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与韩非

无论在古人看来，还是在现代话语中，孔夫子与韩非都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要存亡继绝，一个要革故鼎新；一个要遵先王之道，一个要以法为教；一个是儒家鼻祖，一个是法家之集大成者……。那么，从历史与现实的眼光看来，该如何评价这两个人呢？

尊韩抑孔

在中国大地上，曾席卷过尊法批儒的狂风暴雨。抛开文革期间荒诞离奇的政治逻辑不谈，实事求是地说，尊韩抑孔——实质上就是尊法批儒——有其不可忽略的理由。

此处所据的理由基于历史原则与功效原则。

首先，历史不站在孔夫子一边。孔子（前551—479）身处一个“历史大变局”时代，却不愿意面向未来，而是转过身去面向三代，注目于早已逝去的先王，以先王的远古遗训为最高准绳。

孔子高举先王的大旗，奔走呼号，力劝诸侯尊王攘夷，复古尚礼，改变纷纷攘攘的春秋乱局，再造自古相传的大同世界。然而应者寥寥，不仅列国君长继续志在兼并，就是士人也是分属诸子百家，争论不已，并不独归孔氏一门。

这并非孔夫子立论不正确、理想不纯粹、德行不高洁、学问不宏富、救世不勤勉，只是天下大势如此，真是“逝者如斯夫”，尊贵如孔夫子，也不免徒叹奈何！

反之，韩非（前280—233）身处七雄争天下的时代，意识到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终将风行天下，根本不在意远古先王的好恶，认为“敏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鼓吹“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主张“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厉行法治，建立一个以君主专制为重心、以等级制官僚系统为支撑的大一统帝国。

韩非本人最终并未成为帝王之师，而且不免身死秦国，是一个人生奋斗的失败者，但却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伟大成功者，只是其成功是借秦始皇之力而实现的。就此而言，韩非岂不高出孔子一筹？这并非韩氏理论更高明、理想更超卓、德行更纯正、学问更深邃、践行更执着，同样不过是天下大势如此而已。

可见，以历史原则来衡量，评价的天平不能不倾向于韩非一边。

其次，就经营天下而言，韩非与孔夫子奉行完全不同的治理哲学。韩非是真正可为帝王师的人，他对于国家治理，有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主张君主独持权柄，“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运用严刑峻法驾御臣下；认为君王当用天下之才，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至于孔夫子，除了力主全面恢复三代的礼教秩序、主张“为政以德”之外，对于国家的治理，并未提出任何现实可行的方案。而远古的治理方法，在当时已无现实性可言。

因此，就治国之道而言，站在战国时代来看，其高下立判：韩非的主张是现实、有效的，而孔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可行的。

可见，以功效原则来衡量，评价的天平也倾向于韩非一边。

综上，主张“尊韩抑孔”，也就言之成理了。

尊孔抑韩

在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中，韩非的学说全面胜利，高奏凯歌。不过，也是在这个时候，韩非主张的最终失败开始露出端倪。历史的天平逐渐倾向于孔子一边，尊孔抑韩取代了尊韩抑孔，而且此后持续了整整两千年！仅仅是存续时间之长，就不能说尊孔抑韩毫无道理了。

现在所据的理由基于稳定原则与道义原则。

首先，韩非学说的失势无疑与暴秦的迅速崩溃有关。如果一种学说，它的全面推行竟然使天下涂炭，使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陷入绝望，将天下变成一堆干柴，只待那个将在大泽乡爆起的火星，那么，无论那种学说如何立论严密、理由堂皇、包装艳丽，它都不免被天下人弃之如敝屣。在秦帝国土崩瓦解之际，韩非学说的命运就正是如此。

它或许不失一时之效，但其致命弱点是不能带来一个稳定的局面，无助于实现长治久安。

至于孔子学说呢，如前面所说，本来缺少治国方略，但经孔氏门徒及其后学推衍附会之后，却也洋洋大观，颇具规模，虽欠系统，但恰似一个百宝箱，可任凭信奉者取用。既然韩非或者法家之学在秦始皇之后声名狼藉，那么，秦之后的治国者就自然转向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说，尤其是在教义上与法家恰相对立的儒家。

汉武帝与董仲舒之后，孔夫子终于上升为王室的首席精神导师，后来更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公认教主，其影响历两千年不衰。无论孔学或儒学作为治国术如何欠缺，它的本质上的保守性、它对既定秩序的偏爱、它维护传统与人伦的执着，都使它天然地适于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借孔学之助，秦之后的王朝，大多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长期稳定，秦二世而亡这种情况，不过是一种偶尔间出的历史孤例而已。

可见，以稳定原则来衡量，孔夫子不能不更胜韩非一筹。

岂止稳定而已，孔学还以仁义见长。孔孟之徒，历来口含仁义，谴责暴政，反对肆意杀戮，力主以毛绒包裹那伸向被治者的拳头。

服膺孔学的历代君王，虽然未必将儒家圣人的这些教谕完全当真，但也不能不多少克制使用暴力。滥施暴力，在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无论统治者内心深处有多少真诚，运用权力时的克制，确实成了王朝时代的一项宝贵遗产，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在这一点上，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就差远了。倒不是说法家主张暴政，而是其极端君主专制的逻辑必然导致暴政。况且，法家公然反对仁政，从不谴责现实中的暴政；对于那些在严刑峻法下受尽奴役、九死一生的黎民百姓，毫无恻隐之心，史家称其为“刻薄寡恩”，已算很温和的评价了。

不少人认为，法家的许多主张，实际上被历代王朝采纳——例如以官吏任命制代替权力世袭制就是其中之一；但在历代官方政治哲学中，法家始终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其失败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看来，以道义原则来衡量，不能不说孔夫子又胜了韩非一着。

再尊韩抑孔

孔夫子与韩非的这番历史性博弈，依然没有画上句号；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向韩非倾斜了。世道翻转的缘由，与其说是因为法家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因为孔学的失败：孔学的统治不能挽回这个东方古国的衰朽，让它在这个乾坤倒转的世界中受辱蒙羞。人们发现，再次尊韩抑孔，或许能带来历史的转机。

对于尊韩抑孔的新定位，所据的理由基于法治原则。

只是，这个新的理由有些微妙。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已经写过千言万语，此处无需絮叨。不幸，一些深奥的理论家，竟然有意无意地将法家之治就当作现代法治了，致使法家的声誉一时陡然上升。

稍具现代法治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法家与法治的深刻差别；此处只要提到，法家完全不知道法律对最高权力的约束这回事就够了。不过，此处要强调的是事情的另一面：法家确实具有现代法治的某些元素。

在法家看来，除了高踞云端的帝王之外，所有人——包括官员——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是社会的唯一准绳，此外任何其他原则——包括先王遗教与圣人立言——都不能驾凌于法律之上，“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法律具有社会公认的神圣性，不以任何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如此等等。这些原则，在更完善的形式下，都被现代法治所确认。

另一方面，在上述各点上，孔学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孔子本人及其门徒，对于个人身份的看重，是众所周知的，而这就谈不上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在儒家看来，与意识形态化的“先王之道”比较，法律能算什么！至于儒家所独钟的“圣人之治”或者人治，绝不会让法律捆住手脚，“人言”之胜于法律，应被看成十分平常的事情。

以上种种，在我们的数千年历史中，已经司空见惯，在承平年代也许并不显得很糟糕；但在动乱年代，尤其是在近代的黎明期，这一切就愈益显现其野蛮与荒诞，愈益不可容忍。

这样一来，似乎就得承认，韩非高出孔夫子一筹了。即使不能将法家与法治等量齐观，我们还是要说：法治对于人治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韩非对于孔夫子的胜利！

在法家看来，除了高踞云端的帝王之外，所有人——包括官员——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是社会的唯一准绳，此外任何其他原则——包括先王遗教与圣人立言——都不能驾凌于法律之上，“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法律具有社会公认的神圣性，不以任何官员的意志为转移；如此等等。这些原则，在更完善的形式下，都被现代法治所确认。

另一方面，在上述各点上，孔学持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孔子本人及其门徒，对于个人身份的看重，是众所周知的，而这就谈不上法律上的人格平等。

在儒家看来，与意识形态化的“先王之道”比较，法律能算什么！至于儒家所独钟的“圣人之治”或者人治，绝不会让法律捆住手脚，“人言”之胜于法律，应被看成十分平常的事情。以上种种，在我们的数千年历史中，已经司空见惯，在承平年代也许并不显得很糟糕；但在动乱年代，尤其是在近代的黎明期，这一切就愈益显现其野蛮与荒诞，愈益不可容忍。

这样一来，似乎就得承认，韩非高出孔夫子一筹了。即使不能将法家与法治等量齐观，我们还是要说：法治对于人治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韩非对于孔夫子的胜利！

再尊孔抑韩

法治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今天固然远未完善，但已经带来史上从未有过的良治，让人类文明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艳丽之花。

不过，对于法治的赞颂，也就只能走到这一步了。法治固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它如同任何人类创造物一样，并非无懈可击。当今世界，差堪完善的法治国家多矣，但圣人理想中的伊甸园却仍未见踪影。对于现代法治社会的诟病多多，最主要者是：

法治的根本功能是惩恶扬善。但对恶的惩治必定以暴力相随，而暴力在本质上却不容于善。一个不免暴力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尽善的理想社会；不排除暴力的法治，自然就不是完全理想的良治。

今天，无论东西方，对于死刑的非议，对于暴力执法的谴责等等，其声浪有日益高涨之势。人类面对的这些问题，未必能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解决。不妨说，此中所包含的对善的更高要求，已经超出法治理想之外。

在纯粹的法治理念中，没有给道德留下什么位置。法律与道德，是完全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来源、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功能。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对于纯化道德或许能提供更好的土壤，但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道德的普遍提升。

法律管不了轻佻、淫荡、冷酷、无礼、骄奢、诳妄、痴愚、虚伪等等败德行为。熟读孔氏之书的中国人，即使自身未必道骨仙风，却常常抱怨西方人德行有失，虽不免有文化偏见，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法治为社会提供的正面或负面的“榜样”，对于影响世道人心，当然不无作用。但是，法律并无直接的教化功能。要想依靠法律来推进“学雷锋”、在民众中弘扬理想主义、提高民族的精神境界……，那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们的文化人往往以中华“礼乐之邦”自傲，难免起因于受西方社会的种种负面现象的刺激。持极端看法者，可能认为，法治社会根本就缺乏应有的教化！

如上种种，让现代法治论者无计可施，更不必说，到韩非学说中去寻找灵感了。那么，在韩非无能为力的地方，孔夫子能否一展高手？客观的估计是：未必能，但不妨试试。希望源于孔学的某些本质优势。

孔学的核心是仁，或即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儒家都将仁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使任何不善的行为无容身之地，因而至少在原则上剥夺了任何暴行的合法性。

在儒家的精神法庭上，行恶者将逃不过审判。孔学对于德行的强调超过古今中外所有学说，正因为如此，才称以孔学为宗旨的历代王朝是“以德治国”，且以之与西人崇尚的“以法治国”相对立。至于教化，既是孔夫子本人毕生的使命，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的核心要求。

那么，以仁、道德、教化为核心内容的孔学，能够救现代法治之失吗？儒家人士的回答大概是：一定能，而且这正是他们当仁不让的职责。现代主义者当然不会这么乐观：孔学毕竟是一种古老过时的学说，未必能胜任复杂无比的现代使命。但至少能肯定一点：就克服现代法治的缺点而言，孔夫子的那几斧头也不妨一试；而韩非的本事则根本无用武之地。

这不就是说，孔夫子又胜韩非一筹吗？

孔夫子的这一次胜利，是人道原则的胜利。

如前所言，孔夫子并不长于治理；但其孜孜于人道，则是毋庸置疑的。孔夫子的仁、道德、教化，无不围绕一个“善”字；善当然是人道的核心。在

所有人类文明价值中，人道无疑是最高价值。无论是苏格拉底、耶稣、马克思，还是中国古代圣人，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天国，归根结底不是一个人道王国，又是什么呢？

韩非身上固然有种种优势：古代法治的框架，及对现代法治的启示，等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这场设定的二人博弈中，让韩非胜了两局。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在韩非身上却难找到人道。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描淡写的缺失，从现代眼光看来尤其如此。因此，在孔夫子与韩非的这场隔代较量中，我们不能不最终裁定：孔胜韩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