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伦理

当今世界无疑正值多事之秋，大国崛起而又强手林立，外交舞台上好戏连台，岂不引世人注目！于是舆论界充满对外交的评论，话题遍及外交的道义、准则、策略与成败，而我却独有兴趣于外交伦理，这似乎是一个有几分冷僻的议题。

交友之道

可与外交相对照的私人日常生活行为，无疑就是交友了。为了在字面上更好显示出两者的对照，下面改称交友为私交。

从规模上看，外交与私交天隔地远，似乎不宜相提并论。

不妨参照一下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的时代，外交舞台上列强们折冲缠斗，用尽种种计谋手段。马克思不禁深深感叹：素为世人珍视的那些交友之道，何以不成为各国信守的外交准则（大意）！交友之道，也就是私交伦理。

这样，不妨将关于外交的马克思理想简述为：

私交伦理应当成为外交伦理。

那么，在一般的理解下，交友之道应包含哪些要素呢？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理解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至于在实践中有何差异，那是另一个问题。

诚信
信任，无疑是友谊的主要力量源泉，在信息工具极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被古之圣人认作个人反省的主要事项。古代人一诺千金，甚至宁弃生命，也绝不失信于朋友，这种事例，史不绝书。

现代人已不必轻易搭上生命了，但对于承诺的看重，依然有很高的道德价值；信守对朋友的承诺，自然更不待言。

忠诚
古人将忠诚看作是坚守人伦大纲的主要守则，对朋友的忠诚亦在这种纲纪之内。

对朋友的背叛，即使不能完全比拟于对君上或父母的背叛，也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失德。因为朋友之间并无血缘或权力纽带的联系，“忠于朋友”更加难得，似乎具有更高的价值，在民间社会中受到更多的称颂；忠于朋友的典型事例，往往演绎为脍炙人口的传奇。

互助
一定程度上的互助，乃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必要条件。但互助的强度差别极大，朋友之间显然需要高度的互助，否则就有伤朋友之谊了。在朋友受到侵犯面临生命威胁之际，能否舍身出手，确是一种生死考验，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情谊
朋友之间那种亲如手足的情谊，细腻而温馨，体现在亲密交往的无数细节中，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对于人类这种有感情的动物而言，“但有真情在”，就不难心领神会。

外交家们行事时，未必会想到这类交友之道。至于普通人，则常常不免本能地依据这类交友之道，来想象外交上应当如何行事。

外交伦理

当代外交伦理中，至少有一部分已具有法理的形式，其依据来自于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协定；但更多的部分源于历史地形成的国际惯例。

总体来看，外交伦理并不受某部“成文法”的约束，显得边界模糊，似乎无影无形，这是它的软的一面。

另一方面，对于外交伦理的认知，国际社会仍然有很高的一致性，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违背外交伦理，公然践踏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正是外交伦理的约束力量之所在，这是它的硬的一面。

外交伦理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诚信
国家之间的承诺，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具有很高的约束力；公然违背外交承诺，将给外交信誉带来巨大的损失。

外交上诚信很差的国家——朝鲜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势必陷入孤立境地。

但须注意：外交上的诚信并不意味着开诚布公、坦荡无私；没有哪个国家愿做这样的君子，轻易以核心秘密示人。即使外交谎言，也不一定是什么很丢人的事情。政府发言人应对外国的责难时，标准的回答总是：纯属捏造，绝无此事！

忠诚
对于外交伙伴的忠诚，意味着始终不渝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直到该义务被解除为止。有意逃避义务，甚至致力于与履行义务相反的行为，都意味着对外交伙伴的背叛。

经常背叛的记录必然使外交信誉扫地。但是，外交上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与特定伙伴永远捆绑在一起，也不意味着忠诚于“专一”的伙伴。在外交上完全可以“朝秦暮楚”，只要不违条约；“滥交”朋友更是好事，邦交国越多越好。

互助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邦交国自动地具有互助的义务。但除了条约特别规定者外，承担义务的多少弹性极大，并无多大约束力。各国通常按惯例行事，也不能不考虑到关系的疏密。例如，对于受灾国，我们的捐赠可多至数千万，也可以少至区区十万。

平等
邦交国在国格、外交地位上平等，在礼仪及相互关系的种种事项上遵循对等原则，例如互相派驻同级的外交代表，对来访的对方首脑提供同等规格的礼遇等等。

互不侵犯
这意味着对邦交国的利益——包括领土、物产、财富、主权 、政体、国家尊严等等——不表现出任何直接侵犯的行为或意向。

违背此原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可能导致邦交的破裂。但是，对邦交国利益的间接触犯并不在此列，否则将不能有任何国际竞争可言。

例如，我大量进口石油，势必抬高油价，这就可能损害某个石油进口国的利益，没有人会因此而提出外交抗议。

对邦交国的批评也不能一概当作侵犯，斥为“干涉内政”；否则，国际社会就只有彻底噤声了。试想，对于波尔布特与金氏家族这样的异类，全世界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倒行逆施，残害同胞，默不作声，这个世界还有道义可言吗？仅当你采取武装干涉或秘密颠覆一类的实际行动时，才谈得上“干涉内政”。

如果像今天某些人所主张的，将“不干涉内政”原则抬到绝对的高度，即使马克思在世且当政，也只好闭眼不看世界了。

官方性
外交完全是一种官方行为，应遵守官方履职的正式礼仪及相应的文牍规范。

民间交往对于国家关系可能有间接影响，但不能代替正式的官方行为。官方对于本国的无力约束的民间行为不承担责任。例如，面对《纽约时报》的对华不友好言论，对美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就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某个泰国公民潜入马来西亚，即使杀人放火，马来西亚也不可能抗议泰国入侵，除非有证据表明此人受泰国官方派遣。

外交与私交

上面的表述，在外交与私交之间呈现出某种明显的对照，我们正要借助于这种对照来阐发某些理念。但得预先指出，这种对照是不完美的，仅有相对的合理性。特别要强调，两者远不是一回事。

在规模与形态上，外交与私交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两者性质上也不相同，外交并非只是私交的放大。例如，邦交关系可能很浅，远不足以与密切的私交对应；私交的更合适的对应或许是“盟邦”一类的关系。

深度的私交不亚于兄弟；即使是最密切的邦交，所谓同志加兄弟，也不过是一种天真烂漫的幻想，切不可当真。曾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现在如何了？

作了如此充分的保留之后，现在可将外交与私交加以对照了。

至少从字面上看，外交伦理与私交伦理有一个高度类似的部分，即两者都包含诚信、忠诚、互助这样的要素。

不过，即使就这些要素而言，想必你已注意到，外交与私交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其区别可概括为：私交的要求更强，更为严格。

例如，如我们已指出的，对邦交国的诚信限于兑现受协定约束的承诺；对私交而言，这只是诚信的底线，朋友之间更少不了襟怀坦白、肝胆相照。朋友未必没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但情谊必定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因素。

至于外交，并不少友谊的宣示，但最好仅将它当作一种姿态；外交场上的永恒砝码只能是利益！不要一看到奥巴马拍奥朗德的肩膀了，就立即断言美法友谊如何如何。对于人们今日津津乐道的“中俄友谊”，亦应作如是观。

外交伦理的官方性当然不能与私交伦理对照；而私交伦理中的“情谊”要求也不在外交的考虑之中。以上两者的区别如此明显，都不必置论。

此外，外交伦理似乎还多出两条要求：平等与互不侵犯。但并不能因此而误解为外交伦理比私交伦理要求更高。

朋友之交，岂能不要求平等与互不侵犯！但对私交来说，这种要求实在太平凡了，以致根本无需形之于笔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大体上，外交伦理要低于私交伦理。

其所以加上限定词“大体上”，是因为如已指出的，外交与私交并不能完全对照。我们将上述结论称为“关于外交伦理的第一定律”。

如果认可“第一定律”，对于外交就不要抱过于天真的幻想，尤其不要指望邦交国对你表现出什么情谊。

无论你对普京有多么美好的期待，普京肯定还会将先进武器运去印度与越南，这是他认定的的国家利益，况且，这也不违背什么外交承诺——他不可能对中国作这种承诺。

在两国首脑互访之后，中韩两国似乎进入了某种蜜月期。但一些天真的人会很失望：韩国依然考虑参加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对于中国发起的亚洲货币组织表现消极……。

朴槿惠能不这样吗？你从哪里看到中韩邦交对韩国有这些约束？访问北京的奥巴马还没走远，其乐融融的酒宴上碰杯之声尚未消逝，美国军舰已在南海上游弋了。我们心中不快是自然的，但应当提出外交抗议吗？人家在公海上！这不是能用外交解决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表达愤怒的最好方式是，将军舰派到加勒比海去！如果今天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能用邓小平所嘱咐的韬晦功夫了。

于是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演出的，总是合纵连横，而不是桃园三结义。

对于这种不尽人意的现实，你只能适应，并尽可能因势利导，切不可对外交伙伴作一厢情愿的期待。拍普京的肩膀并告以“性格相同”套近乎，都不会有什么意义。

这样看来，“第一定律”的后果不免十分消极。

逻辑上非常自然的是，在私交中必须信守的一些道德戒律，例如不得以怨报德，在外交上完全不必遵守，只要这样作不违背外交义务。

这就意味着，从平常交友的准则看来属于失德的某些事情，从外交伦理看来可能并不碍事；或者说，通常对于私交上有失道义的那些责难，用在外交上未必行得通。

当我们大义凛然地谴责某个邦交国背信弃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如何如何”时，重要的不是急于为加大火气添油，而是仔细审视一下，对方确切地违背了哪些外交条约、协定与承诺。

在外交角斗场上，发怒与咒骂根本无济于事。

既然外交伦理低于私交伦理，那么两者之间就有一个差距或者余量。

该差距并非各国外交家们的随意设定，而是当代国际条件与外交史的长期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差距愈小，外交伦理就愈接近于私交伦理，“让平常交友之道成为国际间信守的准则”的这一“马克思理想”，就愈接近成为现实，国际交往就具有愈高的文明水平。因此不妨说：

外交伦理与私交伦理的差距，是全球文明水平的一个尺度。

对全人类来说，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是，种种迹象表明，上述的差距呈缩小之势；尽管缩小的速度异常缓慢，外交伦理毕竟确定无疑地日益趋向于私交伦理。这当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于是，我们就有如下结论：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外交伦理与私交伦理的差距日益缩小且将趋于消失。

这应算是“关于外交伦理的第二定律”。

如果说，“第一定律”带来的是坏消息，那么，“第二定律”则传递出好消息。

你所看重的任何一条交友原则，例如“互诉衷肠，心无隠曲”，即使还不是当下外交的现实，也可以相信，它必定是明日外交的可指望的远景；在最乐观者看来，它似乎已开始部分实现了。

即使是那些似乎十分严格的交友原则，例如“永不背叛朋友”，依据“第二定律”，也可以指望它最终将成为外交中的常态。也许这一天还十分遥远，但相信有这样一种远景可以期待，相信“马克思理想”终将成为现实，对于人类该是多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