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在豪门

在谈到豪门人士的德性时，会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上层人士更有教养，在道德上具有优势，贵族气质更是难得的品性。”
“上层阶级养尊处优，沾染恶习，腐化堕落，败德秽行屡见不鲜。”
不妨将这两种意见分别概括成德在豪门与恶在豪门。究竟该听其中哪一种呢？不妨首先看若干实际事例。

一门三杰

梁启超氏一门贤良，在几代人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梁启超（1875—1929）身为一代改革家，大半生奔走国事，常陷危厄，义无反顾。其实，他秉性温和儒雅，襟怀坦荡，一生朋友门徒遍天下，即使政治对手——如黄兴章太炎辈——对其亦不失敬意。

梁氏曾著文称：人生之至苦，莫过于身负未了的责任。他一生就是以生命与名誉作为抵押，履行着对国家、社会、师长以至婚姻、爱情的责任，其表现几乎无可挑剔，为近世士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梁启超的儿女辈已不涉政坛，但都是学商两界的第一流人物，其中三位荣选院士。

长子梁思成尤为突出，作为建筑学界的一代宗师，学术业绩不遑多论；其德高志洁，更为海内外所共仰。最彪炳史册的事迹，无疑是他为保住北京古建筑的那拼命一搏。

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已经不再有尔祖尔父那样的活动舞台，但其聪敏、勤奋、热忱、任事，则是三代一脉相承，甚至有人称他身上流的就是其父祖的血液。

文革中梁从诫竟然成了“梁三子”：在批斗他的牌子上分明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这株苗子被摧残至惨：一个专修世界史的高材生，经文革十年颠沛流离及其后的投闲置散，竟然最后以翻译与编辑终老。晚年或许因祖父余荫当了政协委员，在应统战部长阎明复之问谈政协时，直言“政协不过是政而不协”。一次随文化官员赴云南考察，被接待部门飨以蛇肉，梁从诫竟然当场痛斥，让官员们下不了台，其风骨与父祖无二。

梁氏一门三杰，其事迹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传奇，这不会为天下的豪门增色吗？

一门三杰或一家三代人杰这种事情，在近代中国并不罕见。除梁氏之外，至少还可举出陈寅恪（1890—1969）一家。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改革派大员，早年深得曾国藩赏识；在湖南巡抚任上开一代新风，官声至佳，“三湘至今被其泽”，可非虚言。

父亲陈三立早年追随乃父推行新政，于时务学堂、《湘报》之创办出力甚多；戊戌后备尝艰辛，终身不改初衷，虽一生坎坷，不失光明磊落。

陈寅恪不涉政治，纯为学界中人；其德行与风骨之卓尔不凡，只需提到一件事就够了：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北京方面多次敦请其赴科学院高就，甚至有最高领袖发话，郭沫若吴晗等亲自劝说，但陈寅恪始终坚持以“不敢承诺信仰马列主义”为由婉拒；就是康生亲赴广州以求一见，陈寅恪都以身体不适为由闭门谢客。在那个年代，如此耿介，绝对是闻所未闻。

从这些事例看来，似乎“德在豪门”并非虚言。

曾氏嫁女

曾国藩（1811—1872）高风亮节，德追古圣。但他嫁女也不能免俗，一样讲究门当户对。

以曾国藩的身份、道德、气度与眼光，倒未必图一个体面亲家；曾家的风光已经无尽了，岂需指望亲家来增光？怎么说，曾大人都不至于与市井小民一般见识。

那么，在选择女婿时曾国藩之所以眼睛向上，究何所图哉？以情理度之，似乎还是从女婿的家教与品行上考虑。只是他终究失算了。

曾国藩亲自挑选女婿的故事，个个都近传奇，在野史中不乏种种精彩演绎。

据说，只因看上松江知府袁漱六藏书丰富，就将大女儿曾纪静许配给了袁家公子袁榆生。曾国藩哪里料到，这个袁公子性格浮躁、游手好闲，即使招至军中亲自教诲，还是秉性难改，以致违法犯科。终至曾国藩无可奈何，大女儿终生郁郁寡欢。

对于二女儿曾纪耀，曾国藩选择了进士之家的陈松年。陈松年幼时聪颖过人，但成年后却碌碌无为，以致家道中落，甚至穷于生计，致使二女儿清苦一生。

曾国藩为三女儿曾纪琛找的婆家绝对是门当户对：亲家罗泽南是曾国藩的朋友，更有共创湘军的袍泽之谊。岂料将门出犬子，女婿罗允吉竟是十足的纨袴子弟，轻浮成性，甚至在纪琛坐月子时去秦淮河猎艳，被人绑架，让统帅三军的曾大帅在南京城中四处寻婿，以致满城风雨，脸面尽失。三小姐哪里受得了这种羞辱，不得不长期住在娘家。

曾国藩的四女婿郭依永倒是人品端正，不辱其父——著名外交家与新派思想家郭嵩焘。只是他并未给四小姐带来什么幸福；他的英年早逝，使四小姐结婚三年后开始守寡，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幼子，终至积劳成疾，年仅35岁就去世了。

务求门当户对的曾国藩，一手铸就了四个女儿的不幸，不免陷入深深自责。他晚年似乎幡然醒悟：择婿何必特重门第呢？

当最小的女儿曾纪芬谈婚论嫁时，曾国藩决意不顾门第，只要人品端正、好学上进、身体强壮便好。

这次他选中的是江南机器制造局的一个19岁青年聂缉椝，此人虽几次科考不中，但见地不俗，纯良忠厚。女儿婚后果然幸福美满。聂缉椝后来成为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干将，官至道台与江南制造局总办。

曾氏嫁女的故事，似乎使“德在豪门”一说又成了无根之论。

相关性分析

仅举事例，显然不足以得出一般性结论。无论说德在豪门，还是说恶在豪门，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因而都不足为据。

不妨将论题集中在“豪门子弟德性如何”这一问题上。那么，对于子弟的人格形成与德性提升，豪门环境是一个有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此问题的难处在于，“豪门”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它涵盖了几乎无数种特殊情况，至少，可以举出如下典型情况：

崛起于草野的新贵；
声名远播的世家大族；
灸手可热的当朝权贵；
门庭冷落的前代贵胄；
家道中落的豪门巨室；
文士或学者世家；
军伍世家或将门巨室；
富商巨贾。

如果认定每种情况大体上对应某一类型的子弟——当然未必完全如此——，那么，依据社会学中已广泛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出某种规律性的结论。例如，如果依据实证资料得出的统计结论是：80%的富商巨贾之子弟习性轻浮，那么不妨断定，“富商巨贾”与“习性轻浮”具有80%的相关度。

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不难写成非常漂亮的学院文章。但是它们有用吗？用于对社会状况的一般评断，当然很不错；但若用于品评某个特定人物，则多半令人失望。

就算承认“富商巨贾”与“习性轻浮”具有80%的相关度，谁敢贸然将其用于特定的某甲？你能肯定某甲必在那80%之内？同样出自富商巨贾之家，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仍然可能千差万别，即使兄弟姊妹都可能呈现巨大差异，岂能一概而论？

由此可见，“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其应用并不超出“泛泛而论”的范围。

经验观察

不用似乎甚具学术藴味的“相关性分析”，仅凭经验观察，亦可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首先厘清先天性因素的作用。

人的某些禀赋，例如脾性倔强还是温良，沉静还是躁急，内向还是外向，确不能排除先天的因素。但这些仅相当于画家所用画纸的底色，并不完全决定后天的发展方向。例如，秉性温良的人，既可能成长为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也可能演变成为城府很深的奸佞小人。

先天因素对于一定德性的形成无疑是起作用的。例如，对于刚正威严这种品性的形成，秉性倔强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而秉性文弱则很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

说到后天因素，我信奉大多数社会学大师所主张的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

如果认可这一点，就应当承认，人的德性是环境塑造的。一定时代的社会环境塑造了该时代社会成员的一般道德面貌与道德倾向，而每个人身处其中的小环境（这包括家庭环境、邻里环境、学校环境、社交环境等等）则决定了个人道德取向的特殊性。

一定时代的大环境或社会环境，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当然不能用来解释德性的个体差异。因此，在评断特定个人的德性优劣时，值得考虑的只能是小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

由此看来，在谈到豪门人士的德性时，“豪门”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么，其利弊得失如何呢？

就世俗习见而言，对于豪门似乎倾向于取正面评价；否则，诸如“良家子弟”、“世代书香之家”、 “将门虎子”一类的说法就不致如此流行了。

以上评价取向似乎多少得到事实的支持。

平心而论，你见过多少鸡鸣狗盗之徒、杀人越货之辈，竟出自世家巨族？适当地肯定豪门人士的道德优势，并非全无道理。

道德固然不同于知识学术，但同样也需要培养与锤炼，而往往科班出身人士的家庭，更具有涵养道德的条件与气氛；通过世代积累，达到且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无关乎血统贵贱的问题。

欧洲贵族那种已被神化的风尚就不说了；中国固然缺少贵族传统，但上层阶级中多少保持着某种接近于贵族风尚的操守，则不乏事实根据。

历代相传的文学作品与戏曲舞台，实际上已将这一点演绎得淋漓尽致，要民间完全不信也难啊。

但在这一点上也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就是“上层皆贵品，下层尽末流”了。

两点主要的修正是：一、上层阶级的相对严格的管教，不足以保证每个子弟不堕落；那些本身就劣迹斑斑的家庭更不待言。二、那些暴发户式的新贵，还来不及完成德行上的纯化与积累，并不能与经过了世代修炼的世家相提并论，完全不具有什么道德上的优势。特别，将“德在豪门”用于当代李刚们，恐怕会使大多数人哑然失笑。

价值犹在

上面的一般性考察至少表明，“德在豪门”这种事，并非尽然，亦非尽错。

既然如此，就德性而言，豪门仍然有其价值在。这不只是一个学理论断，它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值得强调的主要之点是：

不应将过气的精英阶层尽行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鼎革之后的历史垃圾堆中，堆积的往日豪门也够多的了：清室遗族、民国官宦、旧时代的耆学鸿儒、商界巨子、艺坛名角，以及曾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三教九流之辈。

在革命年代，这些家族一概被界定为道德上的恶，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分类；这种分类固然极有利于政治斗争，却并无实证上的充分根据。

豪门固然并非尽善，肯定亦非尽恶。将往日精英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且不说其道义上的正当性如何，至少也是人才资源与道德资源上的重大损失。

社会进步高度依赖于不可缺少的历史继承，而有效的历史继承则有赖于新旧精英阶层的平稳衔接。这一被中外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结论，岂可弃如敝屣！

家族荣誉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正面价值
世家子弟往往比常人更加有所检点，更不失规范，一个重大理由就在于，他们不能不经常面对心灵的拷问：我的行为是增进还是损害祖上的荣光？

“荣宗耀祖”的观念，曾被当作腐朽思想批得够臭的了。意识形态上持极端观点的人就不细想一下：一个连家庭荣誉都毫无所谓的人，还能有什么神奇力量，去约束源自人性本能的贪欲膨胀呢？

适当地承认“德在豪门”，倒不在于笼统地肯定历代上层精英，更在于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在社会的有序竞争中脱颖而出，跻身于精英行列，且以为后代提供一个体面的门庭为荣。这很世俗吧？确不全免。但如果真能现实地看待这个并不完善的世界，能够砥砺上进、洁身自好，难道不比徒唱高调、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要强吗？

“德在豪门”价值犹在
为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人类已经奋斗多年了。从普遍向往的平等理想看来，带有等级制残余的门第观念，确实登不了大雅之堂，实际上受到普遍的厌恶。鼓吹“德在豪门”，似乎更不合时宜。没有人公然反对平等。

问题是，我们离一个平等社会仍然十分遥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豪门犹存的社会中。面对这种不尽人意的现实，与其空唱平等的高调，倒不如承认豪门的暂时正当性，激励上层社会中的善类弘扬高标准的德性，让其中的醜类自惭形秽。这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应当是有益无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