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治国
前30年的无比辉煌,主要体现在几个典型上:大庆、大寨、雷锋、焦裕禄……。那时,依靠典型,已经成为治国的不二法门。这当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
只是,这种治国法门成耶、败耶?迄今似乎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大庆
大庆作为中国的石油之都,至少已有50年的历史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光景惨淡的1960年,大庆油田的开发不啻是神助的奇迹,在中国人心中唤起了多大的激情,只有亲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时,就好像国家的命运、全民的祸福、民族的未来,都全系于大庆的成败了。
无论出于有意抑或无意,大庆的草创被赋予了无限的神秘色彩,甚至在几十年中,中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大庆究竟在何处,更别谈从普通地图上找到它了。
然而在毛时代,大庆与其说是一项经济成就,还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成就:赋予它的种种政治光环,竟让其经济贡献倒退居次要地位。
那时,报刊上鼓吹得最多的是:大庆的崛起,是对苏修的沉重打击;大庆的成功,是依靠群众路线的工业化道路的伟大胜利;大庆的样板,是独立自主的经济方针所创造的奇迹;大庆的模式,是中国工业发展经验的结晶;大庆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体现……。
要将这一切概括得全面准确,非政治理论家莫能,区区企业经理岂足胜任?一个企业——也不是什么集中国家精英的高科技企业——竟然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圣地,完全是毛那深奥的治国哲学的独创,外界人士哪能轻易洞悉?
如果以为,大庆仅仅是作为精神样板影响其他工业行业,那就太低估大庆了。实际上,大庆向全国的大进军,很快就实现了对中国工业界的全面统治,只是这一过程及其后果不太为外界知悉罢了。
有赖于毛亲自喊出“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大庆在工业系统取得了至尊的地位。在中国特有的治国模式下,这一精神优势不可能不转化为权力优势。在大庆崛起的最初20年中,它向中央与地方机构输送了130余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包括2位副总理,1位部长),800多位副局级以上干部。文革10年中主管全国经济的余秋里,正是原大庆石油会战的组织者。国家工业部委的主管,40%来自石油部。
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大庆精神”对全国工业领域的统治达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文革期间的中国工业,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大庆会战”而已!
毛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难道不是响当当的顶级样板吗?在那个高度缺乏信息流通管道的年代,人们不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以大庆为代表的石油行业,毕竟解决了中国经济的燃眉之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提供了国家财政税收的1/5. 这是一个金盆子啊。
然而好景不长。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其他众多工业行业的迅速崛起,抱残守缺的石油行业逐渐相形见绌。曾经光芒四射的大庆与大庆精神,也被揭去其面纱,逐渐露出其真实面容。人们终于发现,大庆不仅不具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先进性,实际上遵循一种荒唐落后的工业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阻挡中国工业进步的桎梏。此中内幕胜似传奇,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实在难以尽述。下面仅以一个事例来见其一端。
年纪稍大的人都会记得,一个叫王进喜的工人几乎与大庆齐名。过去的宣传一直说,正是铁人王进喜在大庆打出了石油。今天我们才知道,大庆发现油田时,王进喜还在数千里之外的玉门!
在那个年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者是谁,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庆以及以大庆为榜样的整个石油系统,其恪守不易的传统是:发现油田的新闻,一定要与树典型、突出标兵这种政治哲学一致。
大庆第一个油田的发现,不是一定得归功于王进喜吗?首创权与专利权这种“资产阶级”的玩意,是根本不予考虑的。由于大多数油田是地质部门发现的,而这就有碍于宣传石油系统的典型,因而根本见不到发现人的名字。那些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地质专家,无论其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已习惯于默默无闻,大多清苦一生。
这种荒唐的大庆模式,到1990年代终于遇到了麻烦。那时,石油系统依然宣传几十年前的老经验,钻井技术极其落后,与当时引进的外资公司差距竟在10倍以上。
一位天才的石油专家郭永峰,在仔细研究了中外钻井经验之后,设计了一口新油井,其产量竟是老井的100倍!正是这一油井的开发,导致发现一个大气田,成为石油行业20年来最重要的新闻。
事件的爆炸性还在于,此公并不满足于就此打住,他就势总结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以演讲与论文形式,在国内外广泛宣讲,强调他的成功主要有赖于国际上的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根本无涉于这精神那精神,而且痛詆石油行业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这就触怒了几十年来唯靠吃大庆饭维持技术与权力垄断的石油官僚,受到整个石油行业的封杀,以致酿成轩然大波。但唯事实是从的时代潮流已无法阻挡,正致力于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的最高层,也不愿继续偏袒顽固守旧的石油官僚。
于是,统治中国40年的大庆红旗,终于淡出历史舞台。大约从2000年起,大庆的名字就很少见于报刊的头版头条了。至于石油官僚余威犹存,那是众所周知的。
大寨
与大庆齐名的大寨,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是家喻户晓。与大庆不同,大寨更有一个标志性的招牌,那就是始终缠羊白肚头巾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
与早逝的王进喜不同,陈永贵全过程地参与了文革,而且在最高领袖的力保之下进入了权力核心,深度介入当时的中国政治。只是这样一来,陈永贵就无法逃过随四人帮失势而来的整肃,1980年代初就出局了,因而大寨这个样板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工业不同,上世纪的中国农业还主要依赖于原始工具,是最远离科学的人也乐于滥发想象力的更适当的行业。
前30年中,一些最荒诞不经的胡闹——亩产10万斤的卫星;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砸锅卖铁炼钢铁;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等等——都出在农村。在农村比较容易也更需要扶植典型,大寨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与大庆比起来,大寨经验更容易概括,也更简陋直观:战天斗地、移山填谷;新开梯田、人造平原;大队核算、政治记工,等等。
这一套东西,只要有一股蛮劲——更恰当地说,是不在乎农民兄弟流血流汗——就能实行,因而很容易推广。这样,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千百个大寨,让老人家喜笑颜开!只是,这丝毫无助于解决老百姓的肚皮问题,在江青倒台前夕的1976年,全国农村一片萧杀、惨不忍睹。
那年月的世道是,一样东西越不灵、越不得人心,就会越起劲地鼓吹。“农业学大寨”的全国性会议,就不知开过多少次;1975年在大寨召开的那次,尽显了邓江两人的政治角斗,因此而特别载入历史。
与大庆一样,大寨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乡村,而实实在在地成了接受万人朝拜的圣地。1976年9月,就在决定命运的生死搏斗即将到来的那几天,江青还兴致勃勃地去大寨流连拍照。大寨哪有什么风光值得欣赏,她或许更在意去获取政治斗争的灵感。只是,无论江青还是大寨本身,都已近黄昏了。
邓小平时代的第一件最显效果也最得人心的事情,就是将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从而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30年的吃饭问题。绝对不容忍个体经营的大寨模式,当然不再成为样板,它数十年中作为典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雷锋
雷锋是毛时代“好战士”的典型,当然不是大庆大寨一类的对象。但典型的本质要求——各行各业都应以之为样板——却是一致的。
雷锋(1940—1962),一个经常笑容可掬的普通士兵,除了在神秘摄影机永不离弃的跟踪下勤于做好事之外,并没有什么惊人业绩。他自己想必也不会料到,在死去后不久的1963年,突然奇迹般地被抬高为现代中国第一英雄。
对于雷锋的种种善行,当然不应无端怀疑。他做的那些事情:资助有困难的战友或陌生人;在公共场所从事公益活动;对无助的老幼提供帮助,等等,都值得肯定与提倡。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些善行本应是常人皆愿为之。竟然将其抬到一个让人目眩的高度,恰恰彰显了国中善行之稀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只能贻笑于全世界。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时代的形象策划师们竟然懵然无知,实在是太可悲了。
如果以为,雷锋可作为中国版的特蕾莎,或者现代版的观音大士,那就完全误判了,那种圣徒般的好人,根本不合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雷锋的行善,首先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他的一句广泛流传的箴言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幸而雷锋没有活到文革;否则,对刘少奇最残酷无情的就必定是他了。
雷锋与其说是一个道德模范,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范儿,一个那时代强调需要的革命螺丝钉。毛刘林等的治国理念或许不尽相同,但在需要螺丝钉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他们同样兴致勃勃地一起为号召学习雷锋题词,岂足怪哉!
典型的得与失
社会之需要典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尤其看重典型,自古就是如此。历代统治者所特别赏识的那些人和事,都被供奉在圣殿中,供人顶礼膜拜,追崇效仿。三代是太平盛世的典型,姬旦是贤相的典型,关羽是义士的典型……。
现代欧美法治社会,并不特别依赖典型,但也不刻意弃绝典型。
如所周知,瑞典是现代民主福利社会的典型,最先实行泰罗制的福特公司是现代企业的典型,乔布斯是成功企业家的典型,等等。
典型的价值,既在于其可供借鉴的经验,那是结晶了人类智慧的财富;更在于典型所具有的特有的感召力与影响力,这是难以估量的精神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前30年中注重典型有其合理性。如果仅在一定的限度内运用典型,那么并不失为一种良策。
问题是,在我们这里,运用典型岂仅仅顺势行之而已,完全成了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国策,成了“典型治国”!其合理性就不无疑问了。
首先,你如何能保证,所选定的典型恰好具有正面价值呢?前面所说的大庆、大寨与雷锋,是否确为正面典型,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久矣,此处且不说它。比这更根本的问题是:典型应当是从现实生活中自然涌出,还是由贵人指定?
在民治社会中,自然不会有钦定典型这种事,即使某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定了,也不会有人买账。在举国体制下,当然就只有靠钦定御颁了。但任何尊者的眼光也难免有局限,就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据说钦定的陈永贵就曾被举报当过汉奸,但既然已进了众神殿,岂可轻言移走?“顾全大局嘛”(周恩来语)。
其次,在任何情况下,依靠典型治国,都有悖众所公认的现代理念。如前所说,典型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历来被指为唯心主义的欧美,从来不仰赖这种精神力量;自命为唯物主义者的人,却坚信典型这种精神力量能战胜一切,岂非咄咄怪事?
与其靠典型治国,不如靠制度治国。学雷锋已经50年了,你能自信说社会道德超过新加坡吗?新加坡并没有自己的雷锋,只是制度更健全而已。如果我们的父母官,将成天折腾学这个学那个的时间,转花到健全制度上去,那才是民众之福。
即使是真正的正面典型,难道就没有时效性,该永远做下去吗?且不说典型也可能堕落,至少你得承认“江山代有才人出”,就不能让更胜一筹者来领风骚?
那个靠蛮干起家的大庆,在万马齐喑的1960年代,用来鼓鼓劲也未尝不可。但明知它那一套落后的经营理念已不合时宜,还要它充当领头羊,就成为产业现代化的绊脚石了。郭永峰的总结是:1960年以前,与苏联的先进技术接轨;1980年以后,与欧美的先进技术接轨。两者都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唯独中间20年用大庆精神单打独斗,一直在落后局面中转圈子,还自鸣得意,岂不可悲!
无论理论家们如何去为前30年辩护,就国家治理的实效而言,没有人能确证,前后30年在同一个水平上。改革开放当然举措多多,但适时地将大庆与大寨这两个典型撤出神坛,无疑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今天,似乎并无迹象表明,要填补由大庆、大寨留下的空白,实在是国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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