达到极致。

祖宗就这样一直荫庇着他们的后人，岂不是莫大的恩惠！

亲尝这种恩惠的后人，岂能不继续转动脑筋，使这种恩惠更多更大些？于是就有了托古这一持久而强劲的传统。你大概听说过有这样的现代剽窃者，抄袭古人的作品占为己有。但一些古人则恰恰相反：明明是自己的赝品，却要冒称是更早的古人的真作！

托古实在是今人无法理解的一种逆剽窃。在先秦、两汉时代，托古竟成为一种风气，以致托古之作到了泛滥的地步。现存最古老的文献《尚书》，至少有一部分是列国或汉代人的伪作；归在孔子名下的《礼记》出自战国时代；被看作先秦作品的《国语》、《战国策》等，多半是汉代作品。

这许多人将自己的一生辛勤劳作托于古人，希望借以流传后世，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只是这样一来，却苦了后世那些偏于较真、勤于考证的学者。一部篇幅不大的《尚书》，历代有难以数计的人煞费苦心，去清理出其中各篇的真实作者或写作年代。这一类的事情，国人还得继续做下去吗？

托古改制

托古一旦成为风气，社会的主流时尚或者历史观就肯定是：古胜于今！这意味着，社会始终在退化，而不是进化。如果只是说一说而已，或许无关宏旨；但若将这种观念真正贯彻到朝堂对策或者社会治理，那么就可能影响深远、后果难测。历史上，具有这种性质的重大事例，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亦即打着祖宗的旗号进行的某种改革。

最著名的托古改制是王莽改制与近代的康梁维新。

王莽改制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人物：西汉政权的篡逆者与改制者。因为历代持正统史观者特别强调王莽的篡逆角色，也因为王莽改制搁浅、身败名裂，王莽的篡逆者的阴影大大盖过了他的改制者的形象。此处，我们只关注其改制事业。

在篡汉之前，王莽有长期秉持国政的经验，对于朝政的利弊得失，应当有清晰的了解与深入的思考。因此，他在登基之后所进行的改制，不失为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并非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至于从改制的内容与结果来看，整个改制都显得幼稚、荒唐、混乱，则只能归结于其改制基调的根本错误。

概言之，王莽的意图就是要在周朝建制者逝去千余年之后，大规模地恢复周制，甚至包括古代的名称！例如，在郡县制已实行数百年且早已成为习惯之后，他要改行传说中的古代九州制；实际上，“九州”不过是古地名，从来没有作为行政区域使用过。在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早已稳定成形之后，他要恢复所谓井田制，这种制度首先由孟子提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真正实行过。至于恢复周代的官名，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复古把戏，难以尽述。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将这许多业已死去的古制、古物、古名强加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国人头上，所引起的混乱与怨恨，可想而知！如此折腾，焉得不亡！

王莽的荒唐，既在他的完全非理性的崇古，更在他的不伦不类。你不能说他在复古，因为九州制与井田制这些东西古代并未实行过；你也不能说他是托古，因为并没有提出什么需要伪托古人的新主张。他要实行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逻辑。考虑到王莽是一个熟读古籍、经学修养极高的人，这一切就显得更加不可理解。

因此只能说，王莽实行的，是一种并无可托的托古改制。

康梁维新 实际上由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清末维新运动，其基本理念“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议会民主”等等，源于西方，与中国政治传统几乎没有关系，看不出康梁有什么意向到古代去寻找思想资源。况且，康梁早年生活的广东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开风气之先，一般士人多少了解一点西方的近代政治文化，特别关注世界潮流的康梁更多地认同新的思潮与理念。因此，康梁绝不可能像王莽那样，真正可能持复古的主张。

那么“托古”呢？难道康梁就不能摒弃任何“仿古”的面纱，直接使用来自西方的理论、观念与用语，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与建言？这就要注意到当时康梁身处的环境。他们不过是一介文人，起初功名不过举人，进入官场后也地位卑下，根本不足以与庞大的官僚及士人队伍相抗衡，而这大多数又恰恰传统守旧，没有经过近代新思想的启蒙。这种几乎一边倒的形势，敏锐的康梁岂能不知？他们哪敢贸然搬去孔夫子的牌位！可见，除了托古，他们别无选择。特别，倘不托古，他们怎么能够说服唯一寄以希望的光绪呢？

在康有为的笔下，托古这出戏铺叙得也够堂皇。康有为在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按自己的理念与志趣重新塑造了孔子，将孔子描述成一个“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当然，康有为岂不知道，真要托古改制的正是他本人，哪是并不需要什么改制的孔子！表面上，他的矛头所向是刘歆整理的古文“伪经”，而实际上是“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以此来为推行变法主张开路。要将一个2500年前的孔圣人化妆为可为今用的改革家，真可谓用心良苦，但并不被官僚与士人们接受，以至弄巧反拙，引起极大反感。

王莽与康梁当然风格不同，目标各异，但都需要借用老祖宗这一点却是共同的。而且，他们为着自己的目的，不免都委屈了老祖宗，强行将自己的意愿加于老祖宗。只是不知道，天国或地下的老祖宗将有何感想？

古为今用

一场史上最激进的革命，催生了拆祠毁庙、焚牌烧谱等种种荒唐行为，似乎彻底动摇了祖宗的地位。然而，“离不开祖宗”这一牢固传统并未改变，而且老祖宗一词也没有绝迹，使用的频度不降反升了，经常听到“请教老祖宗”、“死后去见老祖宗”之说，只是“老祖宗”之所指，似乎变成了外国人。但后来发现，这不过是表面功夫，真认的祖宗还是不折不扣的华夏先人。这才使列祖列宗血食无忧了。

初看起来似乎有点蹊跷：现代人有扭转乾坤的气魄、睥睨古人的雄心，“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岂能将祖宗放在心上？祖宗的地位之所以能牢不可破，原来是因为：还是祖宗那一套管用！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最终发现，真正离不开的还是秦始皇与孔圣人的主义。秦始皇发明了“焚书坑儒”，孔圣人发明了“三纲五常”，这都是万古不易的宝训啊。这些古人的招牌似乎不宜再打了，但其精神岂能不用？不过，具体做来，还是有有意用之与无意用之这两种情况。

有意用之的事例并不少，这该让老祖宗含笑九泉了。学秦始皇的故事史有明载，是最无疑义的。“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认秦始皇这个老祖宗是无疑的了。还有一些不那么知名的古人，也是效法的对象。1958年办的人民公社，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事物，想来是泊来品了。后来发现，其实不然，原来灵感就来自汉末一个割据军阀张鲁。张鲁在汉中推行“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成了人民公社的主要标志。至于行兵布阵的方法计谋，那就更脱不了历代英雄刘邦、项羽、曹操、诸葛亮等的影子。所有这些老祖宗，一概尊认不弃！

当然，更多的是无意而用之。孔夫子的“三纲五常”固然不合时宜，但现代提倡的“做驯服工具”、“做革命螺丝钉”岂不正合“三纲”精神？现代的“几不搞”、“几不讲”，其灵感岂不正来自孔夫子的遗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熟记“举一反三”的国人，最不缺的就是融会贯通的智慧。基于此，熟用老祖宗就不再有任何挂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