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悖其实

看了这个标题，你该笑话了：“嗨！连标题还错一个字呢，应该是名符其实嘛。”不！我要说的正是名悖其实。顾名思义，名悖其实者，名实相悖之谓也。名实相悖，多么糟糕！但这种事情不仅不缺，而且还一度相当普遍，这就值得一探究竟了。

世纪悖论

首先还是拿前苏联说事。这不免显得小人气，人家已是死老虎啦。无非是想图个方便而已——到哪里去找这种不必避讳的现成例子？偌大帝国，何以会亡？论者千千万万，此处都不置评。依我之见，三大悖论的世纪纠缠，任何巨人也无法消受，岂能不亡！三大悖论就是：

弃社会的社会主义，舍人民的人民国家，高墙之内的平等自由。

社会主义可不是什么新名词，更不是俄国人的发明创造；它在立志改造社会的思想家的宏图中，至少已被酝酿三百年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先行者来说，社会主义的真义，无疑首先是“社会”至高无上，特别它应当居于政府之上。这意味着，一切权力应当操于社会之手，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

社会掌握经济权力，意味着以某种“社会所有制”代替个体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今日大行于世的股份制，可看作社会所有制的某种原型。

社会掌握政治权力意味着，一方面社会组织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得到充分自治；另一方面，由社会公仆组成的一个小政府，其有限的权威完全来自社会的授权。

社会掌握精神权力意味着，诸如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艺术、宗教等等都属于民间活动，由一定的社会组织协调，不受国家的统制或干预。

简言之，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在所有方面社会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

具有这种特质的社会主义，岂非“只应天上有，从来世上无”？几百年前人们也不能不这样想。但今天之世界已大不一样了，不少发达社会已非常接近于这种理想状态。如果英美德等国还不足以当此殊荣，那么你不妨估量一下，被举世推崇的几个北欧国家如何？如果承认这一事实，那么能够说，社会主义理想完全不现实吗？

然而，如上所述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属于苏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反其道而行之：在超级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社会完全萎缩至被人忽略；全部经济资源由国家垄断，不存在任何自发的经济活动；国家的严密管控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肌体，甚至每一毛孔，无论在政治或精神文化领域，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自治组织与自治活动。实际上，除了执政党及其完全操控下的如工会一类的官方组织之外，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组织。

在这种社会主义之下，社会已如此可怜巴巴地匍伏于地，连存活都成疑问，何谈自主自治！无怪乎在苏联时代，甚至不容许社会学存在！社会竟然被国家扼杀，这还算什么社会主义？！何不就称为国家主义，或许更加名正言顺？社会主义竟成了国家主义，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当然会深表赞成，但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们会欣然认可吗？

说到人民，世人分歧颇大。但不会有人否认，人民总归包括人口的大多数，自然也包括所有市井小民、白领蓝领。现代政治理念中最核心的观点是：主权在民。这意味着，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官员不过是被雇用的公仆。这未免过于理想化，哪能当真？生活在东方社会的人，更加不能不这样想。

但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人民的选举权、监察权、知情权等可不是可以不予理会的摆设。
丘吉尔无疑是二战中的大英雄，希特勒对他也是无可奈何，但战后英国人民不愿再雇用他，他能以功臣自居，赖在首相位子上不走吗？尼克松无疑是一位强势总统，但一旦犯了事——无非对竞争对手使了点小动作，中国领袖几次当面安慰他：那算不了一回事——主人们硬是不依不饶，好歹免了他的刑罚，将其解雇了事。

人民的知情权也不是闹着玩的。奥巴马无非在“隐蔽战线”有些反恐动作，未及时对国会与新闻界作一交代，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之下弄得灰头土脸，看来在任上再也恢复不了元气。在法治社会中，民选领袖就常常如此不堪。民选领袖或者民选官员如果不怕人民、不经常讨好人民，那他就只有等着被轰下来了。

苏俄当然也把人民供在香案上顶礼膜拜，而且没有哪一件事不出自人民的名义，但永远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

官员？上级任命的；法令？依据领袖的天才思想制定的；信息？那是党的机密，永远不能公开。如果在1952年，居然有某位苏联公民，出于对领袖的热爱与公民的责任感，竟然异想天开地关注起第一公仆的健康来，提请有关部门告知他所关注的信息，人们一定会认为他真正疯了；除了等着掉脑袋，他还能有别的下场吗？

车臣人与鞑靼人，本来世世代代好好的生活在高加索与克里米亚，似乎并未被公开逐出人民队伍，却硬是被斯大林全部驱逐到西伯利亚与哈萨克斯坦的莽莽荒原上去了。

高达350万乌克兰人活活饿毙于1930年前后；俄罗斯人有多少被迁入古拉格群岛，简直无法统计——一个最近的估计数字是1950万—2200万，其中至少1/3被处死或死于劳改营。战后年代因上班迟到与未完成劳动定额而被判刑者多达600万人！人民如此不堪的国家，居然还被称为人民国家，肯定是语言出问题了！

在苏俄统治的几十年中，它的人民一直被教导说：西方的自由平等是虚伪的，只有在苏联才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平等。不过，今天已有那样多的人亲身体验过欧美生活，对于“虚伪的”自由平等，应当已有较理性的看法。那么，“真正的”自由平等又如何呢？苏俄势力范围内的东柏林人应该体会最深，他们在由刺刀守卫的柏林墙内生活了近30年。

1963年6月25日，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墙外所作的著名演讲《我是柏林人》中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道不是用来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墙。……自由困难重重，民主亦非完美；但我们从未筑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再不需要任何其他雄辩的论证了。

自由的第一块试金石应该是：能允许你的国民自由离境吗？苏俄太大，不可能筑一堵柏林墙那样的高墙圈住自己的国民。但是，苏俄人出境不见得更容易些，胆敢一试者如果不付出生命的代价，多半就得去妙不可言的古拉格群岛落户了。

因此，号称世界上最自由平等的国度，所拥有的就是高墙之内的自由平等——实质上等同于监狱中的自由与平等。

词语迷误？

在最讲究社会主义、人民与自由平等的国度，恰好最无视社会、人民与自由平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纯粹是一场骗局吗？一场震动了全世界、有数亿人卷入、有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的运动，显然不能用骗局来解释。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苏俄的思想先驱与开创者中，有不少人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的坚定信仰者，是有心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人。至少，俄国社会主义的鼻祖、列宁的导师普列汉诺夫，就正是这样的人。

如同任何重大历史事变一样，苏俄帝国历史自身的逻辑，远比其参与者的理念与意图更有力量。苏俄帝国后来的发展，未必是其开创者们所能预见到的。岂止如此，实际上，几乎所有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元勋最终都被斯大林消灭了。认为正是这些人有意设计了那个最后葬送自己的骗局，也未免太不近情理。而且，即使这些人能活下来，也未必会真正改变苏维埃运动的总趋势。

就是当苏俄帝国日益呈现其狰狞面目、苏俄的社会现实与其先驱者的理想已明显地背道而驰的时候，其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也并不认为他们的事业是背离社会主义、人民与自由平等的。恰恰相反，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所坚持的，正是社会主义、人民利益与自由平等，而帝国边墙之外的那些批评者，才是真正的压迫者、剥削者，是一切坏事的根源。如果没有1991年，如果苏俄帝国至今依然存在，这艘巨轮的驾驶者们的观念，也未必会有多大的改变。

这怎么可能呢？本来是一匹黑马，世界上竟有三分之一的人硬说它就是白马——人类分歧如此之大，实在太可惊了。

其所以如此，缘由植根于人类心灵史的深处，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些人的愚昧或诡诈。此处姑且不作深入的分析，只是指出一个较表面的、较容易看出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人民与自由平等，苏俄人有一种完全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来自70年封闭生活所培育的思维习惯，从外界观察者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苏俄人的回答很简单：他们所经历过的、每天能看到且体验到的现实就是！难道还能有另一个答案？他们只看到一个唯一的标本，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到这个标本之外去寻求答案呢？

人类思维的常态，总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苏俄人的回答只能是：“我们这里就是！”至于为什么是，它是否真正具备社会主义的要素，这不是他们需要回答的，而且是他们从未认真思考过的；理性的回答有赖于深入的分析与理论的思考，而那是思想家们的事；思想家们则未必愿意或敢于说出自己思考的结果。

这样，对于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那个荒唐悖论：最讲求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的地方，最缺少这些东西，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解释，这就是：东西方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使用了一些共同的词语，但各自对之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此说来，还是一场词语迷误啊。

这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在词语迷误的后面，难道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吗？

利益就是真理

如果苏俄的统治者及其批评者，不过是同处一教室的单纯学生，即使因词语迷误而发生争执，也不难很快将迷误澄清，未必会有多少人坚持谬见。但事涉两个阵营的争斗，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从来都是这样：

一个帝国无论它如何衰朽危殆，它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根本教义，因为那是它身家性命所系，或者叫核心利益所在。

1991年之后，集合在新旗手久加诺夫周围的那些遗老们，在苏联时代都不是等闲之辈，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不少人曾经处于苏共领导层的核心圈子内，久加诺夫本人就是前苏共高官，他们对于那个老大帝国的积弊与黑幕，哪能不清楚。久加诺夫岂会真的不清楚，苏俄帝国如何亏待它的人民，同时又如何厚待它的当权者？久加诺夫会真的看不到，当年他以其党内显贵的威严，与普通民众并无任何平等可言？他岂能忘记，他与其同僚当年经常美滋滋地光顾的特殊商店并不容平民插足？

他自然知道这一切，除非他存心要欺骗自己。但他能正视这一切吗？他能坦然承认：苏俄帝国一直标榜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还远离社会主义先驱者的理想吗？他能够坦然承认，正是苏俄帝国自身的缺陷导致了它的灭亡吗？即使他已看清了这一切，他也绝不可能这样说，甚至还不能这样想；要是这样，他的身边还能聚集追随者吗？

毫无疑问，在这件事上，起作用的不是逻辑，而是利益！政治家绝不弱智，岂能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

如果将上述分析用到契尔年科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斯大林时代，那么，就不难理解，苏联的宣传机器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坚持它的教义了——利益使然而已。

利益就是一切；而保住了利益，真理也就在其中了。

上面并未提到戈尔巴乔夫，并非遗漏或者忽略，而是因为在历届苏俄领袖中，戈尔巴乔夫确是一个异类。他坦然承认苏俄帝国的所有缺陷，其认识之全面与深刻，甚至不逊于那些党外批评者。

但是，不同于大多数独立观察者，他居然真诚地相信，只要坦然面对帝国的缺陷，并奋起克服这些缺陷，就仍然可能挽救这个帝国；他也真诚地相信，苏俄帝国的真正利益，不是仅仅宣称它忠于社会主义理想，而是要真正实行这些理想。

这样，在一群聪明的苏俄领袖面前，戈尔巴乔夫就显得特别愚笨，成了唯一的一个不懂得苏维埃逻辑的人，就成了既要揭穿皇帝的新装又要使皇帝不失脸面的人，其自相矛盾与天真，致使他得不到来自任何方面——包括他的同僚与苏俄制度的批评者——的理解与支持，其下场可悲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在历史的最终裁判面前，较之于坚守利益而不顾良知的那种聪明，戈尔巴乔夫的天真与愚笨，不多少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不更具有良知与道义的价值吗？在历史的裁判面前，他的失势又算得了什么呢？