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和博弈

今天，再孤陋寡闻的官员，在其演讲中也不免要亮一些博弈论词汇，例如游戏规则、零和博弈之类，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时尚形象。所谓零和博弈，就是必有一输一赢的两方对决，且输者所失尽成赢者所得。与其他类型博弈——例如“双赢博弈”、“正和博弈”之类——比较起来，“零和博弈”未必很可取。然而，事实上人们多半更倾向于认可零和博弈；这种思维习惯有很负面的后果。

身边的博弈

在博弈论中，通常分别以正数与负数表达博弈的赢与输。如果在两人博弈中，赢方与输方分别得a分与—a分（这意味着赢者所得全来自输者所失），那么双方得分之和为零。这就是“零和博弈”一词之由来。

最大量的零和博弈或许出现在生意场上。如果你来到一个货摊，看中某件商品之后与老板讨价还价，那么，一场博弈就开始了。讨价还价的结果，市场价为100元的商品，最后以110元成交。这样，你损失了10元，这10元恰好被对方赚去了；这就是一个零和博弈。

如果说，商场上的输赢可用金钱精确表达；那么，在其他场合的博弈，输赢的定量描述就只能是某种模糊的判断。尽管如此，精明的博弈者亦不失多少准确的算计。

街坊邻里之间，常不免发生口角甚至争吵，在失去理性的冲突中，难免互相使对方难堪或者羞辱。这种冲突，通常以两败俱伤告终。如果其中一方于吵架技高一筹，而另一方木讷笨拙，那么就会出现一胜一败的结局，胜者得意洋洋，败者受辱憋气；后者愈丧气，前者就愈快意，可以说一方所得正是另一方之所失，这就是一个零和博弈。无论快意与丧气，都没法准确测量，但其程度的比较，任何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估量得大体准确。

为恰当理解零和博弈，如下几点说明是值得注意的：

1） 博弈双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等的，他们为争夺同一目标而竞争。
2） 零和博弈只是表达了一个事实，不涉及对双方的价值评判。
3） 对博弈双方得失的评估，通常出于某个中立观察者的判断。
4） 观察者只关注博弈的结果，而不考虑博弈的过程。

博弈既可以文明规范，亦可能粗暴残酷，但都不妨以竞争视之。博弈的过程往往充满了智慧的较量，其中的故事可能十分精彩，或许正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但那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不是博弈论的对象。

古人斗智

要在古代生活中找出博弈的故事，那是毫无困难的事情。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历史典故，就是一些绝佳的零和博弈。

楚汉相争 这是中国历史上2200年前的一幕大戏，其主角是气盖山河的楚霸王项羽与被项羽所封的汉王刘邦。楚汉相争在史上影响有多大，只要提到一点就够了：今天中国象棋棋盘上，分明地标出的“楚河汉界”依然赫然在目，那正是本于楚汉相争的典故。

楚汉相争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楚败汉胜。实际上不仅仅如此，重要的是要指出：项羽完败，而刘邦完胜；刘邦独享天下，而项羽则兵败丧身；项羽之败惨烈到什么程度，恰好对应刘邦之胜辉煌到什么程度，这不正是一个零和博弈吗？

至少在逻辑上，楚汉相争完全可能有另外的结局。例如，双方割据并存；一方屈膝请和成为藩属；一方败走域外另立邦国，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对于中国历史影响如何，且不置论，能肯定的只是，它们都不再是零和博弈的结局。不妨指出，凡属争天下的争斗，多半是零和博弈。试想，哪个得天下者，情愿给对手一寸容身之地呢？

荆州易主 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围绕荆州一地的故事最多，也最有看头。一般人很欣赏诸葛亮智取荆州、三气周瑜的智谋，不太在意吕蒙智胜关羽、袭取荆州的辉煌战例。此处要强调的只是，占领荆州者的完胜与失去荆州者的完败，恰好构成一个零和博弈。

如果考虑到，后来吴蜀两国都亡于晋，那么，吴蜀两国任何一方独占荆州，似乎都没什么意义。在荆楚大地上的漫天厮杀，无论谁得谁失，就整体而言，都有利于中原的王朝，加速了魏晋一统天下的进程，当然也就加速了吴蜀两国的覆灭。

如果吴蜀的当权者不那么热衷于零和博弈，选择某种双赢的结局，即使未必能避免最终覆灭的命运，或许还可维持一个较长久的鼎立局面。这就遇到类似于刘项的问题：古人是否特别偏爱零和博弈，而错过一些可能更好的选择呢？

新旧党争 “党派斗争”这种现代玩意儿，似乎绝不可能出现于中国古代史中。其实，古代缺少的，不过是党派斗争这个词而已，至于那种事，哪能没有？多少具有人们熟知特征的、真正谈得上是党派斗争的事情，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

几乎完全成形的党派斗争，就要算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党之争了。王安石是“新党”之首，代表着当时的变法革新势力；司马光是“旧党”领袖，代表了当时的守旧派。站在新党后面的，主要是宋神宗；支持旧党的则是一度听政的几位太后。这一党争规模空前，几乎卷入了所有朝廷大员，前后经历几代人，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斗争双方潮起潮落、互有胜负；整体而言，竟然说不上谁是赢家。

但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其中任何一派一旦得胜，即使是暂时的得手，也一定要“赢者通吃”，囊括全部高级职位，同时毫不留情地清洗几乎所有对手，甚至不放过已去世的对手。

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宋徽宗年代，此时王安石、司马光两人都已过世，当权的蔡京属于新党。蔡京所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情，还不是流放对手，而是实实在在地罗织了一份称为“元祐奸党”的旧党名单，多达数百人，其中就有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声震古今的人物。这份名单被刻石立碑，无疑是务求使对手们遗臭万年。这种手法，恰好为现代“路线斗争”的大师们超前提供了绝佳典范。

不消说，那时上演的，正是不折不扣的零和博弈。只是，这种博弈并非一次做完，而是多次反复，博弈双方交替扮演主角。如此折腾的结果，就不只是失败者（例如苏东坡）流落天涯海角，而是整个北宋帝国的覆亡；党争的一些主要当事人也未免悲惨的下场。

诸如此类的博弈，究竟锤炼了多少古代智慧，或许是一件值得总结的事情，但不见得是什么光照千古的正面遗产。至于那种博弈的斗法，倒是垂范后世，即使千年之后，仍然被人效法。

这种遗产，不知是否应算作为中华文明的不朽珍品？

今人生死斗

如果进入当代博弈场，古代那点小玩意就根本不值一提了。今人的零和博弈不仅好戏连台，绵延不绝，而且是真正的生死斗。

蒋介石pk汪精卫 蒋介石与汪精卫，一个是已获一定正面评价的前朝领袖，一个是千夫所指的汉奸国贼，似乎不能相提并论。但在二人共事的早期，却完全是旗鼓相当的，而且汪略占上风。

汪精卫出身世家，文才与口才都属一流，且不乏义胆侠骨，颇具声望；早年追随孙中山，深得孙的赏识，是孙中山遗嘱的实际起草人。

若论革命资历与文才，蒋介石当然不能与汪精卫争锋。但实际上，蒋介石是更具领袖气质的人，且在军事上已占先机，在那个以力取胜的年代，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博弈中，自然胜算更多。只是那年间波诡云谲，风云变幻，一时还难言终局如何。于是二人攻防不断，瑜亮情结甚深。

但汪精卫异想天开，竟然到日本人那里去另辟蹊径，就注定自毁前程了。蒋介石的完胜、汪精卫的完败，遂使这场零和博弈收尾。汪精卫1944年死于日本医院，对其死因有种种传言，这些都不再有什么意义。如果他活到1945年之后，其下场不会比陈公博更好。

周扬pk胡风 周扬与胡风，作为文人互有高下；而在左派队伍内的地位，则相差悬殊，简直没法交手。但他们偏偏缠斗上了，其结局自然不说自明。

周扬未必不具文才，但几乎以文化官僚终其一生，就没了展现文才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他一直占着文坛领袖的位置，深得主公信任。

周扬晚年透露，1957年毛亲授的一份名单，囊括了文艺界全部钦定右派，由周扬受命去执行。周扬受信任之深，于此可见。那时周扬权势熏天，不啻“文艺沙皇”，谁敢争锋？胡风与之较劲，当然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胡风何许人也？不过一介文人而已。

当然，在文艺界胡风亦非等闲之辈。胡风早年追随鲁迅，被认为是鲁迅的真正传人——或许正是这种身份，使得胡风自认不必在周扬面前甘拜下风。胡风以扛起鲁迅旗帜为己任，既不归附国民党，也不在组织上从属于共产党，竟然集合了一支独立的文艺队伍，即使1949年之后，仍然抱团。

一个在野之人，竟然能呼风唤雨，一呼百应，这件事已经难以被容忍；胡风还要挑战文化官僚的权力，那就简直是造反了。文艺界还能容得下两个领袖？别说周扬不能接受，其他党内文人也绝不可能接受。最主要的是，毛根本不可能喜欢一个具有鲁迅风格的人。

无论胡风有多大文才，他的政治智慧肯定不高，对于自己所处的险恶形势，浑然不觉，竟然诚心相信最高领袖会替他主持公道，在他与周扬之间裁定是非。于是，就有了那封长达30万言的上书，岂不是自投罗网？

他大概天真地以为，韩愈所谓“天王圣明”已成现实，却忘了前面更重要的“臣罪当诛”这一句。反击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既非胡风所料，亦非任何持常规思维者所料。上书言事而致重罪，虽然不乏先例，但如胡风遭遇之惨，大概也是史上少见。不管怎么说，告状的胡风沉入了地狱，而被告的周扬则更加当红，一个完完全全的零和博弈就此收官。至于1980年代另有说法，那是后话。

胡耀邦pk邓力群 中国现代史上，“党内竞争”这种事儿是搬不上台面的，更别说依据文明规则有序展开竞争了。然而，历史竟然上演了这样一幕，其中居然多少具有某些现代政治的元素，那就不能不说是现代史上一件值得一书的事情。此处说的是胡耀邦与邓力群。就个人形象而言，两人之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胡耀邦已经成为一致公认的“共产党的良心”，而邓力群则一直享受着“左王”的雅号；实际上，前面还要加上“顽固不化”四字。

1980年代初，胡耀邦组织了开启改革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无畏地主持了平反冤狱。正是这两大成就，赢得了广泛的声望，被推举为取代华国锋的领袖。邓力群亦是改革初期的一员干将，与胡乔木一起主管文宣系统。公平地说，邓氏不愧为党内才俊，早在胡耀邦升迁之前即具文名；较之于红小鬼出身、学历甚浅的胡耀邦，科班出身的邓力群不无优越感，岂能没有当仁不让之心？即使胡耀邦已得先机，屈居其下的邓力群仍然壮志不减；有陈云、王震等大佬撑腰，这也并非痴心妄想。

无论依哪种道德标准衡量，邓力群都算不上是忠于职守的部下；他似乎只专心一件事，即不断在胡耀邦身上挑刺找岔；以其不凡的才智，对付胡耀邦这样一个毫无城府的人，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宅心仁厚、胸怀坦荡的胡耀邦，几乎没有什么还手，这场博弈就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了。

1986年底，邓力群等人精心策划的合围终于告成，只差临门一脚了。在那个史上最奇异的“生活会”上，邓力群拼尽全力踢出了这最后一脚：他在长达5小时的发言中，全面清算了胡耀邦的“罪行”。以邓力群一辈子练就的整人功夫，又得大佬支持，其出手岂能不收全功！胡耀邦出局，而邓力群则似乎升迁在望，就此而言，岂不是一个地道的零和博弈！

但这场戏并没有完。尽管邓力群演技一流，但毕竟口碑欠佳，而其尽露的锋芒反而伤了自身，不到一年就自己出局了。本来的零和博弈就变成了两败俱伤。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一党领袖还是文坛领袖，岂是随便什么人争夺的对象？但这样的竞争毕竟发生了，无论其结局是喜是悲，都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至于其终局是否为零和博弈，则不能说是势所必然。但至少说明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偏爱零和博弈，实在是社会心理与时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