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坏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最好的！”
“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不坏的。”
你能满意于最不坏的吗？不过，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最不坏的。

概念

受开放之惠，最普通的中国人，也熟悉了一些新词汇，例如最大化、最小化等等。

沾点产业边的人，开口闭口就是“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只要牵涉利益，谁不竭力追求最好或者最优？追求极致嘛。

但是，最优未必总是可能的。不妨看看如下例子。

今摆出3份（注意不是3件！）物品：A. 一个苹果；B. 一块肥皂；C. 一个苹果加一块肥皂。

与市场上交换商品不同，此处假定苹果与肥皂是不可比较的，即不能说其中哪个比另一个好，不管其市场价值如何。这样，就不能在物品A与B中选出一个最好的。但是，三份物品却有一个最好的，它就是C。

至此，问题没有显示出任何复杂性。

现在再加上一份物品：D. 两个苹果。情况就有点复杂了。D当然比A好，但与B、C都不可比较。这样一来，从A—D四份物品中就选不出一份最好的来。

不过，与A、B比较，C、D似乎要好一些。

首先，C好过A与B，D好过A，因此C与D都不是最差的。其次，比C或D更好的也没有了。尽管C与D都不是最好的，但似乎接近于最好，只要将就点，也可考虑作为选择对象。

为了表达方便，不妨将如上的“准最优”取一个专名：最不坏的。

依据以上界定，所谓最不坏的，就是没有比它更好的，但可能有与它不能比较的。

“最不坏”很类似于所谓“帕累托最优”，帕累托（1848—1923）是著名的意大利经济学家。

注意，“最好”也包含了“不能比它更好”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最好”与“最不坏”并不冲突。

两者的区别在于：“最不坏的”可能与某个对象不能比较，而“最好”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好”与“最不坏”的这一本质区别又引出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最好的”只可能有一个；而“最不坏的”则可能有多个，它们互相不可比较，就如通常说的“各有所长”。在前述例子中，C与D就都是最不坏的。

“最好”与“最不坏”都涉及事物的比较，但后者承认有不可比较的事物存在。这是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其本质优势在于，意识到世界在质上的多样性，不同质的东西是不可以简单地比较优劣的。

你如何去比较苹果与咖啡、谦虚与聪明、民主与富裕？另一方面，“最不坏”概念也并非完全脱离比较：在那些可与之比较的事物中，它是最好的。

这就表明，相对于“最好”来说，“最不坏”是一个更合理的概念，它既具有合理的内涵，又可用于更宽广的领域。

你大概已经不耐烦这种抽象的分析，那么现在就进入实际事例的考察吧。

科举制

从隋文帝时代算起，中国至少已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份很特殊的遗产，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总该给它一个公正的评价。

首先看一下科举制有哪些优势。

科举制最大的优点是公平：它为各种出身、各种背景的读书人提供了平等的上升通道，尤其使贫寒子弟获得进入官场的机会，甚至出现“自茅舍直达宫廷”的景象，这种奇迹，在号称平等的今天，你也是看不到的。

为防止特权挤压贫寒子弟，古代不乏认真的制度设计。例如宋朝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考；康熙规定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不致妨孤寒之路”。

其次，总的来说，科举制具有择优的功能。

科场竞争无比激烈，选拔程序大体公平严格，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胜出者，在才智与德性上，一般不会是平庸之辈。

此外，经过长期提炼演进，科举制变得非常成熟稳定，其施行细节已经充分程序化，不大受政局变动的影响。

因此，科举制在民间有高度的信誉，这就可能对民间文化、教育活动提供稳定的导向。

那么，在王朝时代，是否有另一种选才制度，在上述所有方面都优于（或至少不次于）科举制呢？

看不出存在这样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没有一种选才制度比科举制更好。

另一方面，确实存在这样的选才制度，它与科举制相比互有优缺，例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就是。“举孝廉”当然在许多方面不及科举制，但不能不说在突出“德行评价”这一点上，它优于科举制。

综合以上两方面正好说明：科举制就是王朝时代的一种最不坏的选才制度。

你能满意于一种最不坏的选才制度吗？你会因为没有设计一种最好的选才制度而遗憾吗？问题是，哪来这种最好的制度呢？

历史并不能随意假设，没法设想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最不坏”这个字眼当然让人不舒服。如果你一定要说科举制就是古代最好的选才制度，作为一种欠严格的表述，亦未尝不可；只是记住，这仅仅是用词上的松动，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科举制只是“最不坏”，而不是“最好”。

高考制度

现行高考制度也够被人诟病的了，只差没有说是万恶之源！这件事情最典型地表现出国人思维方法上的欠缺。实际上，高考制度远没有那么坏。

现行高考制度有很突出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是公平，这可以说是继承了科举制的优点，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正是这种公平性，为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贫寒子弟提供了进大学的机会，“朝为放牛郎，暮登大学堂”这种事例，并不少见。

至于低分数的北京人进好学校的丑招，确实使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大打折扣，但那出在招生环节，而不在高考环节。而且，只要权力愿意改过来，大笔一划就够了。谁都知道，那是一个政治问题，完全不是什么考试问题。

其次，现行高考制度是高度单纯的，其操作之简便非任何其他办法可比。此外，考试科目与命题都有一定灵活性，对其进行适当调节，就可使高考成为中学教育的有效导向。

那些激烈批评现行高考制度的人，是否准备了一个更好的替代制度呢？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学员的制度就不必说了。就是今年出台的那种新制度会更好些吗？

一些人无视当下的社会风气，热衷于招生时利用中学成绩，我不知道袁先生设计了什么高明的办法，能够保证中学成绩与评语公平客观。对如此复杂的事情抱有信心，简直是如同儿戏！

天下学子最关心的就是公平，倘若失去了公平，夫复何言！几乎可以断定，新制度不可能优于原制度。

如果是这样，岂不是说，现行高考制度正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构建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谈何容易，而将其推倒，只需一个晚上，其贻害则可能弥之久远，能不三思而行吗？

近年来，教育部每年都有关于高考的新办法出台，可以说，新思想、新理念、新道道层出不穷。可惜，就是没有看到一个有望超越现行高考制度的、有现实可行性的新方案。

令人纳闷的是，谁都知道教育部并非什么教育专家荟萃之所，他们怎么能够如此自信？过分的自信可比不自信还要糟啊。

行政主导从来都是威力无穷，想要什么就能折腾出什么，只是不容易折腾出好东西来。与其承受一个更坏的制度之害，倒不如保留现在这个最不坏的老制度。

“最不坏”！不过三个字，看来对人还是很有吸引力啊。

民主制

对于现代民主制度，丘吉尔的评价就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可见丘吉尔并未失去理性，没有为了在冷战中战胜苏联阵营，就不顾一切地推销西方民主制度，干脆将它说成是最好的制度。

在这一点上，列宁的风格就坦荡得多，他干脆说，苏联的民主要比西方民主高出“千百万倍”！这使得苏联人听起来有多痛快！即使将列宁的话打一万倍的折扣，也还有“千百倍”。这真叫说话的艺术。

不过，无论说话艺术如何，也得看看西方民主到底怎样。

丘吉尔敢将民主制度说成是最不坏的制度，还是有一点底气的。

民主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即使它未必能选出最优秀的领袖，但至少可选出最不坏的领袖，而不会将最危险的人扶上台去；就算某个“坏蛋”上了台，民主制度也一定能运用其自身机制将其拉下来。

但立即会有人反驳：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还不是将希特勒选上了！

这个说法已经流行好几十年了，确使不少人深感疑惑。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的民主制度就已名存实亡了；否则，如何解释纳粹冲锋队——它不过是希特勒的私家武装——能够那样打遍德国而不受任何制裁？选出希特勒的选民，不正是在冲锋队的棍棒威胁下走向投票站的吗？

此外，民主制度的其他一些优点也是货真价实的。

民主制度为官员所设定的监督，即使不算密不透风，也绝对不是贪腐之徒可以肆意触犯的，只要看看那些因涉嫌贪渎而遭起诉甚至服刑的国家首脑——例如卢泰愚、希拉克、贝卢斯科尼等等——就够了。

可以肯定，欧美国家官场中的贪腐，与大多数专制国家相比，实属微不足道。似成问题的是，那里贪腐案发的消息依然不时传来，致使我们这里的某些媒体人颇感自慰：“你看，人家并不比我们干净！”殊不知，这些事例恰好证明，那里的监督之网很难放过任何违法之徒。

民主制度为国家带来的长治久安，更是与专制国家的动乱频发形成鲜明对比。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从未发生过政变之类的危机；美国自立国以来，除去短暂的南北战争之外，从未有过任何动乱；自二战结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宁、气氛祥和，是世界各地移民的首选之地。

那些政变频发的专制国家就不说了，只要看看我们维持稳定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就知道因民主缺失而为使社会稳定所付出的成本有多大了。而民主制的成本恰恰是最低的。

民主制度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也十分明显。

今天，欧美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或许并不格外突出，但其精神文化优势却日益显现。即使那些在经济、军事领域气壮如牛的威权主义大国，也没有在教育、科技、艺术等领域迅速赶上欧美的底气；否则，就不会有那样多的权贵争先恐后地将子女送往西方了。

那么，是否存在明显优于民主制度的其他制度呢？

今天，能够与民主制度较量的，大概只剩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治制度与威权主义制度了。

在已提到的民主制的诸项优势方面，另外两种制度足以构成挑战吗？目前看不出有这种迹象。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岂不能说，民主制确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吗？

且不说民主制是否为最好的制度，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大概也不能说，民主制是一种有如洪水猛兽般的危险之物，应归入“绝不能搞的那一套”了。

最好与最不坏

人类在许多领域都面临选择，例如选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高考制度、货币制度、医疗制度，等等。

是选择最好的还是最不坏的，或许会是一个长久困惑人们的问题。

任何非最好的选择，都会留下深深的遗憾，也会引致理想主义者的无止境的批评，就像高考制度、民主制度等不断遭到批评一样。

希望选择“最好”，将是永远摆脱不了的诱惑，这关联着人类本能的无止境的欲望。但在这件事上，人类注定是可悲的。

世界从来就不完美，更不可能有什么绝对完美的东西馈赠给人类。对于完美的追求，几乎注定得不到满足，看来是人类难逃的劫数。

除了某种极端特殊情况之外，“最好的”将永远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影。在对这个幻影的无止境追逐中，人们要么耗尽大部分精力，要么陷入某个诱人的乌托邦泥潭而不能自拔。

因此，结论看来只能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最好”的追求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可悲的幼稚。

那么“最不坏”呢？

“最不坏的”东西往往已在现实中暴露出种种缺陷，可能口碑欠佳。

将一种明显地有欠缺的东西作为追求目标，或者作为坚守对象，对于任何决策者的智慧与意志力，都是一严重的考验。

首先，你所认定的目标果然是“最不坏的”吗？

其次，对于你所认定的最不坏的目标，如果公众不能接受，而且几乎众口一词，又当如何呢？你将一往无前还是相机行事、进退有度？这些都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一个只有现实才能回答的问题。

但至少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你在放弃对“最好”的徒劳追求之后，应当随时准备追求“最不坏”的目标。

在经过若干“试错”之后，必有愈来愈多的人趋于理性，他们将对某个“最不坏”的选择感到满意。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这将是人们期待的应有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