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的背叛

传统的叛徒形象多半是：意志薄弱者禁不起强势的利诱，转向对立的阵营。这样的叛徒不可能被称为强者。但如果一个强者，在其事业的顶峰，断然背弃自己的根本信仰，干出他曾经全力反对过的事情来——那么，他是一个叛徒吗？对于这种强者的背叛，历史将如何评说呢？

1553年

对于日内瓦人来说，1553年可不是什么吉祥的年份。在这一年，日内瓦的广场上不时竖起火刑柱，燃起熊熊大火，烧死异端分子的惨酷大戏在这里上演。仅这一年就烧死了50多人，其中就包括西班牙著名医生、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塞尔维。

这一切有一个总导演者，他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新教领袖加尔文，当他执意要除掉的对手正在烈火中挣扎时，他还不忘表现一下自己的慈悲：他声称并未赞成烧死塞尔维，只是想简单地杀死他而已！

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新教加尔文宗（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派）的创始人。他生于法国北部，1523年到巴黎大学学习法律，获文科硕士，后来赴奥尔良大学获法学博士，早年潜心于基督教人文主义。

1531年回到巴黎，专攻神学；1534年成为新教徒。因受当局迫害，加尔文化名逃往瑞士。1536年他在巴塞尔出版《基督教要义》一书，对新教教义做了系统阐述。此后，加尔文定居日内瓦，除短暂离开外，一直在那里领导宗教改革。

作为一个神学家，他的加尔文主义影响深远。作为宗教立法者与宗教纪律的执行者，加尔文是教会新秩序的奠基人。加尔文主义所唤起的巨大精神力量，不仅支撑了新教对于罗马天主教的抗衡，而且也支撑了英美等地的新教徒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

加尔文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宗教改革主张。他主张允许教民借贷取利、经营致富。他反对教阶制，主张建立由牧师和长老集体管理的廉洁教会；长老由教徒直选，牧师由长老聘任，任何人都不得享有无限权力。

加尔文主义教会也称为长老会。长老治理思想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教义之一，这对于欧洲日后的民主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加尔文的倡议下，对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四种教职，规定了严格的职责，严格了教会纪律。

加尔文的卓越的布道能力、清晰的说服力、教义的简洁明朗、有效的实际的指引与良好的道德形象，使其追随者众多。加尔文派新教最终传至欧洲各国，包括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德国、匈牙利等。

加尔文主张教会人士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使尘世更接近于上帝的旨意。他承认教徒的自由、平等权利与个人主义取向；承认民众有信仰自由，有一定参政权利。

在政治制度上，他主张贵族制与民主制结合，否定君主制，反对个人独裁，“因为少有君王能约束自己……由于人的罪恶和欠缺，使政权操于许多人之手，乃较为稳妥。”

这些主张似乎有助于新教国家的经济、民主制度、公共教育，为现代立宪主义提供了某些思想基础。加尔文的思想也促进了基督教的文学艺术，影响了近代西方人的思想与生活。

这些都表明，至少在其生命的前期，加尔文不失为一个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宗教改革者。

但是，在掌控日内瓦新教势力之后，加尔文却不能真正信守自己公开宣布的主张。这个宗教迫害下的逃亡者，却在日内瓦实施了基督教历史上空前的宗教迫害。

在他建议下，日内瓦成立了由加尔文宗长老、议员和官员组成的宗教法庭，密切监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最细微的不敬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凡听布道迟到、拜偶像、参与歌舞、批评加尔文、亵渎上帝、甚至酗酒闹架者，都要被宗教法庭警告、罚款、监禁，甚至被处以火刑。加尔文的逻辑似乎是，新教徒在受迫害时的种种苦难，都要加倍地施于不绝对服从他的异见者！

加尔文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宗教领袖，他也要做世俗领袖。他主张国家从属于教会，他在日内瓦创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无意中为400年后霍梅尼的那个伊朗神权共和国树立了榜样。加尔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而且是极其残暴的独裁者。有人称加尔文是新教的教皇，称日内瓦为新教的罗马。

这样内心凶残的人，其历史地位还颇为辉煌：在1909年加尔文诞生400周年纪念时，在日内瓦居然为他立了巨大的纪念碑，上面的醒目大字是：黑暗过去即光明。只是，加尔文的统治还不够黑暗吗？

1793年

法国革命的故事，就是一个让鲜血横流的故事。最血腥的那一幕发生在1793年。

法国革命的领袖都自视为启蒙思想家的信徒，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狂热信仰，无疑是其革命热情的来源。

正是这种热情，驱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去挑战旧世界，反抗国王、贵族、教会的压迫；驱使他们奋起冲向巴士底狱，率领套裤汉们进入国会，并逐步夺取主导权。

他们手中的那柄斧头，从沾染旧世界的卫士的鲜血开始，逐步发展到吞噬任何贵族、教士乃至国王的鲜血，最后不惜浸染任何阻挡他们的人的鲜血，包括曾经最亲近的同道。

法国革命的几个最耀眼的明星：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正是手执斧头英勇无畏地砍向旧世界的旗手。但到1793年，他们已经是除了杀戮之外，双眼模糊不辨方向的头号刽子手。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正悄悄临近。

终于到了这一天，1794年7月28日，他们为革命献上了自己的头颅；在就刑之际，想必依然毫不怀疑自己对革命的无比忠诚。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背叛革命，已经成为革命理想的最凶恶的敌人。

罗伯斯庇尔（1758—1794）出生于法国北部，从父亲以上三代都是当地律师，据传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1770年，罗伯斯庇尔到巴黎路易大王学院学习，学业优秀，甚得佳评。

1775年，罗伯斯庇尔代表学校向刚登基的路易十六夫妇宣读拉丁文献词，那时他当然不会想到，接受其献词的人，正是20年后他将取其头颅的人。

1781年，罗伯斯庇尔获得法学士学位，同年在故乡开始律师工作。他深受卢梭影响，有一腔维护正义的热血。

1788年，国王准备召开三级会议，罗伯斯庇尔被选为第三等级代表。在三级会议与制宪会议期间，他支持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反对新闻审查，呼吁废除奴隶制与死刑——只是后来成为死刑的最暴烈的支持者。这些活动使他声望鹊起。

1791年，路易十六逃亡未果，罗伯斯庇尔在制宪会议上要求废黜国王，但并不支持建立共和国。君主立宪派与雅各宾派彻底决裂后，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在1791至1792年间，罗伯斯庇尔的表现还算理性。他不支持主张输出革命的好战立场，警告战争会限制自由民主，甚至导致军事独裁；反对通过起义实现共和。随着形势的变化，罗伯斯庇尔也渐趋激进。

1792年8月，罗伯斯庇尔提议废黜国王。9月，成立新的国民公会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在巴黎以得票最多者进入国民公会。1793年6月，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主持通过新宪法；6月8日，当选为独裁官。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参加公安委员会，改组革命法庭，简化审判程序，实行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自此，成千上万的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巴伊、巴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革命家，他们不过是与罗伯斯庇尔持有不同政见而已。

9月17日颁布《惩治嫌疑犯条例》，这是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到1794年5月，被捕嫌疑犯超过30万。在形势已明显缓和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却受恐怖政策自身逻辑的支配，在1794年进而实行所谓大恐怖，仅6月11日到7月26日，巴黎就有1376人被处死，其中大部分属第三等级。如马克思所说，恐怖已经成为雅各宾派保护自己的手段。

罗伯斯庇尔的末日颇有意思。1794年7月初，罗伯斯庇尔停止参与公安委员会的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到，这会有什么致命后果。7月26日，他在国民公会作了4小时的演讲，暗示将部署清洗，这些话绝不会被对手忽略。次日，国民公会会场一片混乱，在极度的死亡恐怖之后，议员们竟然鼓起了拼死一搏的勇气。

平常口若悬河的罗伯斯庇尔，看到局面失控，不免脸色苍白。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响起：“起诉罗伯斯庇尔！”逮捕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的法令立即被通过。

罗伯斯庇尔在被带离会场时只说了一句话：“这帮恶棍得手了，共和国完了。”可见他至死都认为，他就是共和国！此时，他应当已明白一个真理：失去权力的刽子手绝无生理！两天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其追随者被押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的最坚定的盟友圣茹斯特（1767—1794），是比罗伯斯庇尔更有趣的人物，他虽然只活了28岁，却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他1792年被选入国民公会，属山岳派，曾一度担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他是1793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当圣茹斯特走向刑场时，对于挂在墙上的《人权宣言》的偶然一瞥，让他颇感欣慰：“我毕竟做了这一个！”确实，能够直接参与起草《人权宣言》（1793年新版），这样的人生也应当无憾了。

但是，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是否还记得，《人权宣言》上写了些什么？《人权宣言》不是言之凿凿：“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你们将斧头砍向那样多的无辜者时，可曾想到保护这些人的权利？别说什么“恶棍得手了”，你们的所作所为还不像恶棍吗？那是背叛，对于人民、理想与《人权宣言》的背叛！

1937年

对于世界史来说，1937年算不了什么特别年份；但对于俄罗斯，那可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无数条生命在这一年消失；千年古城莫斯科经常是血流成河！

这是某个罗伯斯庇尔所为吗？

罗伯斯庇尔在俄罗斯还真的声名卓著。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为罗伯斯庇尔立了纪念碑。

这是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最明白不过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如何看待雅各宾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尔什维克正是雅各宾派的政治继承人。看看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后做了什么，然后与雅各宾派对照，就可以明白无误地断定，两者有几乎一样的行为逻辑、一样的风格、一样的英雄气概、一样的惊天业绩，尽管有稍不同的旗帜与口号。

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罗伯斯庇尔，他就是斯大林。

只是，他可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昙花一现，而是整整领军布尔什维克革命30年。他也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口若悬河，精通法律，在议会上舌战群雄；他更擅长于密室策划，行动刚毅果断，用不着那些拘于法律条文的弯弯绕绕。

罗伯斯庇尔毕竟生长在一个多少有一些自由的环境中，而且也没有来得及被某个政治势力包装，其早年形象还是清新亮堂的；斯大林则不然，生长在那个由拜占庭与蒙古帝国共同培植的东方专制社会中，其早年经历与形象至今都云遮雾绕，他的家庭、教育、婚姻等等，除了官方精心制作的那一点点材料之外，人们别无所知。

人们至少能够肯定，罗伯斯庇尔确实是卢梭的忠心追随者；但没有人能够肯定，斯大林确实是马克思的信徒。在19世纪的格鲁吉亚，他更可能是默罕默德的追随者。这样一来，真还不能轻易判定，斯大林在其高举屠刀之际，所背叛的到底是哪一种理想。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斯大林不折不扣地背叛了他的同志、战友、导师乃至整个组织——到1937年，十月革命恰好20年之后，列宁时代的那个布尔什维克，已经完完整整地被斯大林消灭了。

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托维也夫……，列宁的几乎所有政治局战友，1937年之后，都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后来围在斯大林四周的那些人，是一些地地道道的酒肉之徒，能够与斯大林一起饮酒狂欢、通宵达旦的人，是一些能互换情妇、污秽不堪的屑小之徒，是斯大林用那有名的克里姆林宫大信封笼络起来的人。

在这个圈子里，斯大林如鱼得水，格外感受到那种被敬如神的满足。没有人还把写在旗帜上的那些漂亮言辞当真。只有那些远离宫墙的边远小民，才依然天真地幻想着：似乎领袖还在惦记着人民！而领袖却毫不掩饰地点破：

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

一个有这种观念的人，你能指望他会在乎消失在伏尔加原野上的那一千万饿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