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的故事

还会有年轻人对公社感兴趣吗？有多少人知道，正是公社凝结了思想家的沉思、幻想家的憧憬与万千草民的悲欢？公社的故事，固然正在隠向历史的深处，却依然让深思的人们不能忘怀；它将为我们留下些什么启迪呢？

一个幽远的故事

在今天看来，“公社”无疑是一个具有明显共产主义色彩的词，似乎应当表达十分现代的、新近的事物，就如同每个中国人都容易联想到的人民公社一样。

现在，我却要从一个古老的社会开始叙述公社的故事，这大概会有点令人诧异。不过，我选择俄罗斯社会来寻找所需要的故事，应当足以令人满意；俄罗斯毕竟是众所公认的共产主义故乡。

那些对于共产主义不是在马克思的故乡、而在俄罗斯最先出现深感惊讶的人，其实陷入了认识误区。须知，较之于任何欧洲国家，俄罗斯都更早地具有共产主义的元素：不少人——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罗斯人的原始部落即已包含了公社制度的胚胎。

恩格斯曾经认为，俄罗斯很可能比西欧更容易进入共产主义，其理由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公社为现代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几乎现成的制度框架。对于俄罗斯这个共产主义老大哥，看来还真是不服不行啊。

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公社在俄罗斯的历史产生某种兴趣。俄罗斯的农村公社形成于14—16世纪。熟悉人民公社的人，立即会将俄罗斯的古老公社与中国的公社进行对比：它们有共同之处吗？

还真不使人失望，两者在一些最本质的方面是相同的，最主要的是“共有、共治、共享”——不必介意套用林肯总统的经典说法，尽管赋予的意藴不尽相同。此处共有与共享意味着，土地公有，集中居住，政社合一；共治则仅仅意味着，社员们一起耕种公有地；至于是否平等地参与管理，自然另当别论。

依常识来揣度，将分散的农民组织在集体化的公社中，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在现代也未必容易。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古代俄罗斯人做到了这一点呢？答案很可能让人匪夷所思：是沙皇的专制统治与农奴制度，为公社的稳定成形提供了有效的凝固剂。

从根本上说，俄罗斯自始就是一个农民国家；沙皇统治无非就是对农民的统治。一种稳固的专制统治的最适当的土壤，就是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而公社则正是最可靠地栓住农奴的理想组织。

既无产权、又无行动自由的农奴，正是在公社中获得了安全的感觉，对于公社的依附，既是他们的宿命，实际上也被他们看作受保护的权利与免除竞争的幸运。

作为“公社主”的贵族，从对公社的控制中得到了充分的权力享受；而被尊为“公社之父”的沙皇，则从公社制度中收获了天命般的皇权威严；农奴们在公社的保护下得以苟安，似乎也其乐融融。真是各得其所，岂不皆大欢喜！

这就不难理解，公社何以成为俄罗斯最被珍视的国粹，成为俄罗斯精英全力赞颂的文明遗产，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最理想的承载体。

在俄罗斯近代史上，各派政治力量争斗激烈，分歧严重；但在竭力拯救公社不让其解体这一点上，却常常不乏共识，极左派与极右派竟能达成默契，民主派与帝制派都对公社寄以浪漫的希望。这是“俄罗斯精神”所在啊！

一个惨烈的故事

下一个公社故事发生在法国，一个国情和传统都与俄罗斯相去甚远的国度。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深远后果是，城市高度政治化，城市的几乎所有阶层——尤其是无产者——都被动员起来，经常处于愤激状态。19世纪的法国无产者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既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强有力的激励，也源于傅里叶、圣西门等社会主义者的不懈推动。傅里叶的门徒，特别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寄望于某种公社制度。孔西德朗就宣称，社会大厦应以公社为基础。

况且，无产者们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即使没有任何思想先行者的启发，底层民众的本能，也必然将他们引向“四海皆兄弟”、“有饭大家吃”一类的朴素理想。

无产者一旦举事，他们最先想到的组织形式，不管叫什么名称，一定是某种类似于公社的东西。

而在1871年，巴黎的起义者果然组成了一个公社，即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的故事与俄罗斯乡村公社的故事很不相同。

巴黎公社不过存活两个月，而俄罗斯的公社存续了数百年；巴黎公社还来不及组织真正的经济生活，而俄罗斯的公社主要是一种经济组织；巴黎公社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在街垒上拼命一搏，而俄罗斯的公社在其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温顺平和状态。

尽管有这些显著的区别，但两者却不乏最本质的共同点：即“共有、共治、共享”。巴黎公社社员共有从政府手中夺得的一切；由普选出的民意代表——公社委员——共同治理公社的各种事务；共同享受公社所能提供的生活物品。

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称道、且一直作为经典样板的是，巴黎公社的极端平等原则：公社官员们的工资不得超过工人的工资！正是巴黎公社的这种堪为典范的“公共品性”，使马克思大喜过望，他似乎由此看到了共产主义理想付诸实现的希望，以致将巴黎公社论定为终于发现的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有效形式。这一经典界定，后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圭臬。

然而，被认为给世界无产者带来了福音的巴黎公社，其自身的命运却十分悲惨。它没有来得及享受自己所绘就的救世蓝图应带来的福祉，就被淹没在镇压者所制造的血泊中。

公社社员的鲜血，既证明了为获得解放的下层民众能作出什么英勇壮举，也证明了公社还远不是法兰西的社会共识。

如果说，流血牺牲只是一部分无产者的不幸，那么，过于短暂的巴黎公社无法证明，它那高度理想化的纲领是否真有现实性，则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真正不幸！在这个意义上，巴黎公社的故事，是一个双重地惨烈的故事：巴黎公社牺牲者命运之惨烈与被公社误导的无数后继者命运之惨烈。

巴黎公社社员的后代，不再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今天却已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其前辈所期盼的种种权利与福祉——普选权、政治自由、普遍福利等等；而步巴黎公社后尘实行激进革命的那些国家，却离巴黎公社的理想仍然十分遥远。

一个通向天堂的故事

公社的故事进而演绎到了我们身边，那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要以为，公社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新玩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全无踪影。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新奇的只是公社这一名称，而公社的理想则从不缺少。

梁山“聚义厅”中那些一起“大碗喝酒”的好汉，与公社社员的向往会有本质不同吗？更进一步说，中国乡村未必完全没有俄罗斯公社那样的东西。

还在出现俄罗斯公社数千年之前，中国就有过井田制了。在井田制下，围绕公田而居、共同耕种公田的农民，所过的不是某种公社生活又是什么呢？当然，就其与公有制有较大差异而言，井田制远没有俄罗斯公社那么纯粹。

如果这是井田制的一个缺陷，那么弥补这一缺陷的气吞山河的壮举终于出现了——这就是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公社故事，它是一个比所有其他故事都更辉煌无比的真正传奇，因为它展现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狂热中，河南遂平县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即由几十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超级大社。

这一异想天开的创举，立即获得最高领袖的首肯与高度评价，经陈伯达、张春桥等御用文人的理论包装之后，成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其时，赫鲁晓夫正宣称苏联即将建成共产主义。我们的领袖当然不愿赫鲁晓夫拔得头筹，正在苦苦思索出奇制胜、后来居上的计策。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桥梁既已找到，到达天堂更何难哉！于是，立即以“大跃进速度”将人民公社推广至全国，不到两个月工夫，就有26000个人民公社崛起于中华大地了。

没见过这种壮观场面的人想必会不胜惊讶：这么大的公社建成一个尚且不易，同时建成26000个岂非奇迹？实际上事情远没有那样神奇。公社不过是已经存在的合作社的简单拼接，它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一个乡而已。

人民公社并不包含多少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如果说它毕竟还有所创新的话，那就是它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乡村权力，而恰好这一点是最要命的。

中国农村从来处在一种低组织水平下，除了在1949年后被彻底粉碎的宗族纽带之外，完全缺乏与公社生活相应的组织构架、管理人才与习俗风尚。

一旦人为地大幅度提高组织化水平，由此导致的失序与混乱可想而知。人民公社最初几年的惨况，实非笔墨所能形容，紧接而来的大饥荒更不堪言。中国式的天堂竟然如此苦涩，这是公社创建者们万万没有预见到的。

已经提及，我们曾一度引以自豪的人民公社，与俄罗斯的古老公社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那么，它们有何不同呢？

首先，人民公社仅存在了二十余年，而俄罗斯的公社则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人民公社肩负明显的现代使命，而俄罗斯的公社则更像一种古老习俗的存留；人民公社几乎在转瞬间轰然解体，而俄罗斯的公社则表现出更强的内部凝聚力，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复兴公社的某种热潮，等等。

公社的集体主义

公社本质上是全人类的文明创造物。除了前述的几个例子，还可从世界许多文明民族历史中找到公社制度的痕迹。

马克思就注意到德国、印度、爪哇等处的公社遗迹；正是这一类事实使马克思确信，前资本主义社会无不“以共同体为基础”，所谓共同体，无非就是公社一类的东西。就在今天，不少以色列人还依然生活在一些经营得很好的农业公社中。尽管如此，公社制度真正留下重大影响的国家并不多，大概除了中俄两国之外，其他都不足道。

我们的兴趣在于：公社生活对于其成员的习性与精神面貌造成了什么长期影响？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学者都不乏美好想象，几乎一致地使用了一个高度靓丽的词——集体主义，来表述公社社员们的精神风貌。

在某些现代文献中，以上表述甚至被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东方精神：据说东方人崇尚集体主义，而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恰相对照。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理解力欠缺，对于东方人何以独持集体主义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当我看到我们拿到许多单项体育冠军，却在最需要团队精神的足球等比赛中屡屡败阵的时候。

现在，我终于已想明白，对此处的集体主义须作特殊的诠释。试想，共同厮守着一块公有地的公社社员们，对于集体能无刻骨铭心的印象，能不秉持某种“集体主义”吗？只是，这种集体主义必然具有公社特质所赋予的多重内涵，其中最主要者是：

1）依附性，个人丧失了独立生存能力，甚至根本没有独立生存的意愿，更不说在某种开放环境下的竞争力。

2）低度的责任心。公社不过是一个分工极不发达的原始农业组织，与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的现代企业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落后状态根本不足以培育责任心。

3）保守性，处于依附状态且无责任心的社员不可能有专注于创新的动力。

4）怠惰，这确是一个有伤颜面的贬词，但凡目睹过公社时代的大呼隆劳动场面的人，真还难以否认这一事实。

顺便指出，人民公社时代几乎百分之百的劳力投入，尚不能填饱国人的肚子；而今天几乎仅仅依靠老弱病残在为13亿人生产粮食，而且效果似乎并不算坏。

对于由公社制度所培育的集体主义，已无需更多的解释了。如果认可对集体主义的上述诠释，就不可能不明白，何以中俄两国民众格外愚忠于君长；何以都盛行权威崇拜与群众性的歇斯底里；何以在人为灾难泰山压顶般袭来时，大家都逆来顺受，几乎无人挺身而出；何以两国都热衷于鼓吹集体主义、坚决抵制西方的“个人主义瘟疫”；何以俄罗斯人只顾懒洋洋地喝伏特加，守着黑土地而依赖外国的瓜果菜蔬。

正是这种集体主义之病，妨碍了中俄成为第一流国家。

但客观地说，我们的集体主义之病，远轻于俄罗斯。

我们的公社传统毕竟薄弱得多；古代的井田制更加遥远，不再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国民绝不怠惰，而且，至少其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不乏进取心与创业冲动，不乏冒尖的勇气与引领天下的豪情。

这就毫不奇怪，至少在经济方面，中国与俄罗斯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比俄罗斯拥有更优越的精神传统。因为此处仅考虑了公社这一因素，两国的历史遗产毕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