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无农夫|月旦评
无论古今中外的上等人,对农夫投以怎样鄙夷的目光,人类生活中最悖天理的这一幕,幸而即将谢去了:人类将很快进入一个无农夫的时代。对此,置身于一个至少拥有一半农业人口的国度中,似乎完全无法想象。但在着意观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的人看来,这一前景几乎无法置疑。
消逝中的“物种”
在身居闹市、只知五谷来自超市的城里人看来,农夫简直是体面人之外的另一个物种,对其陌生的程度,甚至超过万里之外的异邦人。城乡之间的隔膜,并非只在地域上,更在心理上与情感上。将乡里人当作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
乡里人的真正困境,与其说是受鄙视,不如说是被忽视。
首先,人们几乎没有认真想过,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农夫构成人类的大多数。忽视人类中的大多数,似乎算不了最荒唐的事情。
想必你会说,这不过是中国特殊国情误导下的一种景观罢了。非也!不错,“中国有80%以上的农民”,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国人大概不会想到的是,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曾经也是如此,甚至过之无不及。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类这个“物种”,其文明历史就是从直接生产食物开始的。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不能不依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夫的供养为生;就在不久之前,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直至18世纪,在工业革命之摇篮的英国,还有90%的农业人口。如果不是这样,你读到的《呼啸山庄》或许就完全是另一个样了。
欧洲大陆甚至更在90%之上,法国就曾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95%!
至于今天雄踞发达国家之首的美国,你应当知道,当年那些筚路蓝缕开辟北美的殖民者,几乎全是农夫!你必定听说过,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至死都是农夫;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兴致勃勃地察看自己的庄稼地。
那时的美国,无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乡村。希望对此有更确切认知的人,不妨从《红字》、《乱世佳人》这类作品中去获取直观印象。
然而,这些都是昨天的景象了。
今天,没有哪个国家——除非完全与世隔绝——的农业人口不在急剧下降,主要工业国家更是下降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今天农夫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了4%,而美国则仅占2%。OECD之外的世界,当然还不致如此,但其变化亦不容小看。农夫所占的比例,土耳其从1960年代的3/4下降到了1/3,印度尼西亚从67%下降到了44%,菲律宾从53%下降到37%,泰国从82%下降到46%。即便是最不被看好的巴基斯坦,也到了50%以下。
就是举世公认的农业大国中国,也没有置身于这一强劲潮流之外:农业人口从1950年的85%下降到了现在的60%以下。
就在并不遥远的1960年代,超过半数农业人口的国家,欧洲还有5个,亚洲18个,美洲11个,此外还有今天已进入发达社会的韩国以及台湾地区。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今天已看不到半数人务农的那种田园景象。
当然,这个世界仍然保存了一些传统农业社会的顽固堡垒,只是它们已退縮到少人涉足的世界角落:黑非洲及亚洲的某些极不发达地区,例如朝鲜、缅甸、孟加拉等。
今天的世界图景已如此今非昔比,且不说英国作家勃朗特姐妹时代的人无法想象,就是现代人在不经意的一瞥之下,也不免触目惊心。
我在游历欧洲时,曾刻意留心欧洲的农村,尤其想一睹现代欧洲农民的风采。但纵横千里之地,尽管遍地庄稼,却就是不见农夫踪影。真的,想象中劳作于田间的农夫,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过。
何以至此,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难道那绿色地毯般的庄稼都是城里人种下的?当然,我还不至于真的怀疑,欧洲依然有农夫在;但其少之又少,且其工作模式完全不同于往昔,则是绝无疑问的。
况且,今天硕果仅存的那一点点农夫,也绝非昔比了。至少在欧美各地,当农夫已不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职业。如果你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具备涉及生物学、农学、电子学等等的广博知识与技能,就别想下地种田了,趁早去城里找一份简单得多的营生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偶尔听说,丹麦农民不能将其田产传给没有农学文凭的儿子,惊奇得收不回伸出的舌头。30年之后,今天对此应当不再有任何疑问了。
不妨说,今天的欧美农夫,是从业者中的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与其前一个世纪的先辈,在知识、技能、追求、风尚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而与任何当代体面职业人则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对此,你如果仍然心存疑问,那么不妨看一个举世皆知的现代农夫,他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不要以为卡特仅仅是出身农家而已,他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夫——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主,1980年卸任总统之后,就回他的农场种花生去了。
当然,非中国农夫容易想象得到的,卡特和其他美国农夫一样,有大量的“农闲”时间,他依然可以写作与从事社会活动。与别人不同的是,卡特对于木工情有独钟,许多时间都用来义务帮助邻居修理房屋家具了。
考虑到以上两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涵上,今天的农夫已非昔比了。极而言之,难道不可以说,作为一个群体或者“物种”的农夫,已经消逝了吗?你会说,欧美之外的不发达地区还早着呢。不能否定这种差距。但考虑到在全球范围内农业人口急剧减少的趋势,考虑到即使在第三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说农夫这个“物种”正在消逝中,是肯定无疑的。而这就意味着:
明天的地球,将是一个无农夫的世界!
喜乎悲乎?
我说农夫已经或正在消逝,只是指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并未附加任何价值判断。如果涉及善恶得失,或许人们分歧就大了,不免引出一番琐碎议论。
问题简单说来便是:一个没有或者少有农夫的世界,谁会欢呼?谁会哭泣?
欢呼者中,首先就有那些将高楼大厦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这些人可定义为现代化拜物教徒,他们对于与粗鄙祖先联系起来的一切,都希望弃于一旦。
现代化的最光鲜的体现无疑是城市化,这正是当下朝野都热挺的事情。从城市化的目标看来,再没有比农夫消逝更好的事情了:一个没有农夫的世界,岂止是迈向城市化,世上就只剩下城市而再无其他了。因此,城市化的倡导者必定热烈欢呼农夫的减少;任何加速农夫群体縮减的举措,都是城市化进程的福音。
或许更有趣的问题是,谁在为农夫的消逝而哭泣呢?
整整一个人类群体,而且是长期主导人类生活的群体,默然退出历史舞台,竟然被当作值得庆贺的喜事,似乎匪夷所思。联想到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还将千千万万个壮志满怀的学子赶往乡下,说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更使人不胜唏嘘。
世道变化之大,岂在常人的意料之中!我不知道,今天还有多少人仍然执意要在“广阔天地”中扎根一辈子。如果有人如此,他能认可与赞赏农夫渐趋消失这种历史进程吗?因此,在为农夫消逝而哭泣的人中,首先就有曾经且坚持扎根于农村的人。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种人在,但可以肯定,有人仍然坚持要求别人去农村扎根,他们不可能乐见一个无农夫的世界。
伟大领袖几乎不隐晦自己对于城市的疑虑与厌恶,是否真的设想过下放城市人口来逐步弱化城市,则不得而知。人们知道的只是,他对其得意门生波尔布特说过:你干了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波尔布特确实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将首都金边整整两百万城市人口赶到了农村!可惜,这一增加农夫的举措并不成功,因为这些城里人受不了波尔布特的暴虐,大多死于非命了。
此外,为农夫消逝而哭泣的人,也包括那些对未来具有乌托邦情结的人,他们是已不存在的人民公社的精神继承者。经历过大跃进癫狂的人,都还记得那个时代的传道真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谁又不想去共产主义天堂坐享荣华呢,但为此就得经由人民公社,那里无论被描绘成什么花花世界,但总归是乡村啊,能够没有农夫吗?
可见,一个没有农夫的世界,与人民公社的理想,绝对水火不相容。无论理论家们对人民公社作了多少文明包装,其最高境界终究不过是一种农民理想,是推行“五斗米道”的张道陵的奇异幻想的现代版。
理想中的天堂,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村落社会,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家长制下的宗法社会的理想化,它的权威表达,在大跃进年代已由人民公社的理论家们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文人们编织的理想本来就是镜花水月,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却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批信徒,这就是那些深怀乌托邦情结的原教旨主义者。
面对今天或明天的无农夫的世界,原教旨主义者们能不痛心疾首吗?
最后,为农夫消逝而哭泣者,还有那些挚爱乡村环境的传统主义者,他们是陶渊明的现代传人。“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这种诗情画意,在闹市中何处可寻?
你会说,即使农夫已逝,岂不山河犹在?但一个不见农夫的乡村,有何菊可采、何篱可依?在那里你将再也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看不到路边农舍,看不到古代文人与现代乡土文学作家所珍视的一切。能不为此而怅然若失吗?
最后的农夫
让上述所有哭泣者尚可宽慰的是,今天毕竟还有农夫在,尤其是在第一号农业大国中国。
那么,尚在的农夫在想什么呢?他们是最后一代农夫吗?
理智的看法是,他们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代农夫。让中国农村达到美国那种发达程度,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或许需要整整一个世纪。
然而,这一层考虑并不在今天中国农夫的关注之内。现代化的诱惑是如此强烈,几乎没有什么人心甘情愿坚守乡下那一亩三分地了。即使不得已留在乡下,也认定自己就是最后一代农夫,不会让其子女继续做农夫了。
情况真是这样吗?你就到今日乡村中去走走看吧。也不必盲目相信别人告诉你,说什么今日农村田园荒芜,万户萧疏。如果是那样,你也不可能还每天将鱼米果蔬端上餐桌了。农夫们至少暂时还在坚守着,仅此,我们就应感恩不尽!但没有人能够劝阻他们——自己或子弟——尽快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干嘛不呢,乡村的生存状况能留住人吗?
谁都知道,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农民被称为弱势群体。这自然是指,在当今中国所提供的那个蛋糕中,农民所得的那份最小,而受到的脸色则最差。
很少有人去想的是,恰恰是这个群体为中华文明——更准确地说是为稳定历代统治——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全赖农夫的辛劳,让天下人有无日可少的盘中餐,这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且不去说。
最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正是农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将好几位皇帝推上龙椅,其中就包括刘邦、刘秀、朱元璋及其现代传人。且不说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将朱元璋推上龙椅就绝对不是好事——,坐上龙椅的人总不该忘了农夫们吧?至少,不应构想出某个“城乡二元化”的高超理论来刻意贬抑农夫吧?
结果只能是,每个农夫都会竭力逃离农村,至少让其子弟外出谋生,如早已流行的俗语,这叫做“跳龙门”。如果经一代人的努力终于梦想成真,那么其父辈就真的成了最后一代农夫。当然,好运未必降临于每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农夫仍将是子承父业的职业。
可见,说到“最后的农夫”,未必限于一代人。
乘末班车者不免给人以倒运的印象,其生存状况肯定无人羡慕。如果毕竟有点好消息,那就是今日农夫并不乏交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最后的农夫”们希望之所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能够鼓捣出某些新门路的“活农民”逐渐多起来,他们组成农村中的企业家群体。无论在财富与地位上,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提升到这样的程度,再也不必在意,依常规途径从社会所得的微小了。
或许,正是因为成功农夫的示范效应,使农夫这一职业不再那么灰暗了,这就不免使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冒险一试,其中不乏某些想换换环境的城里人。弄出较大动静、以致引起媒体注意者,也大有人在,像陈佩斯、褚时健这类名满天下的新农夫,其知名度究竟是基于他们的旧名气,还是有赖于他们在荒山野岭中开辟果园的艰苦创业,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今天,成功的农夫——无论他们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能人——或许并不多,但正是他们代表了农夫的未来。既然不成功的农夫迟早会选择离开土地,留下来的人总会多一点能耐,而这就使农夫队伍的整体质量趋于上升。
如果这种推理能够成立,那么最终结果只能是,最后的农夫将为数甚少,个体能力不低,经营灵活,绩效不俗。一旦达到这种程度,他们就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夫了。
可见,最后的农夫,实际上已不再是农夫。于是,“世上无农夫”,成为真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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