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产之惑

在一个富翁遍地的时代，谈到私产时仍然不免有些张皇失据，对于私产的多年鞑伐影响力之大，就无需多说了。即使在今天，私产的善恶与利弊，仍然是一个几乎困扰着所有人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它是万恶之源，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世间第一美事；更多的人则莫衷一是。无论你腰缠万贯还是不名一文，终归绕不开私产二字。

私产之恶

此刻，很可能你正端坐在自己那有产权的美宅中，这意味着你已是私产主了。除非出租，这种私产不能给你带来利润，它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感兴趣的是，能产生利润的经营性私产，更直白地说就是资本家的私产。

私产之恶，尽人皆知，也并非全是教科书灌输的偏见，你亲眼所见的证据，就不可胜数。也不必记起你爷爷说过某个黑心资本家如何如何，只要看看今天你身边的事物就够了。

或许，你正在为买了一件伪劣商品而怒火中烧，尽情咒骂那个欺骗了你的黑心店主。今天，零售业几乎是私人经济的一统天下；私产表现如何，这正好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观察窗口。

没有人在意，诚实经营的店主究竟占多大比例——未必有人准确知道这个数字。你记得的只是，在商场上已经吃亏无数，上当无数。

遇到这类习以为常的事情，年轻人或许不大在乎，只是往心里积累一点经验；上了年岁的人就逢到发泄牢骚的机会了：过去哪会是这样，到处一个价格，明码标价，老少无欺——他说的是毛时代，尽管那时商店货架上多半空空如也，没有票证几乎买不到任何东西，对有办法开后门的人羡慕至极。

确实，今天的商业道德不佳。即使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商界巨无霸，也是投诉无数，纠纷不断，“全球第一零售商”的招牌，并不能抵挡消费者不满的汹涌暗流。

那些资格更老的商业帝国，如沃尔玛、麦当劳等，诚实记录似乎不坏，但也难免瑕疵。注意商业报道的人，偶尔也可以在媒体上找到涉及这类公司的丑闻。例如，揭露麦当劳劣质食品的新闻，就不只一次。

至于国内规模较小的零售商，其信誉就更不堪问了，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欺蒙拐骗，那是家常便饭。出入商场而想要心情良好，就只有修炼耐心了。

劣质商品并非源出商家，自然要追责到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商。今天，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实际上已私营化了，产品质量问题直接找政府是没用的。

最不出门的家庭主妇，都知道温州、义乌、晋江、中山这些地方，那里的私家厂商不仅几乎供应了全中国的小商品，实际上供应了全世界！谁没穿过温州的鞋子？价格没问题，但论质量就要做好随时更换的准备了。

毛时代的食品匮乏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但今天还保留着那种印象的人已经不多了。人们的注意力早已集中到劣质食品，消费者的最大愤怒可能都在这上面。

无论过去与今天，生产食品养活亿万人的，都是农民，何以独独今天的食品问题多多呢？区别在于，今天的经营模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农民直接为市场而生产；或者说，他正像资本家那样经营，其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他当然要将更多的农药洒在菜叶上，给猪喂更多的瘦肉精，在食品中加入更多的化学品，在牛奶中放更多的三聚氰胺……，除非某个强势的监督机构管住了他。

在利润面前，道德、良心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

有了这一切，人们的愤怒就逐渐集中到一点：这不是私产惹的祸吗？如果说，消费者大众不过是一点模糊的意识，那么，左派理论家就旗帜鲜明：私有化是万恶之源！其实，当今中国还谈不上完全私有化，那不过是左派们危言耸听罢了。

关键是，私产是不是罪恶之源？

追求利润的私产不免干下许多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必也不能否认的事实，那是人的本性使然，原不足为怪，而且中外无别。西方思想家谴责私有制的论著多不胜数，西方文学作品中对私有制罪恶的描写也是淋漓尽致，这些，是中国知识界早已熟知的。

不过，视野更广的人士也知道，关于资本家的种种恶劣记录，在西方早已是陈年旧事；工业化早期的许多弊病，今天在西方几乎绝迹了。

同样是资本家，诚实经营在西方已经成为常态；即使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圈子中，情况也大体如此。其所以发生如此奇迹般的变化，当然不是资本家的人性突然向善，那不过是密如蛛网的社会监督管治的结果，而这种监督乃是逐渐完善的法治社会所提供的。于是，结论只能是：

被法治管制的私产能够文明地经营；而失去监督的私产很可能成为罪恶的渊薮。

因此，私产可能为恶，亦可能为善，端赖法治环境之良痞。无视社会环境而一味谴责“私产之恶”，并无意义。

公产如何？

要彰显“私产之恶”，势必要确证“公产之利”。

在标准的意识形态语言下，“公产”就是“前三十年”中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产业。今天的左派文人，依然在津津乐道，公产的优越性如何突出，成就如何辉煌。保持记忆——或者不强行抹去记忆——的国人当然知道，这不是事实。

恰恰相反，在前三十年中，公产的表现差得不能再差了。公产留下的成功记录少，失败的记录多，而且都是不堪忍睹的惨败。像大跃进、大饥荒这样一些标志性的大事，说到它们唯有勾起人们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不说也罢，反正这些事实在全世界都是尽人皆知的。

不过，如果就用这样一句话打发过去，那么当代人还是无法理解，公产的表现何以差到这种程度？在理论上，或者在人们的期许与想象中，公产似乎还是有优势的。因此，不能不提到某些事实，用以说明公产的失败有某种必然性。

在毛时代，公产的典型载体就是人民公社了，恰好人民公社败得最惨。中国农民在几乎原子化的个体农业经济中生活了几千年，从不知道任何组织化的经济共同体，更无集体生活的观念与习惯。

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是行政力量从外面强加给农民的。当然，中国农民也是全世界最好的顺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即使并不喜欢人民公社，也不会有任何抵制行为，但积极性就没有了。这种状态，一开始就注定了人民公社的失败。

在中国的特有条件下，农业“公产”的失败有值得区分的两层理由。其一是一般性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不符合农业经济的固有特点，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在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东方阵营，集体农业遭到惨痛失败自不待言。即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型农业企业也表现不佳；以色列的一些农业公社颇为成功，或许是唯一的例外。

第二个理由是特殊性的：毛用一些异想天开的浪漫思想主导农业，更使本来缺乏生命力的公社制度雪上加霜，直至酿成大饥荒惨剧。大跃进时期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亩产**万斤”新闻，只是毛的浪漫主义农业畅想曲的部分事例。

这种胡作非为，即使在前苏联、东欧，也是骇人听闻的。将农业秩序破坏到这种地步，要想不饿死人也难了。

前三十年中，较之于糟糕透顶的农业，工业的情况也不更好些。只是因为，当时的工业规模很小，涉及的人口远不如农业多，况且工业毕竟不管吃饭，它的灾难影响也就小些。

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国有化程度更高的工业运行得好些。恰恰相反，那时的工业管理更乱，效率更低，浪费资源更多，改造更困难。后三十年中，真正有前景的企业几乎都是新建或引入的，而留下来的那些老式企业几乎全部垮掉，留下了凄厉惨淡的“铁锈地带”。

与农业一样，公有制工业的失败也有两层理由。一般性的理由是，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举世公认的，就是在工业发达社会中，经营得好的国有企业也是凤毛麟角；否则，欧洲就不会在经历了短暂的国有化浪潮之后，重新启动私有化。撒切尔夫人，正是因其演绎了最激动人心的私有化故事，而赢得了全球声誉。

特殊性的理由是，毛主导工业的狂想，更加浪漫，更不切实际，后果也更令人啼笑皆非。在许多荒唐事例中，举一个就足以说明问题：毛执意要发动群众建小高炉炼钢，在高潮中，炼铁炉建到了乡村、学校，甚至建到了宋庆龄家中！这一壮举的后果是，几乎砍光了全国的森林，收获的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铁渣。

因此，在迄今的社会条件下，“公产之利”不过是一种无端想象。

私产之利

对于私产，我们已经说了一大堆坏处；同时也指出：在法治环境下，私产之恶可以得到遏制。不过根本的问题是：私产有益处吗？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关键在于，能否举出确凿无疑的实证，用以说明私产确乎有益。喜欢事事请教老祖宗的人，不妨看看以下这段文字：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共产党宣言》）

简言之，资本家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当然也就是私产的成就。只是，马克思所说的是1848年之前的情况。马克思断言，资本家的事业那时已经到了一个拐点，这意味着在1848年之后将走下坡路。

然而，大大出乎马克思意料的是，后来的近170年中，资产阶级创造了更加不可想象的奇迹，以致再没有人敢轻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相反，倒是有一个叫福山的人出来向全世界宣布“历史的终结”，言下之意是，不再有什么开启历史新纪元的事情了，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世长存！

这种狂言自然令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愤慨万分。但在苏东轰然倒塌之际，社会主义者也没了挺身而出进行反驳的底气。

即便如此，也只是说明，在世界其他地方私产颇具活力；在中国情况如何，似乎另当别论。人们沿袭多年的信仰仍然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况且，后三十年中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在世界经济衰退中，让中国一家独秀，不恰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明证吗？

对此许多人深信不疑，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经济崛起是真的，但它除了说明资本主义能创造奇迹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想必你以为我用错词了。不！一点没错，我要说的正是：
资本主义在中国创造了奇迹。

让我们的外汇高居榜首、让我们的GDP高居老二的，其主要力量难道不是将“Made in China”推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民营企业以及生产外国品牌的合资企业？除此之外，我们能拥有多少自己的品牌、独立开发的技术、完全自己制造的生产线？

让贡献无数外汇的代工厂能够运转、让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让全国高速公路网与高速铁路网在短期内奇迹般地成形，其主要人力资源，难道不是那些为微薄工资而离乡背井的农民工？而如果没有邓小平果断地解散人民公社、恢复农业个体经营、真正解放农民，哪来这样一支劳动大军？

从毛时代的传统看来，以上每件事情都是绝难想象的离经叛道。让这一切终成现实，除了1970年代末的关键性政策转轨之外，难道不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大环境提供了历史机遇、信息、技术、知识与参照物？难道不是WTO结出的硕果？

如果认可这一切，还能说，中国的经济成就不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证明，而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吗？如果是后者，今天的经济奇迹应当早出现在大跃进年代了。

经济现实只能说明一件事：私产不仅不是万恶之源，实际上是经济的动力之源！

那么，私产何以具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全世界肯定有无数的思想家在寻求答案。从下面简单的几句话或许能略窥一点玄机。

现代经济生活中，任何经济活动都可归结于企业家行为，无论企业家是自然人、法人还是政府代理人。一个基于人类共同经验的基本事实是，经济效益首先来自企业家的经营动力；而仅当企业家的权利与责任明确且一致时，企业家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权责一致有赖于产权明晰；后者唯有在私产条件下才得以真正实现。这就毫不足怪，私产仍然是现代经济活动最合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