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必自信

“你也太不自信了，就不能挺住，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不要太自信，情况未必如你所说的那样，怎么能固执己见呢？”
可见，“自信”究竟是好是坏，似乎还在两可之间。就常人的心理习惯而言，或许更乐见“自信”。但当下“自信”的鼓噪甚嚣尘上，又表明迷恋“自信”实属不智。看来，对于“自信”还不能漫不经心，需要一番理性的分析。

自信之要素

自信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单纯。 “自信”的构成含三个要素：自信的主体、自信的对象与自信的理由。

自信的主体
即谁自信。可能是“我自信”、“他自信”、“我们自信”、“他们自信”，等等。

说“我自信”的权利永远不成问题，那只是说出了我个人的一种自我肯定，无论肯定的理由是否充分。

至于自信的主体不是我的情况，那就完全不同了。

说“他自信”，你能肯定他真的自信吗？

此处要解释的，首先还不是他自信的理由，而是你肯定认为他有自信的理由。

说“我们自信”就更难了。这是指我们的头自信，还是我们中每个人自信？

认为“我们的头自信”就是“我们自信”，在语义、逻辑、法理上都说不通，恐怕稍有现代意识的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说“我们自信”就是“我们每个人自信”，在逻辑上当然没有问题，但现实上问题就大了：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并不很小，你怎能确信我们中每个人都自信呢？人们怎能确信你已经了解过每个人了呢？

在他人看来，你所认为的“每个人自信”很可能是一种武断，除非你有权利将那些不自信的个体从“我们”中排除出去。说“他们自信”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因此，除了说“我自信”之外，轻言自信都难以取信于人。

自信的对象
即自信什么。能成为自信对象的东西就多了，不胜枚举。但自信的对象一定要是自信主体的行为对象，而不能是某个与主体无关的事物，例如，“我自信理论”这样的句子，在语义与逻辑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完全没有表达“我”与“理论”处于什么关系。

从逻辑结构上说，自信的对象实际上是主体的某个判断。例如，“理论自信”可能意味着“我自信有创立那个理论的能力”，或者“我自信我信仰的那个理论是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自信的对象分别是“我有……能力”与“我认为……正确”，两者都是我的判断，究竟意指哪个判断，那就只有去问衣俊卿了。当然，上面的“我”亦可换成“我们”。

因此，无论具体说来自信对象如何五花八门，总可归于如下句式：“我自信我判断……是对的”，即自信的永远是主体的某个判断，包括对能力、是非等等的判断。

可见，自信的只是主体的某个意见，并非某个天然正确或已被证明的客观真理。

自信的理由
即为什么自信。依据对自信对象的分析，自信的理由也就是自信的那个判断成立的理由。

例如，“理论自信”的理由，就是“判定有能力创立那个理论”或者“判定那个理论正确”的理由。

在大多数情况下，解释自信的充分理由，都是不容易的。自信的主体也未必有义务申述他（或他们）所持的理由，除非他已无法回避他人的质疑。

例如，在自请某项任务时，你完全可以拍着胸脯说：这事交给我好了，我完全自信！未必要详细说出自信的理由。但若你的上司追问你凭什么能，你就不能不说理由了。

自信是否需要申述理由，主要决定于自信的表达是否涉及公共议题。官员自信“能够如何”，当然应当申述理由，否则何以取信于民？

至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例如“我自信能活一百岁”，“我自信能追上她”，这纯属你的私事，无论合理与否，他人都无权追问你自信的理由，说不说理由概听尊便。

合理自信

显然，不是任何自信都具有合理性。例如，“我自信能活一万岁”、“我们自信已掌握宇宙真理”这类自信，就没有什么合理性，不会有人真当一回事。

自信合理与否，取决于自信所持的理由是否充分。在最无理由的情况下依然自信满满，那就是盲目自信；盲目自信而又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那就是刚愎自用。这是自信的非合理极端。

另一个极端是理由足够充分的自信，例如“我自信我没有撒谎”、“我们自信开放的选择是正确的”，就是如此。

大多数自信，处于两个极端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其合理性的大小正比于自信理由的多寡，而与宣称自信的声音大小无关。

自信的价值，则决定于其合理性。盲目自信与刚愎自用毫无价值可言，而完全合理的自信是力量的源泉，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对于自信是否需要拷问其合理性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对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应作严格区别。

在私人领域，自信的合理性固然不失其意义，但未必是他人所宜评议或追究的事情。

例如，某个中材以下的人，对于创建一个新宇宙论自信满满，旁人或许觉得可笑，但未必值得你去强力阻止，除非你是他的至亲，或者，你是他的科研主管；在后一种情况下，事情已进入公共领域，不再是一个私人议题了。

至于那些纯属私人生活空间中的事情，无论合理性如何，个人的自信都不容他人置喙。例如，任何丑八怪都有权声称“自信自己美貌绝伦”。

在公共领域，公众人物对于公共议题所表达的任何自信，都得经受公众的反复拷问，以证明其合理性。

如前所述，任何自信不过是自信主体对其判断的自我肯定，而这种肯定不能不受到他人的质疑，唯有通过申述充分的理由来解除人们的疑惑，才能呈现自信的合理性。在公共领域，自信的合理性愈高，就愈能激发公众的热情。

因此，公众人物不能只说出几个自信，就算完事，然后就静候他人鼓掌了。

在大多数人眼中，自信似乎总是一个好心态。其实不然，自信有利有弊，其利弊得失也不纯粹决定于自信的合理性，还与许多其他因素有关，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宁可将自信看作一个中性词；只有依据具体情况，才能决定对它的褒贬。

自信之利

首先强调一点：任何自信都可能是有利的，即使那些看来合理性很低的自信也是如此。完全盲目的自信似乎应当除外，但你怎么能轻易肯定什么自信是完全盲目的呢？

自信的价值在于，自信的主体常常能从其自信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将驱使自信者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一般说来，自信的合理性愈高，自信就愈强烈，自信者的动力也愈充足。

当然，这对于成功未必是充分的，除了目标本身的现实性之外，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仍然十分重要；自信不一定带来成功。

你必定更乐见一些成功的例子。

哥伦布带领他的船队驶向茫茫的大西洋时，对于到达新大陆肯定有极高的自信；否则，他很难在险象环生、前途莫测的途程中挺下去。

至于他的水手，就远没有他那样自信了。面对同样的艰险，正是因为水手们自信度较低，精神支撑较弱，忍耐力就低得多，不断闹着要返航，差点将哥伦布丢入了大海。

谭嗣同、林觉民等义士的慷慨赴死，当然主要是其信仰与节操使然。但如果没有对其事业成功在望、自己肯定将百世流芳的高度自信，如果不是这种自信给予的巨大精神力量，他们在赴死之际，能那样泰然自若、笑对死神吗？

在科学技术领域，不少研究项目既艰难辛苦又旷日持久，无数次的重复实验更可能让人烦躁透顶；对研究者的考验，既是其科学献身精神，更是其对达致项目目标的高度自信。

今天人们在坐享袁隆平的科研成果时，不过知道他做了水稻杂交罢了，哪里去想，他在试验田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用杂交方法培育新品种就要那么长时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路径没有足够的自信，他怎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艰苦实验呢？

自信之弊

自信并非总是好事，亦可能带来危害——恰好这一点通常被忽略了，似乎更值得强调。

所有的自信都有其弊，即使是那些看来合理性很高的自信也是如此。完全合理的自信也许应当除外，但你怎么知道哪些自信是完全合理的呢？

自信之所以可能有害，是因为你确信无疑的判断未必是可靠的。如果那个判断实际上是错的，而你由于过分自信，固守成见，一直走下去，就只有碰壁了。

那些仅将自信维持在某种合理程度上的人，通常不固执己见，能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在意识到误判时，就知道迷途知返，或者改弦易辙，脱离险境；唯有这些人可以破除自信之弊。

看一些为过分自信所害的例子。

诸葛亮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智者之一。不过他认定以蜀国之力，可以光复中原，一统天下，复兴汉室，就完全是误判了；他基于这种误判的自信，当然没有什么合理性。

然而，诸葛亮却至死不悟，六出祁山，每次都无功而返，直至将蜀国的微薄国力消耗殆尽，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这岂非自信所害？能够全怪“天不助我”吗？

如果从俄罗斯人加给斯大林的种种天才头衔来看，斯大林的智慧就远在诸葛亮之上了。不过，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超天才，过分自信也是要受惩罚的。

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就认准了希特勒这个盟友。1941年，考验斯大林这份自信的时刻来到了。实际上，6月22日发动进攻苏联这个日子，希特勒早就定好了。苏联的特工也从各种渠道将这条情报送到了莫斯科。

但自信的斯大林就是不为所动，他宁愿相信这是西方放的烟幕，也不肯承认盟友希特勒会背叛他。这一盲目自信的可悲后果众所周知，不去说它。俄罗斯人可以用后来的胜利结局，将起初的空前挫败遮掩过去，但因此而丧生的那数百万苏军士兵，就永无复生之日了。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缔造共和，至今被尊为国父，其德行才智乃众所公认。即使一代伟人，亦不免为过度自信所累。

1912年南北和议之后，国柄已操于袁氏之手，一些党人不免心中怏怏。但大局已定，举国上下，人心思安。袁氏一世枭雄，固非仁厚之辈，但当时并无大错，即使孙中山的大多数旧部，也不愿意再起纷争；即便宋教仁一案事出蹊跷，也宁愿静候法律程序。但孙中山拍案而起，立树大旗，组织二次革命。

孙盲目自信，以为江南乃革命党人起事之地，必定一呼百应，至少南方传檄可定，进而不难推倒袁氏。这一估计完全一厢情愿，结果应者寥寥，连黄兴等大佬也没信心。眼看形势危殆，孙中山人在虎上，岂肯遽下？以至一败涂地，让进入民国政权系统中的国民党人扫地出门，给其后多少年的中国政局发展造成极不利的影响。

后来国民党主导的官方舆论，当然将账全算在袁世凯头上。但客观地说，孙中山过分自信，一意孤行，酿成败局，实在难辞其咎。

如果与导致文革惨祸的一意孤行相比，那么孙中山的过分自信就不算什么了。

想象一下如下景象吧。现在有人驾车高速朝悬崖驶去，旁人小心告诉他：有危险，拐弯吧！他愤然：真是小脚女人，畏首畏尾！继续前奔；旁人又慌张地提醒他：真有危险，回车吧！他勃然：老右倾，总唱反调！猛踩油门加速；旁人不免哭喊：前面就是悬崖啦！他大怒：形势大好，就是你在抹黑！直往悬崖冲去。但掉下悬崖的可不是一辆普通的车，上面载着几亿人啊。这就是1960年代中国经历的惨祸，那种史无前例的一意孤行还可理喻吗？

有了最后这个事例，再说过度自信危害的其他例子，就不再使人感兴趣了。

如果说，私人领域的过分自信只可能给个人带来损害，那么公共领域的过分自信就真正害莫大焉，上面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因此，不妨特别强调，对以国家名义表达的自信，应持足够慎重的态度。这种自信将面对多重风险。

首先，如已经提到的，怎么能够肯定高官或者理论家所表达的自信，能被所有社会成员认同呢？

其次，自信不过是肯定自己判断的一种意见，并非什么经过证明的、或者法定的结论，如同任何其他意见一样，并不能免于被质疑。即使是全社会一致认可的自信，也未必就是合理的；一旦误入歧途，更难纠正，因而明智的领导者更要持有高度戒心，适度抑制自信的热度。

受民族主义狂热支配、非理性地挑战大国的那种盲目自信，尤其值得高度警惕，它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委内瑞拉、朝鲜、乌克兰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它们今天都在其过度自负的后果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