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与宽容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王道”与“霸道”都互有褒贬，至少在公开文字上，对于王道有更多的肯定。从个人修养的角度看，王道与霸道分别对应着宽容与强悍。在观感上无疑宽容具有明显的价值；但若着眼于事功，强悍就未必不可取了。今天无疑还是谋行天下的时代，在纵论天下之时，你该弘扬宽容，还是力主强悍呢？

宽容之害

《三国》中的刘备与周瑜，你更喜欢谁？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或许更亲近刘备而疏远周郎吧。刘备宽容随和，在他面前你不会诚惶诚恐。周瑜当然是令人景仰的大英雄，但不免过于强悍尖刻，与他打交道想必不会轻松。

如此说来，岂不是宽容胜于强悍？然而世事乖张，波诡云谲，常人之论往往不合时务，世间博弈中常常另有一番景象。究竟崇强悍还是重宽容，恐怕连智者也没有定见。既然人们更倾向于说宽容好，就不如专做反面文章，历数宽容之害，好让世人有另一方面的警惕。不过，此处关注点不在市井小民的为人处世，而着意于官宦政要的权力游戏；因为恰恰在那些场合，盛行的是不同于俗见的另一套逻辑，常常使小民们雾里看花。

宽容误国误事，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可以信手拈来。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那个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的楚霸王项羽了。项羽一生为人如何，暂且不论；他在鸿门宴上的那番表现，则实在是宽容过头了。这番德行，不知老天爷是否睁眼看到，反正没有给项羽任何奖赏，而是让他从此与帝座无缘。或许以老天爷的睿智，看出这种人不堪当大任？从这件事情受教最多的无疑是那位现代领袖，从此就有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名言。

也有人反其道而行，“宁将恩惠施穷寇”，那就自取其祸了。胡耀邦就正是这样的人。政坛中不少人轻视他，或许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左王邓力群，从延安时代开始，就劣迹斑斑，无论理念人品，都不足取；1980年代，更是处处作梗，让胡赵二人都头痛不已。但胡就是按兵不动，长期容忍，深受其害。难道邓就真是一块搬不动的大石头？其实不然。1987年赵接任之后，不到一个回合就将邓踢到一边去了，也没惹什么麻烦。是赵更多一份智慧吗？恐怕主要的还是他少一点姑息。在那个年代，心慈手软有什么后果，人们已看得够多了。

今天的年轻人，未必有多少人知道，在希特勒德国之前，在德国还有一个“魏玛共和国”，它在其存在的15年中实在太黯淡无光了，以致后世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知道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执政党是社会民主党的人就更少了，该党正是马克思的嫡系传人！魏玛共和国当然缺陷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其无比的软弱，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马克思门徒的风格。对于当时德国境内无比猖獗的军国主义与纳粹势力，当局的宽容几乎到了放纵的地步。一战德国战败后留下的那些残兵败将，横行无忌，蛊惑煽动，处处与当局作对；那个德军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元帅，竟然与希特勒联手搞起政变来了，政府还是不敢施以重拳。如此姑息养奸，最后就只有自尝苦果了。

如果与今天的西方政府相比，魏玛共和国的姑息养奸就完全不算一回事了。今天欧美各国，对于现实的或潜在的恐怖势力的放任，已不能再叫宽容，而是地地道道的鼓励！最近欧洲连续发生的几次恐怖惨案，凶犯早就进入警方的视线之内，但就是没有一个政府对这些人采取有效行动。就是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其主要凶犯也并非联邦调查局眼中的陌生人。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潜在的作案者，都已进入警方的视线之内，且几乎时刻在警方探员的严密注视之下。每次恐怖事件发生之后，警方破案之快，常常令局外人不胜惊讶；实际上这恰恰证明了警方对凶犯掌握到了什么程度。但就是没有人采取什么直接的预防措施，而其代价就是大量无辜牺牲者的生命！何以如此呢？现行法律不允许啊。确实，现代法治社会就有如此宽容；但那些喋血街头的牺牲者，可没得到恐怖分子一丝一毫的宽容！

欧美还有一种宽容，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血腥后果，但在东方人看来，或许更加不可思议，这就是容忍各色人等肆意诋毁国家、政府、总统、先贤、国家象征、主流价值观……，总之，包括在东方人看来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美国的人类学家、著名左派政治学家乔姆斯基，辛辣攻击西方政治制度已超过半个世纪，受迫害了吧？绝不可能的事，依然好好的做着他的名教授，享受着其众多拥趸的崇拜，风光无限呢。美国人骂总统，就更加出了名；骂奥巴马，则更是某些人的一种嗜好。最近的一次纪录是一个德克萨斯小店主创造的：他居然在店前挂出一条大标语“杀死奥巴马”，只是在奥巴马的下面有一行不易察觉的小字。单纯写“杀死奥巴马”，还是会招来警察的。在西方，这一类的宽容人们习以为常，公众早已见怪不怪。但即便抛开东方传统，你能认可亵渎每一件神圣事物吗？即使西方社会有巨大的容受性与承受力，那种不忍卒睹的过分做法，少一点总该好一些吧！

强悍之益

在缺少强者的地方，一定盛行强者崇拜。今天我们这里似乎就是这样。因此，在这里颂扬强悍、谈“强悍有益”的事例，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要使所举的事例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最好还是看那些似乎面目狰狞、似带恐怖的事例。

一说到中国古代的强者，似乎尽是些不忠不义、奸邪篡逆之徒，不值得搬上台面。其实大谬不然，历史不主要就是这些人写成的？无论是曹操、司马懿、刘裕、杨坚，还是赵匡胤、永乐帝、袁世凯，哪一个不是白脸奸雄？一朝大势已成，就毫不犹豫地顺势夺了江山，哪管人家孤儿寡母！也不必将这些人拔高为救世圣人，但更不要一概贬斥为无耻奸贼。那就是一个胜者为王的时代，通行的是丛林法则，能取不取，就只有受制于人了。

曹操被认为是历代奸臣之首，无论后世有人如何做翻案文章，这个大白脸形象，在民众心中看来是铁定了，这该让曹氏后人徒叹奈何啊。究其实，曹操谈不上做了什么特别伤天害理的事，他不过是在“中原失鹿”、天下大乱之际，肩负起落在其身上的职责而已。纵然没有人说过“人民给予他权力”或者“历史选择了他”，他至少与当时并立的群雄——袁绍、袁术、吕布、孙权、刘备等等——有争天下的同样权利，只是他成功了，而别人失败了。至于那个被正统主义者赋予无限同情的汉献帝，在曹操的庇护下，安然地度过了一生，也不算什么特别不幸。况且，他无一寸之功于社稷，仅仅是先皇的儿子，就该被万民叩首？曹操不认这个理，也谈不上违背天理。曹操唯一显得强悍、其对手骂为叛逆的事情，就是绝不让小皇帝离开许昌，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正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才在那个乱世维持了一点相对的安定。否则，“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的这一自我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况且，这件事曹操不干，总会有其他人干的。

其次要说到李世民。他所成就的千古帝业，绝对是史上无二。在中国皇帝的排行榜上，还有谁能和他争第一把交椅？尽管如此，历代纯儒贤哲还是不免心有戚戚：玄武门之变，毕竟是白壁疵瑕啊！持此论者就不想想，倘没有那个喋血玄武门，哪来史上第一的贞观之治？此处也不必搬来成王败寇之说，说什么李建成未必就成不了气候。就事实而论，不妨说李世民就是最佳权力候补者。如果让李建成顺次继位，或许又有不少人会浩叹埋没了旷世奇才！但李世民就不能干得更仁慈点，至少留下兄弟性命？别忘了那时是丛林法则，留下命来的李建成，岂肯就范？如果李建成继位成功，则几乎可以肯定，李世民势将死无葬身之地。李世民在下手之时，是否也念及骨肉之情，心有犹豫，不得而知；至少秦王府内那班文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秦琼之辈，是绝不会劝李世民刀下留情的。

那么，那个从侄儿手中抢来江山的永乐帝如何呢？永乐没有唐太宗那样光芒四射的成就，这不免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他篡位的肯定。不过，永乐也不是平庸之辈，在明代诸帝中，他之建树大概仅次于乃父朱元璋；似乎看不出那个被取代的建文帝也有这个能耐。这一层且不多说，否则就有点成王败寇了。永乐身为王子之时，就在北方成就了不俗的功业，手中握有重兵；建文帝大举削藩，永乐将等来什么，其心中应当十分了然；他不奋起反抗，岂不只等待束手就擒？或许有人会说，得了别人江山，也不要置人于死地，更不要诛连其臣下。在这一点上，永乐的强悍，确被后世诟病。永乐当然强悍，否则，在众多藩王中，就不致只有他一个人起来造反；或者，如果他不强悍得足以盖过所有其他人，岂不又要演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故事？没有人能肯定，永乐的诛杀恰到好处；但指望一个抢夺江山的人使用仁慈手段，肯定是不现实的。

在现代文明时代，李世民、永乐帝那种铁血手段，或许不再有用武之地。然而，事关军国大事，依然不能避免类似的强悍做法，虽然不必做到李世民、永乐那种程度。

较近的一个典型事例发生在1980年：邓小平运用其无可匹敌的权威与积50年党内斗争经验的谋略，一举改变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形成的权力格局，让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高层领导人出局，代之以激进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等。尽管对被贬黜者不失某种礼遇，但其权力则剥夺得一点不剩。当时，甚至一些强烈倾向改革的人都颇感意外：对建有殊勋且为人厚道的华国锋，是否做过了点？这种疑问即使到今天也未必完全消除。显然，这种宽容与邓的强悍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前者意在待人的公平，后者着眼于权力的安全。只要华、汪等人留在中枢，没有人能保证邓的路线肯定获胜。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能不说，邓的判断是对的。至于留下强势处置对手的恶名，他恐怕也顾不得了。

祸福相依

强悍与宽容，是利是弊、是祸是福，在很多情况下可能难作定论。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坛上，袁世凯无疑是无人能匹的政治强人。他在关键的权力博弈中，同时战胜宫廷与南军，姿态之强悍、攻势之凌厉、手腕之圆熟，当时的权力场中，没有任何人可与之争锋。唯因如此，他才迅速地掌控了北京乃至全国，由此而获得的声威，几乎折服了所有派别的人士。就是孙中山的一些亲密追随者，如黄兴、汪精卫等，都认定袁世凯已经众望所归，不反对由他来主掌新生的共和国。

当时，袁世凯的强悍似乎已是离弦之箭，没法收住。袁世凯的一系列动作既强势又急迫，让几乎所有人措手不及：北洋军开赴所有力量所及之处；对国会施加巨大压力，最后将其解散；以自己的亲信控制所有要害部门；依靠政令强势推行其政策……。这种强悍有效吗？至少在短期内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迅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驱使行政机器有效运转；在全国各阶层人士中赢得了他人不可企及的声誉；在国际上展示了成功的统治者形象……。很难想象，一个不那么强悍的人，例如孙中山、黎元洪，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同样的施政效果。

但事隔多年之后，人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评价。恰恰是袁世凯的过分强悍，给民国奠定了一个很坏的基础。他强势排斥异己，尤其是排斥南方革命党人，大大縮小了政权的民意基础，最终使共和政府变成了北洋政府；他私心自用，政出袁门，阻断了宪政进程；他钳制舆论，阻塞民意，陷入复辟帝制的妄想。这一切，都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蜕化成为一个专制武夫。如果他当初不那样强悍，结果将会如何呢？

在世界历史上，美国内战之后的和局，或许是宽容的典范。南军的官兵没有遭到任何清算，各自带着自己的枪械与马匹回家去了。除了北军在南方的短时间占领之外，南部仍然由南方人治理。那么，宽容的效果如何呢？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宽容的处置，迅速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全国和解，明显缓解了原来十分尖锐的南北对峙；很快恢复了战后的稳定，改善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加速了战后国家的复兴。

说战后的宽容百利而无一害，肯定会遭到强烈反驳。后来人们发现，正是过分的宽容，使南方的种族主义势力保持强大阵容，种族主义的危害持续百年之久。因种族问题的拖累，南方的经济复兴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持续了很多年。

对于以上这些事例的后果，如果一定要在益与害之间作一选择，那就为难了。这就不免为后人留下一些历史悬想；对于今人，它们会有一些什么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