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治国

前30年的无比辉煌，主要体现在几个典型上：大庆、大寨、雷锋、焦裕禄……。那时，依靠典型，已经成为治国的不二法门。这当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

只是，这种治国法门成耶、败耶？迄今似乎还缺少系统的研究。

大庆

大庆作为中国的石油之都，至少已有50年的历史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光景惨淡的1960年，大庆油田的开发不啻是神助的奇迹，在中国人心中唤起了多大的激情，只有亲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时，就好像国家的命运、全民的祸福、民族的未来，都全系于大庆的成败了。

无论出于有意抑或无意，大庆的草创被赋予了无限的神秘色彩，甚至在几十年中，中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大庆究竟在何处，更别谈从普通地图上找到它了。

然而在毛时代，大庆与其说是一项经济成就，还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成就：赋予它的种种政治光环，竟让其经济贡献倒退居次要地位。

那时，报刊上鼓吹得最多的是：大庆的崛起，是对苏修的沉重打击；大庆的成功，是依靠群众路线的工业化道路的伟大胜利；大庆的样板，是独立自主的经济方针所创造的奇迹；大庆的模式，是中国工业发展经验的结晶；大庆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体现……。

要将这一切概括得全面准确，非政治理论家莫能，区区企业经理岂足胜任？一个企业——也不是什么集中国家精英的高科技企业——竟然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圣地，完全是毛那深奥的治国哲学的独创，外界人士哪能轻易洞悉？

如果以为，大庆仅仅是作为精神样板影响其他工业行业，那就太低估大庆了。实际上，大庆向全国的大进军，很快就实现了对中国工业界的全面统治，只是这一过程及其后果不太为外界知悉罢了。

有赖于毛亲自喊出“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大庆在工业系统取得了至尊的地位。在中国特有的治国模式下，这一精神优势不可能不转化为权力优势。在大庆崛起的最初20年中，它向中央与地方机构输送了130余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包括2位副总理，1位部长），800多位副局级以上干部。文革10年中主管全国经济的余秋里，正是原大庆石油会战的组织者。国家工业部委的主管，40%来自石油部。

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大庆精神”对全国工业领域的统治达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说，文革期间的中国工业，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大庆会战”而已！

毛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难道不是响当当的顶级样板吗？在那个高度缺乏信息流通管道的年代，人们不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以大庆为代表的石油行业，毕竟解决了中国经济的燃眉之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提供了国家财政税收的1/5. 这是一个金盆子啊。

然而好景不长。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其他众多工业行业的迅速崛起，抱残守缺的石油行业逐渐相形见绌。曾经光芒四射的大庆与大庆精神，也被揭去其面纱，逐渐露出其真实面容。人们终于发现，大庆不仅不具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先进性，实际上遵循一种荒唐落后的工业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阻挡中国工业进步的桎梏。此中内幕胜似传奇，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实在难以尽述。下面仅以一个事例来见其一端。

年纪稍大的人都会记得，一个叫王进喜的工人几乎与大庆齐名。过去的宣传一直说，正是铁人王进喜在大庆打出了石油。今天我们才知道，大庆发现油田时，王进喜还在数千里之外的玉门！

在那个年代，科学技术上的发现者是谁，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庆以及以大庆为榜样的整个石油系统，其恪守不易的传统是：发现油田的新闻，一定要与树典型、突出标兵这种政治哲学一致。

大庆第一个油田的发现，不是一定得归功于王进喜吗？首创权与专利权这种“资产阶级”的玩意，是根本不予考虑的。由于大多数油田是地质部门发现的，而这就有碍于宣传石油系统的典型，因而根本见不到发现人的名字。那些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地质专家，无论其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已习惯于默默无闻，大多清苦一生。

这种荒唐的大庆模式，到1990年代终于遇到了麻烦。那时，石油系统依然宣传几十年前的老经验，钻井技术极其落后，与当时引进的外资公司差距竟在10倍以上。

一位天才的石油专家郭永峰，在仔细研究了中外钻井经验之后，设计了一口新油井，其产量竟是老井的100倍！正是这一油井的开发，导致发现一个大气田，成为石油行业20年来最重要的新闻。

事件的爆炸性还在于，此公并不满足于就此打住，他就势总结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以演讲与论文形式，在国内外广泛宣讲，强调他的成功主要有赖于国际上的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根本无涉于这精神那精神，而且痛詆石油行业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这就触怒了几十年来唯靠吃大庆饭维持技术与权力垄断的石油官僚，受到整个石油行业的封杀，以致酿成轩然大波。但唯事实是从的时代潮流已无法阻挡，正致力于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的最高层，也不愿继续偏袒顽固守旧的石油官僚。

于是，统治中国40年的大庆红旗，终于淡出历史舞台。大约从2000年起，大庆的名字就很少见于报刊的头版头条了。至于石油官僚余威犹存，那是众所周知的。

大寨

与大庆齐名的大寨，在过去几十年中也是家喻户晓。与大庆不同，大寨更有一个标志性的招牌，那就是始终缠羊白肚头巾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

与早逝的王进喜不同，陈永贵全过程地参与了文革，而且在最高领袖的力保之下进入了权力核心，深度介入当时的中国政治。只是这样一来，陈永贵就无法逃过随四人帮失势而来的整肃，1980年代初就出局了，因而大寨这个样板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工业不同，上世纪的中国农业还主要依赖于原始工具，是最远离科学的人也乐于滥发想象力的更适当的行业。

前30年中，一些最荒诞不经的胡闹——亩产10万斤的卫星；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砸锅卖铁炼钢铁；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等等——都出在农村。在农村比较容易也更需要扶植典型，大寨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与大庆比起来，大寨经验更容易概括，也更简陋直观：战天斗地、移山填谷；新开梯田、人造平原；大队核算、政治记工，等等。

这一套东西，只要有一股蛮劲——更恰当地说，是不在乎农民兄弟流血流汗——就能实行，因而很容易推广。这样，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千百个大寨，让老人家喜笑颜开！只是，这丝毫无助于解决老百姓的肚皮问题，在江青倒台前夕的1976年，全国农村一片萧杀、惨不忍睹。

那年月的世道是，一样东西越不灵、越不得人心，就会越起劲地鼓吹。“农业学大寨”的全国性会议，就不知开过多少次；1975年在大寨召开的那次，尽显了邓江两人的政治角斗，因此而特别载入历史。

与大庆一样，大寨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乡村，而实实在在地成了接受万人朝拜的圣地。1976年9月，就在决定命运的生死搏斗即将到来的那几天，江青还兴致勃勃地去大寨流连拍照。大寨哪有什么风光值得欣赏，她或许更在意去获取政治斗争的灵感。只是，无论江青还是大寨本身，都已近黄昏了。

邓小平时代的第一件最显效果也最得人心的事情，就是将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从而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30年的吃饭问题。绝对不容忍个体经营的大寨模式，当然不再成为样板，它数十年中作为典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雷锋

雷锋是毛时代“好战士”的典型，当然不是大庆大寨一类的对象。但典型的本质要求——各行各业都应以之为样板——却是一致的。

雷锋（1940—1962），一个经常笑容可掬的普通士兵，除了在神秘摄影机永不离弃的跟踪下勤于做好事之外，并没有什么惊人业绩。他自己想必也不会料到，在死去后不久的1963年，突然奇迹般地被抬高为现代中国第一英雄。

对于雷锋的种种善行，当然不应无端怀疑。他做的那些事情：资助有困难的战友或陌生人；在公共场所从事公益活动；对无助的老幼提供帮助，等等，都值得肯定与提倡。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些善行本应是常人皆愿为之。竟然将其抬到一个让人目眩的高度，恰恰彰显了国中善行之稀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只能贻笑于全世界。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时代的形象策划师们竟然懵然无知，实在是太可悲了。

如果以为，雷锋可作为中国版的特蕾莎，或者现代版的观音大士，那就完全误判了，那种圣徒般的好人，根本不合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雷锋的行善，首先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他的一句广泛流传的箴言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幸而雷锋没有活到文革；否则，对刘少奇最残酷无情的就必定是他了。

雷锋与其说是一个道德模范，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范儿，一个那时代强调需要的革命螺丝钉。毛刘林等的治国理念或许不尽相同，但在需要螺丝钉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他们同样兴致勃勃地一起为号召学习雷锋题词，岂足怪哉！

典型的得与失

社会之需要典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尤其看重典型，自古就是如此。历代统治者所特别赏识的那些人和事，都被供奉在圣殿中，供人顶礼膜拜，追崇效仿。三代是太平盛世的典型，姬旦是贤相的典型，关羽是义士的典型……。

现代欧美法治社会，并不特别依赖典型，但也不刻意弃绝典型。

如所周知，瑞典是现代民主福利社会的典型，最先实行泰罗制的福特公司是现代企业的典型，乔布斯是成功企业家的典型，等等。

典型的价值，既在于其可供借鉴的经验，那是结晶了人类智慧的财富；更在于典型所具有的特有的感召力与影响力，这是难以估量的精神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前30年中注重典型有其合理性。如果仅在一定的限度内运用典型，那么并不失为一种良策。

问题是，在我们这里，运用典型岂仅仅顺势行之而已，完全成了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国策，成了“典型治国”！其合理性就不无疑问了。

首先，你如何能保证，所选定的典型恰好具有正面价值呢？前面所说的大庆、大寨与雷锋，是否确为正面典型，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久矣，此处且不说它。比这更根本的问题是：典型应当是从现实生活中自然涌出，还是由贵人指定？

在民治社会中，自然不会有钦定典型这种事，即使某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定了，也不会有人买账。在举国体制下，当然就只有靠钦定御颁了。但任何尊者的眼光也难免有局限，就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据说钦定的陈永贵就曾被举报当过汉奸，但既然已进了众神殿，岂可轻言移走？“顾全大局嘛”（周恩来语）。

其次，在任何情况下，依靠典型治国，都有悖众所公认的现代理念。如前所说，典型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历来被指为唯心主义的欧美，从来不仰赖这种精神力量；自命为唯物主义者的人，却坚信典型这种精神力量能战胜一切，岂非咄咄怪事？

与其靠典型治国，不如靠制度治国。学雷锋已经50年了，你能自信说社会道德超过新加坡吗？新加坡并没有自己的雷锋，只是制度更健全而已。如果我们的父母官，将成天折腾学这个学那个的时间，转花到健全制度上去，那才是民众之福。

即使是真正的正面典型，难道就没有时效性，该永远做下去吗？且不说典型也可能堕落，至少你得承认“江山代有才人出”，就不能让更胜一筹者来领风骚？

那个靠蛮干起家的大庆，在万马齐喑的1960年代，用来鼓鼓劲也未尝不可。但明知它那一套落后的经营理念已不合时宜，还要它充当领头羊，就成为产业现代化的绊脚石了。郭永峰的总结是：1960年以前，与苏联的先进技术接轨；1980年以后，与欧美的先进技术接轨。两者都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唯独中间20年用大庆精神单打独斗，一直在落后局面中转圈子，还自鸣得意，岂不可悲！

无论理论家们如何去为前30年辩护，就国家治理的实效而言，没有人能确证，前后30年在同一个水平上。改革开放当然举措多多，但适时地将大庆与大寨这两个典型撤出神坛，无疑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今天，似乎并无迹象表明，要填补由大庆、大寨留下的空白，实在是国家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