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天下的权利

古书中流传下来的最豪迈的话，大概就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确实，很难相信，上天竟将天下永远付托给了某个或某些人；谁又绝对没有争天下的权利呢？但有志于争天下者毕竟少之又少。因此，争天下是否是一种天然权利，似乎还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

古代争天下者

如果天下好端端的有人坐着，国泰民安，某个目无君长的家伙竟然自不量力，胆敢跳出来争夺天下，那当然是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没有人会认为，他不过是在运用争天下的当然权利。但如果朝廷失政，纲纪隳坏，宇内摇动，鹿走中原，那么豪俊之士就不会再昏然酣睡，奋起一搏以争天下者，势必遍地皆是。

历代王朝末期无不呈现这番景象，秦、汉、隋、元末尤其如此，那时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不知涌现出多少争天下的英雄好汉。不过，在宇内澄清之后，这些人的下场却有天壤之别，君王草寇判若云泥。争天下者的故事常常成为千古传奇，让无数文人墨客荡气回肠。如下几个或许是最典型的。

项羽（前232—202） 他就是楚霸王，正是那个信奉陈胜主张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好汉。据说他“力能扛鼎”，却并非草莽英雄，而是地地道道的楚国贵族。他年轻时在钱塘江目睹了巡游中的秦始皇，不免野心勃发，竟然直呼“彼可取而代之”！可见，项羽的帝王之梦早已有之，但付诸行动，却要待到陈胜揭竿而起之后。

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最壮观的几幕大戏都属于项羽：巨鹿之战、火烧阿房、鸿门宴……。那个首先攻下秦都的刘邦，起初哪里是项羽的对手，不得不接受项羽的封赐，暂且到汉中去栖身。在鸿门宴上放过这个最具潜力的对手，项羽很快就看到他为此将付出什么代价。此后几年，逐鹿中原的大戏主要就是在刘项两人之间展开。楚霸王纵然还有一些身手非凡的表现，但始终未能扭转败局，终于在乌江畔，留下了让后人不胜唏嘘的千古绝叹。

刘项的成败留下了千古不绝的评说。项羽出身贵胄，刘邦本为无业流氓；项羽武功盖世、英气逼人，刘邦借力打力、拾人余惠……，一开始胜算似乎肯定属于项羽。刘邦何以终操胜券，历代史家已写过千言万语，不必去说它。此处要说的只是：并不因为项羽失败了，就有人说他一开始就不应与刘邦争天下；无人认为，项羽根本就没有争天下的权利；更没有人说，项羽不过是对抗真命天子的草寇。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给了项羽平等于刘邦的天子待遇，特地作了《项羽本纪》。在历代戏曲舞台上，项羽的形象也不太坏。后来成为传统的成王败寇之说，似乎还没有在项羽身上发生作用。

李自成（1606—1645） 自称为闯王的李自成，在历史上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地位，但姚雪垠的5卷本传纪小说，一时使李自成成为显赫人物。李自成是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进入历史教科书的。但人们未必特别注意，李自成所要推翻的王朝，也是由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建立的。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不在少数，李自成未必最有才具，但确不失其特色。特别要强调的是，李自成看来已经懂得，争天下者应披上某种合法性外衣，他依靠服膺传统文化的谋士来为其塑造形象，不让人误判他不懂得奉天承运的天机、只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草寇。在造舆论上，李自成至少远胜其竞争对手张献忠。

不过，对李自成帮助最大的，还是明末的特殊形势：帝国内外交困，元气耗尽，加之连年灾荒，赤地千里，天下动荡，那真是争天下的千载良机。李自成确实也不失时机，很快成了气候，没几年功夫，就攻入了北京。只是哪曾想，他在龙椅上还没坐稳，就被突然杀入关来的满清赶下台来；他的几十万大军也在清兵的进攻下很快烟消云散了。

看来很有希望的李自成，为何败得如此迅速与惨痛，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且置而不论。要说的只是：李自成有合法性吗？

似乎种种理由都昭示着李自成争天下的正当权利：明王朝的不得人心；闯王收取民心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坐上龙椅、旧朝文武山呼万岁的既成事实；新对手满清的异族角色，等等。

尽管如此，李自成还是成了1949年以前主流舆论中的草寇。不排除满清长期主导舆论这一重要因素，这一点当然不由李自成负责。要由李自成自己负责的原因是：他在龙椅上迅速腐败的恶劣表现，哪能让天下人相信他是一个合格的开国君主？椅子还没坐热就急于烧杀抢掠的一帮人，不是地道的草寇又是什么呢？于是，李自成就被列入成王败寇的卷册了，这也未必全冤了他啊。

洪秀全（1814—1864） 这个离我们不远的人，其面目还十分清晰，不必担心对他有什么误判。洪在广西金田村起事之际，异族主导的清帝国已衰朽不堪，气数将尽，正是争天下的天赐良机。似乎不应有人怀疑洪秀全争天下的权利。

汉族士大夫既能接受异族的统治，未必绝对排斥一个姓洪的汉人皇帝；史上第一个留学生、后来声望卓著的容闳，就曾亲赴南京考察太平天国，看是否有为新政权效劳的机会。深深卷入中国事务的西方势力，也未必不能接受洪秀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洋人都持中立态度。

然而，所有这些有利条件，都被愚昧、刚愎、残暴而又腐败的洪秀全白白浪费掉了，他在南京宫廷中，除了热衷于享受成群的妃嫔之外，一无所为。作为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未必是最差的；但作为一个新朝的开国皇帝，很难找到比洪秀全更坏的了。这样的争天下者，还能不被视为草寇？

现代争天下者

进入20世纪，“天下”有了完全不同的形象，争天下自然也成了完全不同的事情。最主要的变化是，经西风美雨吹拂之后，“主权在民”的观念，即使尚未成为普遍共识，至少已成为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的信念。如此一来，为一家一姓争天下这种古老事业，已难得到天下人的认同。但以各种名义争天下者仍然屡见不鲜。

孙中山（1866—1925） 这位至今尚有国父之名的人，无疑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个开拓者。在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中，孙中山第一个明确意识到，数千年王朝循环已经走到终点，中华需要一个民国，而他正是那个负有为民国接生使命的人。

公开声称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目标，当然志在谋国，也就是谋天下。就志在争天下而言，孙中山与刘邦、朱元璋一类的争天下者，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孙中山并非为他孙家争天下。没有理由怀疑，孙中山的民国信念是真诚的。这倒不是因有他那“天下为公”的著名墨迹；他一生的追求、他的建树、他的政治遗产，都说明了他的志向，绝不在重建一个旧式王朝。这样的争天下者，其事业的道义正当性，似乎不应怀疑。

但因此而给孙贴上“为人民争天下”的标签，就未免言过其实了。孙的志同道合者及其事业的受益者，在国民中无疑还只是一个少数；至于孙的政治思路是否以全民的利益为依归，那是既不宜预设、也难以后验的问题，没有深究的意义。给孙贴上“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标签，也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套语。

袁世凯（1859—1916） 与孙中山争天下的最大对手，无疑就是袁世凯。完全不同于职业革命家孙中山，袁世凯是旧营垒中浸泡出来的人物，不可能有多少民权一类的新思想。

如何宰制争来的天下，袁孙两人肯定有很不同的想法。作为清廷的重臣，袁世凯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不臣之心，那是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事情。

但到武昌首义之后，一个在当时唯一具有掌控天下实力的人，还拘泥于与异族皇帝之间的君臣大义，宁愿继续充当清廷奴仆，那就太不可想象了；就其气质与度量而言，袁世凯更特别不是那种恪守不易的人，他还能替宣统当周勃？最主要的是，他非常清楚天下大势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于是，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将清室的孤儿寡母置于冷宫，这样天下也就初定了。

然而，袁世凯还是被称为窃国大盗。是因为他从皇恩浩荡的昔日旧主手中抢得天下吗？这就毫无道理了，一个早失人心的异族王朝，其天下为何不能夺？是因为他从临时总统孙中山手中抢了天下吗？但那时孙中山对天下的掌控甚至不及一半，况且他依南北和议条约已经自愿交出了权力。当然，就孙中山输了那场争夺总统的博弈而言，也可以说被袁世凯夺去了天下，但袁世凯也不至于因此而成了窃国大盗。是因为他悍然称帝吗？这倒还能说得过去。

袁世凯不明白，共和制的要义就是：国家乃公器也，岂可让某个独夫抢去？会有人说，袁世凯反正拥有独裁权力，称总统还是皇帝，并无本质区别。但一顶皇冠的象征意义实在太大了，才赢得共和制的志士们岂能善罢甘休？

可见，袁世凯罪不在争天下，而是在恢复帝制。

蒋介石（1887—1975） 这个在数十年中被称为“匪”的人，一度是最有力的争夺天下者，且曾掌控了大半个天下。蒋介石出身卑微，缺少士大夫的传统光彩，起初在士人心中声望不高。不过，蒋还是有某些优势。

首先，得到国父的特别提携，使他至少在国民党人中取得合法接班人的某种资质。其次，黄埔校长的身份让他很快掌控了当时最强大的武力，而那个年代武力就是一切。还有，蒋氏意志如钢，不乏领袖气质，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无人能匹。在8年抗战中获得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更使他一度如日中天。

那么，蒋介石何以终究成了匪呢？

是他根本没有争天下的权利，在其统治中国的22年中僭据了尊位吗？由于举不出众所公认的理想替代者，这未必是一条很强的理由。是因为他最终败退孤岛丧失合法性了吗？但这只是成为失败者的理由，而非称为匪的理由。是因为他治国无方，让国家山河破碎吗？但在二战中国难最深重的年代，对任何领袖都很难有更高的期待。是因为他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宗旨吗？共和制以国家为公器，而最终将天下归之于一个党、一个领袖，这无异于让共和制名存实亡。

这样的统治者，胜则令国人无可奈何；倘若失败，被目为匪不亦宜乎！专制者互抢天下，必定实行成王败寇之道，这似乎是千古不易的铁律。

天下可争乎？

对此问题，并无一成不变的答案。

在家天下的时代——中国数千年来莫不如此——并没有一个最高主宰来裁决，天下该属于谁，那就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每个人都有争天下的权利。至于鹿死谁手，那就只有由铁血来决定了。

可见，在古代中国，对于“谁主天下”的问题，实行的是强盗逻辑——谁有本事抢去就归谁！在这种逻辑下，天下岂止可争，凡有天下之志者尽管争去，那是你的当然权利。但你有无胜算，那就只能看你的本事与运气了。

但这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这使一些仍做帝王梦者好梦成空。

在自由民主时代，主权在民，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想成为现实，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岂容什么鸟人来争抢？

可见，无论争天下还是打天下，都不再是一种合法的行为，甚至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想法。如果某个救世主跑到欧美去争天下，人们唯一的反应是：此人疯了！当然，即使主权在民，也不能每个人去实际行使治权，治权必须交给特别甄选的少数人；当选的少数人管理着天下，但并非天下的主人，他们所争的只是当“公仆”的机会，与专制时代的争天下坐天下，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只是两种极端情况：争当皇帝与争当公仆。介于两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家天下已不合时宜，公天下则尚未到来，致使其他的“x天下”能暂行其时。这意味着，某个紧密结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依然有争天下与坐天下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争天下的话题才不失其意义，有时甚至成为一些人特别炒作的热门话题。

但这种时代终究会成为过去；我们的后代终将看到，人们面对“打天下坐天下”的喧嚣时目瞪口呆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